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胜利1962：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回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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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于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很多人再次把目光投向了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对于这场发生在58年前的战争，中国边防军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胜利，这已经是历史定论，除了印度宝莱坞，已经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但中国是不是因为“过于慷慨”的撤军而导致了大面积领土损失，尤其是失去了对藏南的控制？则有很多人怀有疑虑。
自由派-新右派喜欢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是想嘲弄新中国的胜利是徒有虚名的，很多爱国者也觉得遗憾甚至憋气。
笔者的看法是，1962年中国对印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以及其后的及时撤军，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不仅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国利益，而且使中印关系攻守易势，中国对印度形成了有效钳制，使印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某种无法言说但又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强大威慑之下，而印度却陷入了试图牵制中国却始终有力使不上的困局当中。
这是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局面，今天的中国仍然受益于这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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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9年西藏平叛并开始民主改革之前，中印之间的争端，根本不是边界问题，或什么藏南问题，而是谁能控制西藏的问题。
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即便是我们的固有领土，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分离出去，比如外蒙古就是这样。由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迫于美苏压力接受了“雅尔塔协议”，导致了今天的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同样是由于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西藏的状况甚至比外蒙古更危险。
首先，在整个民国存续的38年间（1911-1949），中央政府在西藏没有一兵一卒的驻军；
其次，民国时代中央派驻西藏的驻藏代表，比清朝皇帝派驻的驻藏大臣的权力要小得多。
按照乾隆晚期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朝廷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总揽全藏，赐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名号，并确定了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了西藏地方涉外事务、边境国防的决定权归中央等原则，并划分了驻藏大臣直辖区等。
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驻藏代表由于没有军队的支持，自身安全都成问题，自然谈不上有效管治西藏。1947年，曾任西藏“摄政王”，又比较亲国民政府的热振活佛被达札推翻、毒死，蒋介石虽然极为不满，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正是由于国民政府极端无能，还在1944年抗日战争期间，英印当局就侵占了瓦弄、噶拉塘、德让宗等大量中国领土。对此，蒋介石毫无办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与此相似的还有中缅边界问题，1941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在边界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把大量的领土割让给当时的英属缅甸。现在被吹到天上的“中国远征军”，虽然为英军火中取栗，但没有在中缅边界领土划分上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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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藏的这种状况，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就一直在觊觎西藏。
在尼赫鲁的观念中，中国只对西藏拥有宗主权，而西藏则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
尼赫鲁认为，历史上印度与西藏的联系比中国与西藏的联系要密切的多。印度和西藏有相近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有这样一个友好、弱小的“邻国”，当然要比与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为邻要安全。
此外，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尼赫鲁认为，喜马拉雅山构成了“有效屏障，即使是飞行大队也不能从那个方向飞来”。但如果中国“占领”了西藏，印度与中国就会有长达1700公里的边界线，而这一边界却又是从来没有正式划定的，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这样一来，印度的国防压力就会骤然增加。
因此，印度独立后，在许多重大场合，尼赫鲁都将西藏称为一个“国家”，并往往将它与中国并列。
面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尼赫鲁信心满满。印度独立时，无论是铁路等基础设施还是钢铁等工业产量均远远在中国之上。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毫不掩饰的表示：“中国和印度都有成为强国的潜力，但在现实中，印度显然更胜一筹”。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即向国民政府提出要继承英印当局在西藏的一切特权，包括印度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享有邮政、电报及驿站等特殊设施的控制权，其在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地派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商务代表，并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印度商人也享有种种特权。
对这些无理要求，蒋介石竟欣然接受。但尼赫鲁并不以此为满足，而继续向北推进，占领藏南地区的大片领土，到1951年2月占领达旺为止，印度已经基本上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整个藏南地区。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印度争端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边界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印度一直在怂恿西藏独立，使之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而蒋介石政府对于印度操纵的分裂活动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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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步步紧逼，中国步步后退的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当时，尼赫鲁根据他对从晚清到民国这100多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表现，判断时间仍然在他这一边，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决定不给他留任何时间。
1949年11月23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多月，毛主席就解决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要求西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主要的责任。彭德怀随即派人调查了解进军路线的情况，结论是如果从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
毛主席接到彭德怀的电报时，正在苏联访问，他即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决定改派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著名的十八军于1950年夏季开始向西藏进军，当年10月在昌都战役中消灭藏军主力，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与中央谈判，并最终达成和平解放西方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1951年5月，西藏宣告和平解放，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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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和平解放，以及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的相继通车，尤其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西藏分裂势力的政治基础，也根本改变了旧中国100多年来在西藏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西藏平叛之后，印度在西藏的种种特权被一概取缔，西藏分裂活动也在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印之间的问题，才真正从“西藏问题”转为“边界问题”——而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由于旧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西藏毫无实际影响力，所以中印边界冲突完全取决于西藏地方当局和印度之间的交易。
需要强调的是，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局面下，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在东西两线同时出手，东线，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将美军驱赶至三八线以南；西线，将西藏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将印度及其背后的美英势力赶下青藏高原，赶过喜马拉雅山，以中国历史的标准看，这是远超盛唐的伟业——唐高宗时，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吐蕃，不得不放弃了大部分灭高句丽战果——仅此一项，就足以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