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戟：日本对我国最具紧迫性的巨大威胁何在？

　　今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发出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正在满血复活！

　　高市言论引发的轩然大波至今已经一月有余。我国政府如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多次发表严正抗议，并向联合国向安理会和所有成员国发布了声明，要求高市撤回其极端错误的言论。但是，高市不但至今没有任何撤回或道歉的举动，反而得到日本各党派及各级地方议会对其鼎力相助，得到日本民间对高市支持度的不断攀升。就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其多少有“劝诫”意思的电话之后，日本也全无收敛之意，却在与中国台湾和东海方向相邻的琉球链（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马毛岛等）持续推进“导弹群岛”“南西防线”，增设导弹基地、雷达站、弹药库等设施，用以防空、反舰与情报监视。此外，日军还加强了与美国在南海等区域的航母和轰炸机的联合演习、与菲律宾军方在南海甚至菲律宾本土进行军事演练和协作、甚至还准备对越南提供“官方安全援助”（OS监视设备等军事物资），以增强越南在南海的另一边对我形成战略牵制。

　　那么，日本如此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是不是认为自己可以与中国在经济上进行对决或在军事上一较上下呢？

　　在经济和贸易上，中国是日本最依赖的国家。2024年，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占日本出口的约 17.6%，进口的约 22.5%，整体约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 20% 左右。经多个模拟测算，若中日之间完全切断供应链上的联系，对中国经济会造成“高成本的阵痛”。但对于日本，经济损失将接近年 GDP 的10%，对制造业、服务业和就业都会形成巨大的系统性冲击，造成堪称“生死攸关”的经济危机。

　　在军事上的对比就更为悬殊了。中国空、海、陆、天的常规军事力量是日本的8-10倍，具压倒性优势。这里还没有把中国强大的核打击力量、广阔而极富潜力的战略纵深、以及俄罗斯已经准备鼎力相助的摩拳擦掌计算入内。至于日本心心念念期待的美国参战助战就更不要想了：近年来，特别是近期特朗普总统、美国政府、军方和智库接连不断的讲话、分析和报告已经完全证实，如果美国参战日本、在西太平洋与中国发生战争，不但美国在第一第二“岛链”的基地和航母群会被一举摧毁，其本土安全堪虞，其经济必将受到重创。

　　那么我们就要再问：在双方实力特别是军力如此悬殊而清晰的对比之下，日本对华进行明目张胆武力挑衅的底气何在？这种明显看来是以卵击石的“愚蠢”，难道仅仅用日本右翼势力的“畏威而不畏德”、日本民族“极具不安全感的岛国心理”和当年对国力是自己十倍以上的美国发动“珍珠港袭击”的军国主义冒险和侥幸心理就能予以解释吗？

　　笔者认为，日本这条具有“蛇吞象”野心和狡诈阴险的九头蛇的上述底气不在其经济实力和常规军力，而在于其经过几十年来不断地酝酿和积累，已经成为了一个高度的“核延迟”国家，可以在六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里能够对我国形成核打击威慑！这是日本对我国最具现实意义的巨大威胁和最需要尽快消弭的严重挑战！

　　一、“核延迟”的核心概念和战略意义

　　“核延迟”（nuclear latency），是指一个国家虽然没有实际部署核武器，但已经具备在较短时间内“跨过核门槛”的全部或大部分能力和条件的状态。它介于“没有核武能力”和“已经是核武国家”之间，是一种“随时可以转身”的潜在核武状态。

　　1、“核延迟”的核心概念

　　技术上：拥有完整或接近完整的核燃料循环（浓缩、再处理）、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可裂变材料（钚或高浓铀）、较成熟的导弹/航天与军工体系，以及开展武器化研发的工业与科研基础。

　　制度上：这些活动都挂在“和平利用、民用核能、科研”的名义下，形式上遵守 NPT《防止核扩散条约》和 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核查，但一旦政治决策改变，可以在“数年甚至数月”内从民用转向军用。

　　2、“核延迟”的战略含义

　　对外：核延迟本身就形成一种“影子威慑”——敌对方知道你有快速造弹的能力，会在制定军事和外交策略时更加谨慎。

　　对内：政府可以一边享受和平核能和国际信誉，一边保留“安全形势恶化时的后手”，同时避免像公开核武国家那样背负高昂的政治成本和制裁风险。

　　简单地说，“核延迟”不是在问“有没有核弹”，而是问：“如果想要，有没有能力、在多长时间内做出来？” 对日本这样的国家，外界的担心就集中在这里。

　　二、日本已经成为“高度核延迟国家”

　　日本被视为“核延迟国家”，不是因为它现在是否已经在造弹，而是因为它已经具备了把“和平核能力”迅速转化为“军用核力量”的关键技术、材料和体制条件。

　　从多个西方与国际机构的公开研究看，日本这个“核延迟”国家，已经至少具有了核武器的四个核心支柱：大规模钚与核燃料循环、高水平导弹/航天投送平台、成熟的核工业与人力体系，以及不断松动的政治与社会“核禁忌”。

　　1、钚和燃料循环：日本的“材料底牌”

　　法国国防研究院 IRSEM、瑞士与美国的“核延迟”研究都把日本列为典型案例：它长期维持完整的核燃料循环（包括浓缩、再处理、快堆和大型核电机组），并在国内外持有数十吨分离钚；一旦政治决策改变，这些量在技术上足以支撑中等规模核武库。

　　日本政府官方报告显示，截至 2023–2024 年，日本总钚库存约在 45 吨上下（部分在本土，更多在英法再处理后寄存），一些学术估算指出，这个数量理论上可以支撑数千枚核弹头的材料需求；即便实际可用比例打很大折扣，也远超“一两枚象征性核武”的水平。

　　国际裂变材料专家组、军控期刊等多次警告，日本是唯一一个在 NPT《防止核扩散条约》框架下拥有如此规模分离钚的非核武国家，这种“材料过剩 + 利用计划不清晰”的结构，被认为是日本“核潜在力”的最敏感部分。

　　2、投送平台与军工基础：从“和平技术”到“武器系统”

　　多家关于“核延迟”的研究指出，日本在固体燃料火箭、卫星发射、弹道导弹防御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上具备很高的技术水平；这些“民用和防御性项目”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为核弹头集成提供成熟平台（推力、制导、热防护等）。

　　美国和欧洲的分析普遍认为，如果日本真的决意发展核武，关键瓶颈不是“造出第一颗炸弹”，而是“搭配可靠的投送系统以建立可信威慑”；而在投送技术、电子和材料方面，日本的工业基础远高于大部分后发核国家。

　　3、核工业体系与技术人力：短时间完成“从零到一”

　　法国国防研究院IRSEM 报告对日本“核延迟”的讨论强调，日本几十年来在反应堆设计、燃料制造、再处理和安全监管等领域拥有大批高端人才和完备机构，这些人力与科研条件是“快速武器化”不可或缺的隐形资源。

　　多篇“核延迟与战略环境”论文（包括瑞士、印度等机构）比较日本、韩国等国后指出：日本的“核潜在力”是刻意维持的，一方面对外强调和平利用，一方面保留在安全环境恶化时“迅速跨门槛”的技术路径，这种“两手准备”本身就构成一种战略筹码。

　　4、政治与社会层面：核禁忌正在被消解

　　早在2000年代，《防止核扩散评论-Nonproliferation Review》期刊就指出，日本的“反核国家身份”、“不扩散外交”、和“美日同盟”的“三合一”共同支撑了长期核自我约束，但国内保守派已经开始“试水”讨论核武选项，为未来政策转变做舆论铺垫。

　　最近几年，关于“核延迟与胁迫”的研究与民意实验显示，日本社会的反核情绪虽然仍然存在，但面对中国、朝鲜、俄罗斯的压力时，对“美国核保护伞”和“本国核选项”的态度正在变得更为矛盾，有学者甚至用“核禁忌正在经历第二轮压力测试”来形容。

　　路透社 2025 年曾进行深度报道，引用日本执政圈人士的话，称“从技术上看，日本在六个月内造出核武并非幻想”，在国际政策圈引发广泛讨论，反映出连日本内部精英都认可日本具备极短“技术爬升期”的潜力。

　　三、“高度核延迟”的日本

　　已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巨大临界威胁

　　多个跨国研究项目（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危机组织等参与的讨论）强调，日本这类“高度核延迟国家”的危险在于：只要地区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政治约束一旦松动，技术体系可以在数月甚至更短时间完成从民用到军用的转化，而且几乎没有外部早期预警窗口。许多专家已经把日本定义为“虚拟核武库”：虽然目前没有核武器，但在材料、技术、人力和政治话语上都已具备“随时可以转身”的条件，因此一旦在台海、东北亚等方向发生重大危机，日本的核选择会对整个世界和平造成“突发性和结构性”的双重冲击。

　　日本在短期内实现迅速核武化和实战化已经具备了如下条件：

　　1、核的武器化：从裂变材料到可用弹头

　　小规模、隐蔽的武器化设施：国际经验显示，从“有材料”到“有武器”，需要专门的实验和加工设施，用于金属化、成型、爆轰透镜试验、起爆系统开发等。对日本这种工业基础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言，这类设施在规模上可以非常紧凑，对外可以伪装为“高能物理/材料实验室”等，因此专家判断日本的难点不在“能不能建”，而在“政治是否决心这样做”。

　　设计和测试核装置，其技术路径包括：

　　o进行材料特性测量和模拟计算，确定临界质量和装置结构；

　　o通过高爆实验和非核爆试验验证设计的可靠性；

　　o在极端情况下，如果走到这一步，可能需要地下或其他形式的核试验，但以当今计算与诊断技术，也可能以“零当量试验+高精度模拟”来减少或掩盖实爆试验。

　　多个“核延迟”研究报告指出，像日本这样拥有先进计算能力、材料科学和实验设施的国家，在这一阶段的时间瓶颈远小于材料生产阶段，也就是说：“有料就能很快出样品”。

　　2、投送系统：从“火箭/导弹技术”到核运载平台

　　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是利用现有导弹与航天技术：

　　公开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在固体火箭、卫星发射和防空/反导系统等方面的技术积累，使其在整合核弹头到中程或中远程投送系统上不存在根本性技术障碍，只需要在结构设计、热防护和制导上进行军用化改造即可。

　　对短期可行性而言，最现实的是在现有导弹框架基础上进行“核弹头接口”设计，而不是新造一整套洲际系统；中程投送能力就足以覆盖东北亚主要目标。

　　3、建立“威慑架构”

　　从战略角度看，真正的武器化还需要至少形成“有限但可信”的威慑，也就是：一定数量的可用弹头，适配的投送工具，以及安全可靠的指挥控制系统。

　　一些“战略延迟”研究认为，日本如果选择走这条路，很可能起步就是“小型但高质量的核力量”，而不是大规模堆弹，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政治威慑效果。

　　在笔者看来，日本海洋疆域广阔，并拥有多至14,000个岛屿，上述这种“小型但高质量的核力量”可以分散在海岛甚至水下布置，形成数十个“多发射点”的威慑结构。

　　四、体制、地理等条件下的掩蔽：

　　如何“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游走”

　　数百年来，工于心计、阴险狡诈，敢于铤而走险、以小博大，长于伪装掩饰、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可以说一直是日本国民性以及战争方式的重要特点。二战结束几十年以来，这种国民性并未得到压制和改变，却不断在滋长和持续地深入人心，是日本可以使用多种“障眼法”对其核武化进行掩饰和遮盖的心理基础乃至动机。

　　1、利用民用核机构和现有监管体系

　　国际学术界对“日本核延迟”的分析强调，日本的国家核材料核算和保障（SSAC）体系非常成熟，表面上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也高度配合，因此任何“从民用向军用”的转换都可能以“先在体制内长期蓄积合法材料，再在短时间内快速转向”的方式出现，而不是长期秘密偷取。

　　也正因为此，部分西方军控专家担心：一旦出现政治决策改变，国际社会能够察觉到的“前兆”窗口可能非常短，因为材料已经在“合法民用库存”里，后续转用只需要数月内的体制调整和秘密工程。

　　2、同时保留“可否认性”

　　许多关于“核延迟”的分析指出，像日本这种国家即使在做预备安排，也会尽量保持其行动处于“可被解释为民用或安全升级”的模糊地带，以便在外部压力下随时后退。

　　这意味着，即便外界发现某些可疑步骤（比如加大再处理、奇怪的燃料循环改变、保密的工程项目），在未掌握十分明确的证据前，很难用国际法直接将其定性为“军事核计划”。

　　3、充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

　　笔者认为，虽然日本的陆地面积（约 37万平方公里）只有我国的不到30分之一，其“国土＋海洋权益”（即陆地+领海+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在 48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我国国土面积的一半。此外，日本拥有14,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如其使用在侵华战争中已十分成熟的“731部队”隐匿手法，以核电站污水排放和某些小规模地震为掩饰，在一些岛屿甚至水下进行核武设施的建设甚至核爆试验，外界是难以察觉和发现的。

　　五、时间尺度：为什么“数月”

　　甚至“已经”的可能性极大？

　　IRSEM（法国）国家军事战略研究所（Institutde recherchestratégiquedel'Écolemilitaire）等对日本在短期内形成核武威慑的综合评估认为：在材料、技术、人力和体制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如果政治层面做出决策，日本实现“首枚可用核装置”被不少专家估计在约 6–24个月的范围内，具体长短取决于是否需要进行实爆试验、是否追求高度可靠和小型化的弹头。还有一些专家不排除日本已经拥有了“可用的核装置”。

　　这里的关键是：大量“建设周期长、难以隐藏的基础设施”如核电站等已经存在，真正需要新增的设施可以规模很小、与现有科研工业体系高度混同，这就是高度核延迟国家的“核潜在力”被视为对世界和平具有特殊风险的原因。

　　概括来说：技术上，把日本民用核设施转为军事用途的“通用步骤”，就是先在燃料循环和再处理环节上为武器级材料预留通道，再建立小规模武器化和投送整合工程，在现有工业和科研基础上完成“从民用到军用”的最后一跳。正因为这条路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高不可攀的门槛，所以如何在外交、军控和地区机制上提前锁死这条路，对世界和平才显得格外关键。

　　结 语

　　综上所述，日本对世界和平、尤其是我国潜在、但很可能转瞬成为巨大威胁和威慑的危险性在于其数十年在“和平核开发和利用”幌子下积蓄并可以随时转化成核武器的条件和能力。其隐蔽性和难以对其进行“核查”的体制和地理阻碍更加剧了这种危险性。并非危言耸听，在日本诸岛1500公里的直线距离里，我国有多达12个具有500万人口的沿海和城市（市区及都市圈），总计约1.5亿人口。如果让日本建成隐匿的多个核发射点并对我进行饱和式打击威慑，将是对我国的严峻挑战。

　　（作者系海外侨领、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