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从“二战”中吸取怎样的历史教训?


  “二战”结束已74年了!然而,历史仍在影响着现实和未来。

  无巧不成书。2019年的1月22日,这世界又发生了两起与“二战”历史相关的政治事件:

  这天中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德国边境小城亚琛①签署了友好条约——《亚琛条约》。往昔“二战”中的死敌——德意志与法兰西,在化敌为友的今天,决心进一步强化“合作和一体化”,共同走向未来。

  同一天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签署结束“二战”的法律文件——“和平条约”问题进行磋商,最后仍无果而终。

  德国、日本,同是策动“二战”——这场史无前例人类浩劫的罪魁祸首,同是两个法西斯战败国。但两国在战败投降、吸取历史教训问题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取向。它们从不同立场对“二战”历史进行“反思”,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当今,并影响着不同的未来。

  德国人真诚地认罪、悔罪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同年11月,盟国对纳粹德国的军政头目,包括内阁在内的6个组织进行“纽伦堡审判”,纳粹的法西斯暴行遭受充分的揭露与清算。

  战后,德国虽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民族分裂,政治对立、意识形态各异;然而,在对纳粹德国“二战”罪行的认识上,却同持批判立场。两德统一后更是如此。尽管德国社会也不乏有为希特勒及其帮凶招魂的人,但总体上说,特别是德国的主流社会、主要政党,政府政要,都能直面历史,勇于承担“二战”的历史罪责。

  早自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首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一次集会上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就公开承认:“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其后,总理阿登纳等历届多位德国领导人,均多次发出“认罪”、“悔罪”的声音。其中最为令人震惊的是:

  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向华沙犹太人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时,在细雨蒙蒙中,突然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板上。被称为“惊世一跪”!勃兰特留下的一句名言是:“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

  在战后德国的《基本法》中,更是明确规定:任何宣传纳粹思想、美化纳粹战犯、悬挂纳粹旗帜和呼喊口号的行为,均被视为非法,有关当事人均要被判罚或处以徒刑。

  德国对战争罪行的深刻反省,获得了法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正是有了对“二战”历史的正确认识,并能正确吸取了历史教训,德、法这两个被称为“世代冤家”的国家,才出现了“化敌为友”的局面。1963年1月22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西德总理阿登纳,共同签订的《爱丽舍宫条约》(即《法德合作条约》),决心把两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推动欧洲的一体化。条约规定,两国首脑和政府定期就外交、防务政策进行磋商和协调,强化两国青年、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民间情感的融合。

  自《爱丽舍宫条约》签订以来,已过去了56年。如今,德、法两国在总结彻底和解、“化敌为友”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再签《亚琛条约》,无疑就是要进一步强化两国的融合、巩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

  历史上,欧洲是战争频发的是非之地,“一战”、“二战”,两次世界大战的展开,都与德、法矛盾直接相关。法、德融合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无疑会让法、德两国的民族利益与欧洲的整体利益不断地趋同,这对化解欧洲内部纷争、消弭战争,无疑不可或缺,是唯一正道。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二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危机的必然性所造成;然而,资本主义各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无疑又是酿成战祸的必要条件。请勿忘记,纳粹所以能成气候,不正是希特勒煽动德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恶果?

  诚如默克尔在本次签约仪式上所讲,当今,“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我们所有的国家中都在变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四年,也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时间之后,一些原本不言而喻的事情开始再次受到怀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急需对欧盟内部的责任作出新的承诺,这也是德国与法国的责任。”

  当今在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日趋嚣张之际,德、法《亚琛条约》的签订,尤为必要。它无疑是人类良知的觉醒,无疑是对罪恶再现防微杜渐的必须,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日本人不愿反省“二战”罪恶

  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二战”战火首先在亚洲燃起,很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1941年12月,日军再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二战”范围进一步扩大。直到1945年9月2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实现无条件投降,“二战”战火最终才在亚洲熄灭。

  “二战”历时14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毒气战、细菌战,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到处“万人坑”,处处“无人村”,真可谓:无恶不作,天人共愤。这场浩劫,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造成直接、间接的财产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

  “二战”结束后,盟国虽然也对日本进行了“东京审判”,然而,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仅满足于日本对美国的臣服,除了对发动太平洋战争有关的几名战犯——东条英机等进行惩处外,对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根本没有进行真正的清算。其结果就是:

  “二战”头号战犯裕仁压根儿未曾问罪,照样做他的“天皇”;甲级战犯的岸信介,战后仍然能复出担任首相;军国主义思潮根本未受认真批判,右翼团体继续猖狂;连象征日本法西斯的标志——“膏药旗”、日军武士道的军旗,依然耀武扬威┄┄

  按理,早在1945年8月15日、9月2日,日本政府就向盟国——中苏美英四国,以天皇裕仁名义发布《停战诏书》和盖有“天皇御玺”的无条件投降书《降书》,庄严地承诺全部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条规定:“(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这就是说:日本的领土只局限于“四岛”,其他小岛主权归属,需由“吾人”——即盟国中苏美英“所决定”!)

  可是,在美国的庇护下,战后日本实质上否定了上述内容。如今的日本,不仅与朝鲜争独岛,还与俄国争南千岛群岛,更与中国争钓鱼岛、争东海,这不就是在否定《降书》?是在翻“二战”的铁案?日本在“二战”对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缺乏起码应有的悔罪。

  战后的日本政界、学界主流,大多不能正视“二战”历史。

  他们混淆是非,恶意歪曲战争的起因与性质。把“侵略”称之为“进入”,把发动“二战”的侵华战争,称之为“大东亚共荣战争”;把这场法西斯侵略战争,胡诌成是“一场为了自存自卫、为了解放亚洲的战争”。(见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下就把法西斯侵略者,装扮成了“天使”、“解放者”。

  他们死不认罪、悔罪,公然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胡说对“‘甲级战犯’存在误解”、“战犯在国内法上不是罪犯”;否认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残暴的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否认掳掠、奴役中国平民为“奴隶劳工”,否认731部队——进行生化、细菌战与进行“活体试验”;等等。

  它们颠倒因果,不谈事情的前因后果,模糊“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一面不承认加害他国诸如“南京大屠杀”等的罪行;一面却借着“东京大轰炸”与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事件,竭力把自己变成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骗取世人的同情。

  它们无视历史教训,至今坚守“皇国史观”。把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对外侵略活动中的“战犯”,一概视为“英雄”,政客们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细观战后日本政坛,鲜有能认真反省“二战”侵略历史的头面人物。难得盼到的宫泽、河野和村山的“三大谈话”②,却被2015年安倍的一个谈话,就从实质上作了全盘否定。“安倍谈话”以回顾历届内阁对历史认识的方式,只间接提及“反省”、“道歉”,但作为现任首相却拒不“谢罪”。——相反,他却高调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必肩负“谢罪的宿命”!

  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堪称化腐朽为神奇。不过,他们倒不是没有对“二战”进行“反思”,只是这个“反思”的价值取向错了!

  以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人士,他们不是从“二战”中去反思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与罪恶,弃恶从善;而是“反思”他们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所谓“失误”。认为当年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后,就不应该松懈。如果当时日军能再接再厉、随后登陆美国西海岸,挺进落基山,逼降美国,日本就成功了。

  在石原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眼里,大和民族就是“优”,其他民族就是“劣”,由他们来统治其他民族,似乎就是“天经地义”!他们至今仍崇尚丛林法则,迷信强权政治,因而,“反思”的结果,不仅未能正确地吸取“二战”的历史教训,反而强化了他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狂妄梦想。

  1989年,石原曾经与盛田昭夫合写过一本叫《日本可以说“不”》的书,书中明确提出:日本已从战后事事依从美国的小弟弟,变成可跟美国和苏联抗衡的强国,日本掌握最尖端的半导体和物料技术,可左右军备发展,日本应善用这张牌向美国说“不”!“日本可在一年里造出核武器”!

  看,吃人的野兽又露出了它的獠牙!石原的狂妄,让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的本性暴露无遗。

  是的,“二战”离我们已经遥远。人们究竟要从“二战”的灾难中吸取怎样的历史教训?这是非常值得深思与警惕的。

  此番德、法《亚琛条约》的签订,标志两国已走上民族和解、共同发展的道路,这无疑是正确反思“二战”历史的正道。反之,此番日、俄莫斯科首脑会谈的失败,是日本至今不承认“二战”历史、不愿正确反思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

  德国、日本同为“二战”中的法西斯战败国,然而,它们却在走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说到底:弃恶从善是正道,怙恶不悛是邪路。相信正义必胜,邪恶必亡!

  注释

  ①亚琛,是德国西部靠近比利时、荷兰边境的小城,历史上是查理大帝的诞生地。德、法、意在中世纪曾经是一家,同属查理大帝的查理曼帝国。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打内战,最终缔约、瓜分帝国,各据一方,其后成为法、德、意三个国家的雏型。德、法领导人选择在亚琛签约,具有追求友好、融合的象征性历史意义。

  ②“三大谈话”:

  1982年的宫泽(时任官房长官)发表谈话,提出在日本教科书内容审定时不应刺激亚洲的“邻国条款”。当时修改日本教科书,把侵略他国的行动说成是“进入”,激起了亚洲各国的愤慨。宫泽针对此事发表声明,承认教科书不应该如此这般写。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发表谈话,承认日本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史实,表示反省道歉。

  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讲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并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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