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昊宇：警惕日本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

　　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近日重启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工作组讨论，预计将在年底前向岸田政府提交“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修改方案，允许向安全关系密切的国家出口防御性武器装备。此外，两党还在讨论大幅放宽目前仅限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5个非战斗目的领域的武器装备出口，在新方案中可能写入“全面允许出口无杀伤能力的装备”。

　　在日本激进推动强军扩武路线的背景下，武器出口原则的进一步放松，将构成日本突破战后军事禁区、走向军事大国的最新步骤。二战后，日本出于对战争的反省和冷战需要，1967年提出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冷战后，随着日本加快推动“正常国家”和“政治大国”路线，自卫队海外活动增多，推动放宽“三原则”的动向不断增多。安倍晋三政府2013年出台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后，2014年以内阁决议形式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武器出口三原则”做出调整和放宽，规定禁止在“违反日本政府缔结的条约或其它国际承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针对冲突当事国”三种情形下对外提供武器装备。从“三原则”的文字表述看，日本政府以“防卫装备”取代“武器”，以“转移”替代“出口”，企图降低对外出口武器的敏感性，但此举事实上已经为日本军力“出海”打开了方便之门。近年来，从对美国出口地对空导弹零部件，与英国联合研发战斗机用空对空导弹，到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海上巡逻船，再到向乌克兰提供军用头盔和防弹背心，日本正在不断制造着战后对外出口军事装备的先例。

　　去年底，岸田政府出台“安保三文件”，提出发展主动攻击能力和将防卫开支翻倍的一系列强军扩武计划、标志着二战后日本防卫安全政策出现“由守转攻”的重大转变。在此脉络下，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提上议程，日本政府主要考量有三：

　　一是助力实现“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的目标。日本“安保三文件”中多处提及要通过对外防务合作来夯实日本的防卫体制和技术基础，并加大投入，通过对外联合研发等方式发展先进导弹、新一代战机、无人机、人工智能、太空网络等前沿作战力量，以提升自身防卫装备的现代化和先进性。

　　二是要助力维护“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日本渲染周边安全环境日趋严峻，认为国际秩序面临挑战，谋求通过对外军事合作，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并通过对“志同道合”国家提供防卫技术装备，以恢复“印太”地区的“力量均势”，防止出现所谓“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情况。

　　三是要助力国防军工产业发展。“安保三文件”中明确提出通过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以实现“高安保价值”的武器装备的进出口便捷化，并强化防卫产业基础，凸显日本有意借此激活国内军工产业，为重工企业增加军工订单，谋求“以军促经”来提振经济。

　　由于放宽后的武器装备出口仍存在一些限制条件，短期内日本尚难以成为国际军工市场的“大玩家”。但在日本政治右倾、国内民粹化思潮不断抬头的背景下，此举折射出的日本发展前景以及可能引发的外溢影响不容小觑。

　　首先，此举预示着日本国家发展走向的危险转变。“武器出口三原则”和“无核三原则”等一起，构成二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下奉行“专守防卫”原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象征。但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放宽后，日本将加快发展进攻性军力，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也会降低，“和平宪法”将被进一步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鉴于日本右倾保守势力全面主导政坛，对外示强的民粹思潮占据主流，一旦失去国内法律和民意制约，凭借不俗的军事技术积累和制造业基础，日本军事大国进程可能提速。

　　其次，此举将加剧地区分裂对抗，加大地缘冲突风险。过去日本政府宣称对外武器装备合作是用于国际紧急援助、人道主义支援及反恐、打击海盗等“和平贡献”目的，但从最近岸田政府分别与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商签具有“准军事同盟”性质的《互惠准入协定》，到出台“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打着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旗号，向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海警船只、雷达系统等一系列动向看，日本对外武器装备合作的重点已瞄准南海等“印太”地缘矛盾热点地区。日本军事“走出去”正在发生质变。有分析认为，日本正试图通过对外军事合作来打造“类同盟”关系网络，重点强化针对中国的“威慑”能力。

　　未来随着武器出口条件不断放宽，日本还可能同地区有关国家讨论导弹、驱逐舰和巡逻机的出口问题，帮助有关国家在南海等问题上对抗中国。日本这种做法不仅极具挑衅性，也将严重动摇东亚地区的稳定合作局面，贻害无穷。日本的当政者还需认清，滑向动荡分裂的地区不仅难以让日本实现“大国梦”，反而只会进一步加剧其安全困境和发展困局。（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