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共存派”本质上就是“应死尽死派”

　　上海昨天又新增了52例死亡病例，累计公布的死亡病例已经达到190例，相比感染数字的拐点似乎已经来到，重症及死亡数字的拐点还没看到：

　　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条条原本鲜活的生命，他（她）们可能是你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今天公布了33岁死亡病例，而且不是之前那例未接种的重症，而是已接种两针的另一个33岁病例，被诊断为心源性猝死），绝不应该是“应死尽死”的代价；如果不是染疫，他们原本不必立刻死去，哪怕他（她）们有基础疾病，哪怕他（她）们已经白发苍苍。

　　话说回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下、在残酷的资本压榨下，缺少睡眠的人还少吗？亚健康状态的人还少吗？有基础病的人还少吗？哪怕是经济在国内最发达的上海，白领阶层的体检异常率在2018年就已经飙升到98%以上。

　　从今天开始，笔者再也不称呼他们是“共存派”了，他们不过就是“应死尽死派”。

　　“应死尽死派”质问说，“新冠之外就没有其他疾病了吗？流感每年在中国就造成了8.8万人死亡”。

　　“流感造成8.8万人死亡”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其实是媒体的断章取义。

　　为了推广（销）流感疫苗，专家们“基于全国流感监测和死因监测系统数据，采用模型方法估计了流感相关超额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结果显示：2010-11至2014-15季节，全国平均每年有8.8万例流感相关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占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8.2%……全年龄组的超额死亡率平均为6.5/10万人年。”

　　参见cdc官网：

　　http://www.chinacdc.cn/jkzt/crb/bl/lxxgm/jszl_2251/201910/W020191017382174982602.pdf
 

　　这里需要注意两点：“每年8.8万”是发生于2011年全国甲型H1N1流感大爆发到2014年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流感高发季，并非常年均值；“每年8.8万”是使用局部哨点监测数据，通过数据模型预估的“超额死亡”！

　　《柳叶刀》上刊登的研究论文指出，2020-2021年间全球预估的新冠超额死亡是1820万，是各国报告的直接死于新冠的数字的三倍多！

　　算下来，平均每年超额死亡910万，按照78亿的全球总人口算，新冠在全球所造成的超额死亡率为116.7/10万人年，是中国2011-2014流感高发季流感所造成的超额死亡率的18倍！再考虑到H1N1流感的R0值为1.5，而奥密克戎变异株使新冠的R0值已经上升到9.5，如此高的传染性下，新冠对人类的威胁变得更大。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流感不是病”（如应死尽死派讽刺的，“难道新冠之外没有其他病？”），那8.8万人的命就不是人命。恰恰相反，如果能够得到有效治疗，这8.8万人中很多可能不必因为流感死去。本号前天的文章《毛时代搞过“群体免疫”吗？也说“新中国是怎么抗疫的”》讲了毛泽东时代也曾经致力于消灭流感，只是因为境外输入的原因，只能做到“动态消灭”；而流感病毒流行在全球之所以无法彻底消灭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私有制造成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而死的绝大多数是低收入群体，他们因为工作生活环境的恶劣而缺少足够的防护，因为自身经济状况的原因缺少足够的医疗支持。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所有的传染性疾病都应该被积极消灭，乃至于所有的疾病都应得到免费的积极治疗，而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才能得以实现。

　　有网友私信询问笔者，上海目前的重症及死亡数字靠得住吗？笔者也不好判断，养老院的情况最后会不会像2020年的武汉那样来一次“核增”，不得而知，毕竟上海累积的感染数字是2020以来中国城市中最高的。

　　2020年媒体报道截图

　　不过，“应死尽死派”正在拼命淡化死亡病例数字对普通民众的冲击，他们一面反复强调死者有基础病或者高龄（仿佛这些人就是该死的，早晚都要死的），一面反复强调上海的总病死率很低（潜台词就是上海比武汉控制得成功）。

　　笔者就奇怪了，为了轻描淡写这个病毒，统计感染者的时候就搞出那么多的无症状，在感染五十多万的情况下，认定的本轮累计确诊到现在才4.3万；计算病死率的时候，为什么又不讲“无症状”，开始将总感染数字了？算感染率的时候把分子做小，算死亡率的时候把分母做大，这不是驰名双标吗？

　　要知道，目前公布的死亡病例数字还是在全国已经开始驰援上海降低了重症和死亡发生的结果。4月16日，张伯礼亲赴上海指导中医团队全力救治。中医降低重症及死亡率已经被过去两年多来武汉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的事实所证明，但病程一旦发展到某种程度，中医也是回天乏术的。所以笔者一直呼吁数字真实、准确很重要。

　　而张伯礼到上海之前的4月7日媒体就已报道，“重症八仙”之一、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已经赴上海，福建省的重症团队也于同日驰援上海，当时公布的重症是1例；4月14日，媒体报道陕西急调足够上百重症使用的3.38万ml康复者恢复期血浆驰援上海，当时公布的重症是9例……

　　上海本地的自媒体反过来却搞起了标题党，说什么“张伯礼来了，上海的死亡人数就增加了”；他咋不取标题，“上海再进两万盒辉瑞，死亡人数就增加了”？

　　“动态清零”积极防疫与“应死尽死”之争的背后，是真实的阶级博弈。“动态清零”保护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健康，却影响了经济、进而影响到资本利润增长；按生产资料占有分配下，资本利润率下降的代价才转给了底层的民生。

　　对于底层劳动人民而言，面对这样的影响应该是转向财富分配公平的诉求，进而将矛头指向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对于资本而言，面对这样的影响则成了取消防疫的诉求，进而鼓吹让底层“应死尽死”；他们鼓吹发动机的作用，说白了不还是拿劳动者当燃料吗？

　　4月24日，总部位于上海的旅游信息业资本巨头携程集团创始人梁建章在中国企业报上发表了一篇《别让过度的防疫措施毁掉中国经济》，其对某些地方官僚主义一刀切的抨击，笔者也完全赞同，但这篇文章所发表的契机是奇妙的，指向也是明确的；其所提建议“缩短隔离期到3天”却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一个城市休克多久，这取决于这个城市能在多长时间内实现“社会面清零”，这是由客观情况和客观需要决定的。深圳7天“休克”就实现了“社会面清零”，不是立刻就解封了吗？西安前几天也只是来了4天“封控”。而对于上海、吉林，讨论14天、7天、4天还是3天，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强制规定“只能封几天”，反而是另一种更加极端的一刀切。日增依然一万多的上海现在能解封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算上海某些人愿意，全国人民也不愿意。

　　某些媒体拿天津今年一季度的零增长说事，说这就是“过度防疫”的代价。然而，这样的说法就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是“盲人摸象”，他们不想一想，不是天津的自我牺牲，坚决将病毒圈禁在了天津，哪里来的其他地方人民的安全，哪里来的其他省份的正增长？

　　为了轻描淡写这个病毒，梁建章在4月18日发表了《用香港和全球数据预测Omicron致命性》一文：

　　文章称，香港截至4月13日，本轮感染死亡8735人，“有人简单按照人口倍数放大来推算中国内地的前景，说内地如果学香港，死亡人数会高达167万人”。梁建章则认为，“这类分析恐有危言耸听之嫌，因为香港的老年人比例远高于内地，他们的疫苗接种率则远低于内地”。

　　梁建章的这个说法，首先在基本事实上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香港的疫苗接种率的确是比大陆低，但还没到数量级差距，香港60岁及以上人群全程接种率为49%，上海全市60岁及以上人群全程接种率为62%（在全国来讲是偏高的），相差也就在伯仲之间，而且很多高龄及基础病人本来就不适合接种，即便接种其所能获得的免疫力也是极其有限的；而上海的老龄化程度比香港更严重，在医疗资源不足的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虽然人口平均年龄低于上海，但留守的大都是老人、儿童！

　　在这篇文章里，梁建章用日本和新加坡2021年四季度之后的数据来推论，预测大陆如果学香港，死亡人数大致在3.7万到15.5万之间，而不是“167万”。

　　梁建章在这里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新加坡不是现在宣布“共存”的，而是在2021年4月就宣布“共存”；新加坡在内的所有选择“共存”的国家，死亡高峰也不是发生在最近4个月；新冠最大的问题就是短期内的阵痛会很严重，会加速大量本身已经很脆弱的人群（如高龄或基础病人）的死亡，新加坡、日本等国已经经历过多轮死亡筛选，要算不能只算最近四个月，而应该算最近两年多。况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新加坡是热带城市，其地理条件决定了其呼吸道疾病死亡率本来就偏低，新冠也是在这个范畴，与幅员辽阔、很多地区还处于高纬度的中国完全不同；新加坡是发达国家，医疗水平不仅领先于上海，更大大领先于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

　　笔者之所以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质疑梁建章的逻辑，就在于这样的逻辑已经被“应死尽死派”广泛使用。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4月30日23时20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1.51亿例，累计死亡病例316.9万例。

　　据Worldometer网站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0月30日6时30分，全球新冠累计确诊病例2.47亿例，累计死亡病例500万例。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022年4月25日23时22分，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5.08亿例，累计死亡病例622万例。

　　从2021年4月30日至10月30日的半年时间里，全球新增确诊0.96亿，死亡183.1万；而从2021年10月30日至2022年4月25日这近半年时间里，全球新增确诊2.61亿，死亡122万。

　　巧合的是，前半年大致是德尔塔变异株流行期，也正是在这半年各国陆续宣布共存，某些国家甚至在后来宣布不再由官方统计感染数字，这半年的死亡增速甚至超过了毫无准备的原始株流行期；后半年大致是奥密克戎（2021年11月初被发现）流行期，初看起来死亡增速的确大大下降了，病死率从前半年的1.9%下降到0.47%。如果只统计最后三个月的话，很多国家就会宣称这个病死率已经下降到季节性流感的水平，这套话语从逻辑上同样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们故意错过了感染高峰期，拿大流行趋于下行阶段的数字来代替整个阶段的数字，完全忽略了死亡筛选以及感染康复者短期内抗体水平增加的影响。

　　此外就是《柳叶刀》杂志文章所说的超额死亡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连官方都不再权威统计感染数字，最后死亡的人算不算死于新冠还能说得准吗？例如，台湾地区常年年均死亡数字在18万（平均下来每月1.5万），而直到现在这两年多时间总共公布的新冠死亡数字也才八百多例，然而，仅2022年3月，台湾公布的总人口死亡数字是1.82万人，这背后的原因大家可以细品。

　　退一万步讲，就算按照梁建章的逻辑，学习香港之后大陆仅仅增加15万的死亡，这15万人难道就应该仅仅是冰冷的数字，是为了保资本利润率“应死尽死”的代价？

　　梁建章的文章还漏了一个重大因素，香港的日增死亡数字迅速下降是德叔为代表的大陆中医团队对香港饱和式救援的结果，今天上海的死亡数字同样是全国中医团队、重症团队对上海饱和式救援的结果。如果全国遍地开花，又有哪个省市还能对别的省市饱和式救援？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