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从“二战”中吸取怎样的历史教训？

　　“二战”结束已74年了!然而，历史仍在影响着现实和未来。

　　无巧不成书。2019年的1月22日，这世界又发生了两起与“二战”历史相关的政治事件：

　　这天中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德国边境小城亚琛①签署了友好条约——《亚琛条约》。往昔“二战”中的死敌——德意志与法兰西，在化敌为友的今天，决心进一步强化“合作和一体化”，共同走向未来。

　　同一天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签署结束“二战”的法律文件——“和平条约”问题进行磋商，最后仍无果而终。

　　德国、日本，同是策动“二战”——这场史无前例人类浩劫的罪魁祸首，同是两个法西斯战败国。但两国在战败投降、吸取历史教训问题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取向。它们从不同立场对“二战”历史进行“反思”，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当今，并影响着不同的未来。

　　德国人真诚地认罪、悔罪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同年11月，盟国对纳粹德国的军政头目，包括内阁在内的6个组织进行“纽伦堡审判”，纳粹的法西斯暴行遭受充分的揭露与清算。

　　战后，德国虽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民族分裂，政治对立、意识形态各异;然而，在对纳粹德国“二战”罪行的认识上，却同持批判立场。两德统一后更是如此。尽管德国社会也不乏有为希特勒及其帮凶招魂的人，但总体上说，特别是德国的主流社会、主要政党，政府政要，都能直面历史，勇于承担“二战”的历史罪责。

　　早自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首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一次集会上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就公开承认：“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其后，总理阿登纳等历届多位德国领导人，均多次发出“认罪”、“悔罪”的声音。其中最为令人震惊的是：

　　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向华沙犹太人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时，在细雨蒙蒙中，突然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板上。被称为“惊世一跪”!勃兰特留下的一句名言是：“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

　　在战后德国的《基本法》中，更是明确规定：任何宣传纳粹思想、美化纳粹战犯、悬挂纳粹旗帜和呼喊口号的行为，均被视为非法，有关当事人均要被判罚或处以徒刑。

　　德国对战争罪行的深刻反省，获得了法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正是有了对“二战”历史的正确认识，并能正确吸取了历史教训，德、法这两个被称为“世代冤家”的国家，才出现了“化敌为友”的局面。1963年1月22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西德总理阿登纳，共同签订的《爱丽舍宫条约》(即《法德合作条约》)，决心把两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推动欧洲的一体化。条约规定，两国首脑和政府定期就外交、防务政策进行磋商和协调，强化两国青年、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民间情感的融合。

　　自《爱丽舍宫条约》签订以来，已过去了56年。如今，德、法两国在总结彻底和解、“化敌为友”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再签《亚琛条约》，无疑就是要进一步强化两国的融合、巩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

　　历史上，欧洲是战争频发的是非之地，“一战”、“二战”，两次世界大战的展开，都与德、法矛盾直接相关。法、德融合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无疑会让法、德两国的民族利益与欧洲的整体利益不断地趋同，这对化解欧洲内部纷争、消弭战争，无疑不可或缺，是唯一正道。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二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危机的必然性所造成;然而，资本主义各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无疑又是酿成战祸的必要条件。请勿忘记，纳粹所以能成气候，不正是希特勒煽动德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恶果?

　　诚如默克尔在本次签约仪式上所讲，当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我们所有的国家中都在变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四年，也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之后，一些原本不言而喻的事情开始再次受到怀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急需对欧盟内部的责任作出新的承诺，这也是德国与法国的责任。”

　　当今在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日趋嚣张之际，德、法《亚琛条约》的签订，尤为必要。它无疑是人类良知的觉醒，无疑是对罪恶再现防微杜渐的必须，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日本人不愿反省“二战”罪恶

　　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二战”战火首先在亚洲燃起，很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1941年12月，日军再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二战”范围进一步扩大。直到1945年9月2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实现无条件投降，“二战”战火最终才在亚洲熄灭。

　　“二战”历时14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毒气战、细菌战，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到处“万人坑”，处处“无人村”，真可谓：无恶不作，天人共愤。这场浩劫，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造成直接、间接的财产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

　　“二战”结束后，盟国虽然也对日本进行了“东京审判”，然而，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仅满足于日本对美国的臣服，除了对发动太平洋战争有关的几名战犯——东条英机等进行惩处外，对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根本没有进行真正的清算。其结果就是：

　　“二战”头号战犯裕仁压根儿未曾问罪，照样做他的“天皇”;甲级战犯的岸信介，战后仍然能复出担任首相;军国主义思潮根本未受认真批判，右翼团体继续猖狂;连象征日本法西斯的标志——“膏药旗”、日军武士道的军旗，依然耀武扬威┄┄

　　按理，早在1945年8月15日、9月2日，日本政府就向盟国——中苏美英四国，以天皇裕仁名义发布《停战诏书》和盖有“天皇御玺”的无条件投降书《降书》，庄严地承诺全部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条规定：“(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这就是说：日本的领土只局限于“四岛”，其他小岛主权归属，需由“吾人”——即盟国中苏美英“所决定”!)

　　可是，在美国的庇护下，战后日本实质上否定了上述内容。如今的日本，不仅与朝鲜争独岛，还与俄国争南千岛群岛，更与中国争钓鱼岛、争东海，这不就是在否定《降书》?是在翻“二战”的铁案?日本在“二战”对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缺乏起码应有的悔罪。

　　战后的日本政界、学界主流，大多不能正视“二战”历史。

　　他们混淆是非，恶意歪曲战争的起因与性质。把“侵略”称之为“进入”，把发动“二战”的侵华战争，称之为“大东亚共荣战争”;把这场法西斯侵略战争，胡诌成是“一场为了自存自卫、为了解放亚洲的战争”。(见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下就把法西斯侵略者，装扮成了“天使”、“解放者”。

　　他们死不认罪、悔罪，公然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胡说对“‘甲级战犯’存在误解”、“战犯在国内法上不是罪犯”;否认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残暴的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否认掳掠、奴役中国平民为“奴隶劳工”，否认731部队——进行生化、细菌战与进行“活体试验”;等等。

　　它们颠倒因果，不谈事情的前因后果，模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一面不承认加害他国诸如“南京大屠杀”等的罪行;一面却借着“东京大轰炸”与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事件，竭力把自己变成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骗取世人的同情。

　　它们无视历史教训，至今坚守“皇国史观”。把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对外侵略活动中的“战犯”，一概视为“英雄”，政客们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细观战后日本政坛，鲜有能认真反省“二战”侵略历史的头面人物。难得盼到的宫泽、河野和村山的“三大谈话”②，却被2015年安倍的一个谈话，就从实质上作了全盘否定。“安倍谈话”以回顾历届内阁对历史认识的方式，只间接提及“反省”、“道歉”，但作为现任首相却拒不“谢罪”。——相反，他却高调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必肩负“谢罪的宿命”!

　　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堪称化腐朽为神奇。不过，他们倒不是没有对“二战”进行“反思”，只是这个“反思”的价值取向错了!

　　以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人士，他们不是从“二战”中去反思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与罪恶，弃恶从善;而是“反思”他们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所谓“失误”。认为当年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后，就不应该松懈。如果当时日军能再接再厉、随后登陆美国西海岸，挺进落基山，逼降美国，日本就成功了。

　　在石原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眼里，大和民族就是“优”，其他民族就是“劣”，由他们来统治其他民族，似乎就是“天经地义”!他们至今仍崇尚丛林法则，迷信强权政治，因而，“反思”的结果，不仅未能正确地吸取“二战”的历史教训，反而强化了他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狂妄梦想。

　　1989年，石原曾经与盛田昭夫合写过一本叫《日本可以说“不”》的书，书中明确提出：日本已从战后事事依从美国的小弟弟，变成可跟美国和苏联抗衡的强国，日本掌握最尖端的半导体和物料技术，可左右军备发展，日本应善用这张牌向美国说“不”!“日本可在一年里造出核武器”!

　　看，吃人的野兽又露出了它的獠牙!石原的狂妄，让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的本性暴露无遗。

　　是的，“二战”离我们已经遥远。人们究竟要从“二战”的灾难中吸取怎样的历史教训?这是非常值得深思与警惕的。

　　此番德、法《亚琛条约》的签订，标志两国已走上民族和解、共同发展的道路，这无疑是正确反思“二战”历史的正道。反之，此番日、俄莫斯科首脑会谈的失败，是日本至今不承认“二战”历史、不愿正确反思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

　　德国、日本同为“二战”中的法西斯战败国，然而，它们却在走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说到底：弃恶从善是正道，怙恶不悛是邪路。相信正义必胜，邪恶必亡！

　　注释

　　①亚琛，是德国西部靠近比利时、荷兰边境的小城，历史上是查理大帝的诞生地。德、法、意在中世纪曾经是一家，同属查理大帝的查理曼帝国。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打内战，最终缔约、瓜分帝国，各据一方，其后成为法、德、意三个国家的雏型。德、法领导人选择在亚琛签约，具有追求友好、融合的象征性历史意义。

　　②“三大谈话”：

　　1982年的宫泽(时任官房长官)发表谈话，提出在日本教科书内容审定时不应刺激亚洲的“邻国条款”。当时修改日本教科书，把侵略他国的行动说成是“进入”，激起了亚洲各国的愤慨。宫泽针对此事发表声明，承认教科书不应该如此这般写。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发表谈话，承认日本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史实，表示反省道歉。

　　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并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