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团：社会达尔文主义塑造了美国“自由”的内涵

　　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资本家财富扩张提供了“合理性”证明，重新塑造了美国宪法中的“自由”和“平等”价值内涵，将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分配悬殊视作适者生存原则的体现。19世纪美国著名铁器制造商艾布拉姆·休伊特说得很明白：“在自由上平等的人”就要接受社会中不可避免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实”。

　　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是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工业资本家利用丰富的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政府保护工业的有利条件，在短短几十年内聚集了大量财富。与之相反，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劳工，拥挤在污浊、黑暗、嘈杂的贫民窟，通过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家剥削。为了维持剥削地位，一些精英人士或保守势力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将底层民众的贫困归因于自身“懒惰”和“能力欠缺”，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劳工是“失败者和社会进步的牺牲品”，不值得怜悯。他们主张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应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反对救济劳工。

　　以“自然选择”炫耀剥削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物种进化论，认为那些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植物往往能生存下来，而不适应环境的动植物将趋向灭亡，“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是推动物种进化的“无形之手”。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却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理论研究中，认为如果自然界通过个体竞争的方式实现进步的话，那么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肯定也是“适者生存”。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原本是解释自然界物种进化的理论，却成为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解释社会发展的“科学”依据。

　　在资本急速扩张的时代背景下，追求财富成为个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财富资本不仅是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更是获取和支配社会资源的保证。19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兼出版人爱德华·L.尤曼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系统地引进美国，正好满足了美国人疯狂追求财富的贪婪心理，尤其是为富豪资本家不受限制的商业竞争提供了“科学”证明，并把资本家拥有财富神圣化为自然选择的“最适者”和“优胜者”。

　　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话语，为资本家获取巨额财富辩护。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萨姆纳是斯宾塞的信徒，他把经济学竞争与自然竞争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不受限制的竞争不仅有利于社会成员“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能力”，而且也能培养他们的“勇气、进取心、智慧与毅力”。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体系下，“适者生存”意味着“强者生存”。那些获取巨额财富的垄断资本家被视为工业竞争中的“优胜者”，是具有“卓越的能力、远见和适应力”，并能够“成功地在这个大都会的种种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工业化时代的“英雄”。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是以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兼并了中小企业，建立起行业垄断地位，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尤其在面对社会舆论指责时，他们将竞争法则、丛林法则等同于“正义法则”、“自然法则”，把财富成功视作适者生存规律的体现，百万富翁被誉为“竞争性文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