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2022不是1922，丰县不是鹅城

　　人类社会从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走来。

　　奴隶社会，作为劳动者的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统治阶级控制他们的肉体，他们是奴隶主的工具，能听得懂话的畜生。在希腊，文人高谈阔论，武人搞奥运会，养活他们的是牲畜一样的奴隶。

　　封建社会，劳动者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统治阶级控制土地，垄断经济基础，形成一个个小庄园，庄园主对农民具有压倒性的权势，控制司法和宗教。封建国家如同单细胞的聚合体，每个细胞都有独立的农业经济基础和乡绅上层建筑，很难有全国通行的法律。这种四处割据的局面，为人口贩卖和各种杀人越货提供了条件，也不利于商品的流通。

　　中国解放前的农村其实也是如此。

　　虽然从秦代以后，普遍实行编户齐民，但是中央政权其实是浮在上面。基层控制在地方强势人物手里。

　　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通讯工具落后，农业社会高度分散等综合因素，中央政权无法有效控制地方：难以征收统筹全国物资；难以养活纯脱产的足够庞大的刀笔吏集团；官僚集团难以全国大范围轮换调动，刀笔吏难以在省内或跨省大规模轮换；中央政权难以有效了解各地动态，很难有效控制地方生产生活行为；对地方反叛难以及时获悉并派兵镇压，由于中央政府在武器方面并没有压倒性优势，派兵镇压必须依赖兵力优势，往往成本巨大，收效甚微。

　　由于小农经济人口流动性差，地方很容易形成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缘同盟。农业是主要产业，主要农产品控制在庄园主手中。这些同盟垄断财产、武力和文化，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

　　在这种社会中，即使县一级政权的官僚可以流动，县官以下也难以流动。山不转水转，县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势单力孤，几年任期一满就要滚蛋。如果县官一意孤行触动地方势力的既得利益，轻者为官一任磕磕绊绊，重者性命堪忧。所以，县官对这些根深蒂固的势力，只能采取妥协和结盟的态度。

　　所以，这种社会之中，政权和民间的族权，形成妥协，彼此勾结，狼狈为奸，成为利益共同体。政权把一部分公共事务（征调人财物，维持基层治安和社会秩序，提供治安情报）外包给民间的强势人物（三老、族长、大户、豪强、渠帅、庄主）完成，给予这些民间人物一定的政治地位（亭长、保正、民国时期的“国大代表”、与地方官平起平坐）、政治权利（科举制使他们的子弟有更多机会成为举人、进士、司法过程偏袒他们）、宗教权力（垄断祭祖的权利，祭祖的权利是族内私刑的基础）和经济利益（默许他们在征调过程中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免除他们的税款、允许他们垄断某些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