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 | 李旭之：疫情警示我们的两个重大问题

　　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从一月底到五月底四个月，经国家和全民的奋战努力，社会正在恢复正常中，但很多人因封闭没了工作，断了收入，企业停了经营，都期待着社会正常后，生活和生产也都正常起来。没想到，北京又成了新的疫源地，昨天北京一下新增36人传染上了新冠病毒，发现的疫源地是新发地农产品市场，已查到来源在进口三文鱼的切割案板。

　　首都北京的新疫情如爆发，后果虽难预料，但前期建起来的防控体系，很可能不会大面积爆发，但又一次收紧的防控，让脆弱的复工复产雪上加霜，也许有人会真的熬不下去了。前边有博纳影院的副总裁黄巍6月10日在北京坠楼身亡，时下已入夏，南方多省遭遇了暴雨洪水，世界新冠疫情还在肆虐，外贸企业没有订单，国内无工可开，很多民企倒闭，又将有七八百万大学生毕业面临就业困境，我们中国现在可谓内外交困，考验着国家和人民该如何度过2020年这道难关。

　　再难也得挺过去，现有新冠病毒带来的困难，已让我们有些受不住，但可能的更大危机也要未雨绸缪，疫情期间，国外已有多个国家收紧了粮食出口，多国出现了蝗灾，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发出了粮荒警报，我们中国必须要提早防范有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一旦粮荒，其后果将比这场瘟疫造成的灾难要严重的多了，那就是吃饭问题了。还没有查清武汉疫情的源头，北京又新发，据说毒株与武汉的不同，却与境外的相似。前期有人怀疑人为投毒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了。

　　从现在开始并疫情过后，需要强化和下决心解决的两个问题。

　　其一，要重拾全国人民群众的警惕和反特意识。

　　开放以来，有个最大的隐患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逐渐放松了警惕意识，不仅重要机关，常有发生重大泄密事件，而且广泛的经济、文化等领域，也时常信息外泄，更为严重的是某些民族败类被境外敌对势力收买变节，有已被侦破的，但也有还没侦破的，他们正居于重要岗位，还得到我们的重用，其中还有一批裸官们。也有大量来自境外的间谍分子潜伏、游窜在我国各地，窃取我们的重要情报，时刻威胁着国家的安全。

　　多年来，重大安全事件频发，是不能排除有坏人故意搞破坏的嫌疑，但因为人民群众已很少有反特意识教育，事故处理也常常将原因归属为正常事故，几乎见不到报道某某事故是坏分子的故意破坏。人为的故意破坏是自古至今常见的制造事端、破坏秩序，扰乱敌手的有效手段，现代也概莫能外，未来也不会灭绝。因此，不排除武汉、北京的病毒有人故意放毒的可能。

　　这次疫情，给我们的教训已太深刻，太痛苦了，国家和人民已承受不起，也经历不起，是有必要恢复过去的一些好的做法和传统。如重要岗位必须要有政治审查制度，有海外关系的要建立登记制度，对入境的外国人要限制活动区域和限制所从事的某些活动，要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时刻有警惕意识和反特意识。要恢复群防群治，使一切敌对势力和破坏分子时刻处在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中，将一切可能的破坏行为消灭在图谋阶段。

　　如果病毒来源查明是人为投毒，那么恢复以前的这些好做法，就是完全有必要而且是对人民群众、国家利益的最大的负责任。北京新疫情的出现，就是最清脆的一声警响。

　　其二，吃饭问题永远是人类的第一大问题，保证粮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要务，要顺势重建农村的集体经济。

　　我国的三农问题时刻威胁着我们十三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三农问题不解决，粮食安全就一直是最大的隐患，而且这个隐患所能造成的灾难将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必须要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一定不会有富强的中国。现在的承包制，已用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它仍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形态，不仅不能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出路，也不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靠自由、散漫、盲目、靠天靠农民个人意愿种田的农业，是极其靠不住的。

　　这次疫情，国外减少或停止向我国出口粮食，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要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中国人的饭碗依靠在别人手里，是最最危险的。

　　中国最主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在粮食，中国最可靠的力量在农民。只要农业稳，中国就基本稳，一切别的隐患和灾难都可以掌控和化解。要趁此疫情危机，有必要先行做好农村工作，而所有农村工作中，适时重建农村集体经济是最为可行而且阻力最小的措施。因为：

　　一、城乡改革中，唯有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没有彻底改掉，底子基本还在，虽然实行了几十年的承包制，但土地依然属于集体所有，农村的组织架构依然残存性地保留着，这是恢复集体经济的两个重要基础。而实行集体经济的模范村庄如南街村、华西村等，都是重建集体经济的现有榜样，它们对广大农村和农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有现成的好经验和好路子可给其它地方以借鉴和效仿。

　　二、农村集体经济重建，必须要重新发挥村委会的领导作用，彻底扭转当前村委会多数处于瘫痪的状态，重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由此还能加强乡镇政府的作用。当前数量最多的乡镇一级政府几乎处于有人无事状态，而这一级政府最广泛最直接联系农村。若恢复集体经济，那么这级政府将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如规划和领导乡村建立服务于三农的各类企业，以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给农民工以稳定的出路，而且也直接解决当地的财政问题，同时为城市的工业品提供消费市场和向工业提供原材料等等，活跃乡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流通，逐渐将我国的外向型经济转向本国市场，经营和生产直接惠及本国人民，减小对外国的依赖程度，减轻外资对我国经济的控制和掠夺，实现经济在本国的良性循环。通过这次世界范围的疫情肆虐，不仅我们国家，而且不仅发达的欧美国家，都切肤般地感到了依赖外国是多么靠不住，过度依赖外国是多么可怕。

　　四、农村恢复集体经济，是所有领域里阻力最小的，因为它是当前私有资本渗透最少的领域，而且经历四十年的小农经营，农民通过对比和自身命运的跌宕，很多人认识到了集体经济的巨大优势，但是苦于没有政策支持和领导。可以肯定，多数农民是拥护集体经济，想走集体经济的。

　　经过疫情，给了我们警示。现在“三农”状态是一定不能应对可能发生的饥荒性灾难的，未雨绸缪，保证国家粮食安全，遇到灾难也会人人有饭吃，是所有人的最大共识，其最得人心，人们只会拥护不会有人反对，所以推行农村集体经济正当其时，须顺势而为，切不可错失良机，以率先在农业上为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建立起可靠的、牢固的根基。

　　2020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