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对“西洋式现代化”说“不”

　　——新时代的反洋教条主义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更是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将之具体化了，这是新时代我党对洋教条主义说“不”。

　　从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了寻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从到洋务运动和君主立宪运动，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乃至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早期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背后的逻辑皆是向西方学习以求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直到毛泽东这个从“山沟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走“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工农革命才开始走向了胜利。我党历史上伟大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正式确立毛泽东这个“山沟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工农革命的领导地位，也就是我党在中国工农革命问题上彻底地对洋教条主义说“不”。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洋教条主义又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共产风”——吃大锅饭、割资本主义尾巴，片面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金融化，盲目的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盲目追求脱实向虚的“新经济”。

　　一、西洋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进入十五、十六世纪后，西洋国家如开挂了一般，突然踏入了崛起之路（西方伪史论派认为，这是源于渗入大明朝廷的洋教士及内鬼系统地把中国先进文化典籍剽窃到西方所致），直到二十一世纪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西洋国家近现代五百多年的崛起之路（即现代化之路），概括起来，不外乎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城市化+资本集约化+金融化”；其背后主导的是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的实质是货币资本主义、其极端形式是金融帝国主义；其本质是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而与金融帝国主义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寡头统治世界。

　　这种建立在掠夺剥削基础上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洋国家，在产业空洞化、社会两极分化、人力资源严重萎缩（不得不依赖于从外移民）、债务危机、就业危机乃至金融危机和价飙（飚）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矛盾尖锐化了，经济社会处于失序之中。特别是，西洋帝国主义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使得金融寡头统治掠夺下的经济全球化难以为继，更是加剧了西洋国家的内部矛盾（包括西洋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每个西洋国家的内部矛盾）。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绝不能重蹈西洋国家之覆辙。

　　重商主义，对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西洋国家而言，除了外出掠夺殖民外（如西班牙之于拉美，英国之于北美等），必然走向大搞工业的重工主义，十六、十七世纪的荷兰和法国是如此，十八世纪的英国是如此，十九世纪中后期崛起的德日美三国也是如此。伴随工业化的，必然是城市化。而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是农产品供应不足、乃至饥荒，十八世纪初的法国是如此，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