张志坤：“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之治”

　　香港之乱，从沸反盈天到打砸抢烧，如今简直到了“巴勒斯坦”或者“叙利亚”的程度了，现在人们已经说不清这到底是动乱、暴乱抑或是恐乱，总之都是一个“乱”字了得，乱得十分厉害、乱得相当空前。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有人说，这是中国的责任，因为现代中国在政治上不合格，所以香港人民不愿意接受中国的统治，因而要谋求独立，要追求民主与自由，因而发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

　　对香港事件进行这般定位、得出如此结论者，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他们的政治词典和语言逻辑中，秉持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理所当然是万恶之源，一切问题与责任都可以照此归咎，即便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也同样如此。他们唯恐香港不乱，而是希望香港越乱越好。

　　还有人认为是香港特区政府不合格，对此有截然相反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香港特区政府没有顺应香港民众的诉求，走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一些香港市民造反而发动了这次街头运动;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太过软弱，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止暴平乱，以至酿成今天这场惊世骇俗的香港事件。显然，第一种是香港动乱支持者的说法，而后一种则是反对此次香港之乱者的意见。

　　也有人把问题归咎于外部势力对香港问题的插手与煽动，认为是那个著名的普世大潮在这里制造了又一场变相的“颜色革命”，是有些势力针对中国所开辟的新战场，他们要借助香港这块风水宝地来实现围堵、遏制与打压中国的战略目的;也有人把香港发生问题的缘由归因于教育，说回归以来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对学生没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去殖民化，并由此引申出香港97年的回归只是表面与浅层面的回归，而没有真正回归，香港需要第二次回归;更有甚者，还有人把矛头指向了“一国两制”，认为如果不是搞这个东西，而是干脆利落地把香港彻底收回，也不至于出现今天这样的大乱子了。这样三种说法，大致上是中国国内因为香港问题而出现的不同意见与争论。

　　上述种种，都属于盲人摸象、各执一端。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也都有各自能说得通的逻辑，归根结底都属于就事论事的急就章。窃以为，真正要反思香港此次事件的脉络由来、深层动力、内因外因，现在恐怕还很难能描摹全豹，从而得出正确和详实的结论。

　　但不管怎么说，香港此次大乱无比雄辩的证明，“香港之治”出了大问题，现在看来，迄今为止的“香港之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当明显的失败，尤其是教育权、司法权全面失控，更是这种失败的突出表现。

　　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发生的，但却不能因此把原因归咎于“一国两制”，这其中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在“一国两制”的总体框架下，可能出现今天的局面，也可能不出现今天的局面，中国的事情历来在“政”不在“制”，在“一国两制”的总体框架之下，采取何种“治”干系重大，最重要的还是香港的“政”与“治”。

　　笔者以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香港特区的资本家们在香港之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依靠资本家治理香港，恐怕不是办法。今日的香港之乱终究要归于湮灭，或者自灭，或者扑灭，但如果不改变目前香港的现行之政，那恐怕就要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了。

　　但这并不是此次香港事件给人们所带来的全部启示。此次香港之乱的启示意义在于，这是一堂重要且生动的政治课，对于全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它使人们知道，当今中国政治斗争依然激烈，在政治斗争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中国同西方世界之间严峻的战略对抗，而这种对抗根本就不是什么“分歧”，并没有什么“合作、共赢”的余地，也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管控”。

　　香港这场动乱来得非常必要，对于香港、澳门今后的发展不可或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后，中国还将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但“一国两制”下的具体之“政”之“治”，则需要推陈出新、吐故纳新、改革创新，这是香港乃至澳门今后所应该遵循政治逻辑，否则便不大可能有一个美好的前景与面貌。

　　更重要的是，香港这场动乱来得非常及时，它对于今后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极其有益的教训与借鉴。否则，在台湾问题上，很可能要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加以简单地复制，照样给未来遗留动乱与不稳的隐患。现在，有了香港这场乱局，未来台湾重蹈香港覆辙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