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评方方的“枉死论”：你对得起武汉吗？
01
湖北女作家方方的作品，我读的不多，但她2016年出版的《车欠埋》，我还是认真读过几遍的。一开始，非常惊讶于她极粗暴、极决绝地否定土改的立场，但后来看到其粗劣的文字，毫无逻辑的情节，也就释然了。
这是很简单常见的营销手法：因为不能“文学”，所以就“政治”，以取悦于“普世价值”占主流的文学界，一不留神在瑞典获一个文学奖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方方的这番操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车欠埋》一度被捧得很高，2017年，还获得了被舆论质疑是“糟蹋路遥”的“路遥文学奖”，将10万元奖金收入囊中。
2018年，方方失去了湖北省作协主席职务。此后她讲话或发文时，就常常以“虽然我现在不是作协主席”为起始语了，心中耿耿，其意难平。
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劝方方前作协主席一句：作家还是要靠作品传世，作协主席什么的，都是虚的。曹雪芹当过作协主席吗？没有，但他是公认的伟大作家。所以，您最好忘掉作协主席吧，把精力放到创作上来。
02
这段时间，蝙蝠因为被认为新冠病毒的最初携带者，被千夫所指，不怎么敢出来了，作协前主席方方忽然又活跃起来。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她的一篇短文，是讨论当下疫情的。文中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多的是一些灰黑的网络段子，看来，虽然身处武汉围城，但作协前主席仍然与真正的抗疫前线相距甚远，只能到虚拟空间去寻找创作素材了。
不过，方方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枉死者”的概念，用来特指那些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去世的人，还是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值得略加讨论。
何为“枉死”？
在现代汉语里，枉死的含义主要是指含冤而死。
那么，这些“枉死者”的怨怒又是指向谁呢？
如果是指向新冠病毒，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全国军民都动员起来了，新冠病毒正是我们要消灭和战胜的对象。
但作协前主席方方以“枉死者”的代言人自居，其怨怒明显不是指向新冠病毒，而是指向那些正在一线直接组织抗击病毒的各级干部，甚至那些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正在和病毒做殊死搏斗的一线医护人员。
方方不无杀气地写到：
“只要我们尚且偷生在世，我们就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一个个用停尸袋装走的人们——那些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共同享受过武汉的人们！”
尽管方方写小说语言不讲究，但写这篇文章，语言还是很讲究的，用了“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做限定语，似乎想的很周到了。
但关键问题在于，既然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不幸去世的人是“枉死者”，那么与此有关的干部和医护人员无疑就导致他们含冤而死的疑凶了，他们必须在方方发起的“一层一层追究”中自证清白，不是吗?
这其中的逻辑，和警察把所有到过凶案现场的人都视为犯罪嫌疑人是一样的。
可以想见，在当前疫情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如果开始了这样的“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无疑，只可能是前线的干部和医护人员人人自危，令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防疫战线的瓦解，使新冠病毒的洪水四处泛滥，更多的人会被“用停尸袋装走”。
一位无疑是对方方相当尊敬的网友，在方方的这篇文章下写下如是留言——
老师！目前还在抗疫关键期，汹涌的毒浪比想象的复杂得多，现在开始追责，换一批只会嘴上说的人，秩序会更乱，死的人会更多，大灾大难来临，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准备那么多病房病床。这不是仅靠良知就能解决的。我对当前埋怨满天飞的氛围很不理解，我爱人也在前线，多少人都在加班，都在付出，隔离把现有组织体系打乱了，到处都缺人。不隔离，病毒又会扩散，又遇上春节这个特殊时期，组织者真的很难。抗疫看的是行动，也看的是人性，人性表现还是要回归行动。说错了，老师批评！
这段锥心泣血之言，急于表现自己“良知”与“正义感”的作协前主席方方“老师”能听得进去吗？
03
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从组织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完美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表现，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方方所说的“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在一定范围内也的确是存在的。
因此，当基本战胜疫情之后，进行总结、问责，依照党纪国法对“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进行处理，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就可以对所有干部和医护人员进行有罪推定，更是绝不意味着可以把工作中的失误、错误和蓄意犯罪混为一谈。
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武汉的抗疫工作真的因“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而陷入了困难——这无疑会导致出现大量真正的“枉死者”——我倒是要问一句，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方方，你真的对得起哺育了你，成就了你，把你推上荣誉高峰的武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