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日本外交“中亚突围”的迷梦最后会“迷路”

　　日本外交“中亚突围”的迷梦最后会“迷路”

　　文I 布鲁克

　　2025年12月，东京赤坂离宫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外交大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牵头举办首次“中亚+日本”首脑峰会，53条的《东京宣言》墨迹未干，3万亿日元的五年投资承诺便已高调出炉，34份合作协议涵盖矿产、基建、能源等多个领域，日本顶尖财阀全员站台，看似一场盛况空前的经济合作盛宴，实则是日本在外交困局中急于寻找突破口的战略表演。然而，当这场精心编排的“突围秀”遭遇中亚地缘政治的现实土壤，当功利性的战略算计碰撞中俄深耕多年的合作根基，日本这场雄心勃勃的“中亚梦”，从一开始就注定难逃“迷路”的结局。

　　一、困局中的急功近利：“中亚突围”的三重焦虑根源

　　日本此次对中亚的“高调示爱”，并非偶然的战略布局，而是内外交困下的被动选择，其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外交、经济与安全焦虑，这种焦虑主导的外交决策，从根源上决定了其急功近利的本质。

　　从外交维度看，高市内阁上台后深陷“周边外交困局”。在东亚地区，日本在涉台问题上频频发表错误言论，严重破坏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与韩国围绕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摩擦不断，双边关系持续低温；对俄关系因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北方四岛问题的谈判彻底停滞。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影响力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被不断稀释，其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号召力日渐式微。周边外交的全面碰壁，让日本急需在远离东亚纷争的地区寻找新的外交舞台，以证明其“政治大国”的存在感。中亚作为欧亚大陆的“地理中心”，既与日本无直接利益冲突，又处于大国博弈的交汇点，自然成为日本转移外交压力、展示外交活力的“理想选择”。

　　经济层面的资源焦虑更是日本发力中亚的核心动因。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90%以上的战略资源依赖进口，其中稀土、铀矿等关键矿产直接关系到其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核能等支柱产业的生死存亡。近年来，全球供应链重构引发资源争夺加剧，日本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日益凸显。中亚地区的资源禀赋恰好击中日本的“刚需”：哈萨克斯坦供应全球40%的铀矿，其钨矿储量占全球30%以上，塔吉克斯坦的稀土资源潜力巨大，这些都成为日本眼中破解资源“卡脖子”困境的“救命稻草”。《东京宣言》第24条明确提出要“强化日本薄弱的供应链”，第13条设定的3万亿日元投资额度，核心指向便是矿产资源的勘探、加工与运输全链条合作，其“找备胎”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

　　在安全战略层面，日本试图通过中亚布局对冲中俄影响力，服务于美日同盟的整体战略。早自1997年桥本内阁提出“丝绸之路外交”构想，日本就将中亚视为牵制中俄的潜在支点，2004年建立的“日本+中亚”外长对话机制，本质上就是这一战略的延续。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落地生根，俄罗斯通过集安组织巩固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日本深感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存在感被不断挤压。尤其是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美国近年来通过“C5+1”机制加大对中亚的渗透力度，日本急于跟进这一战略步伐，试图通过与中亚的合作搭建“去中国化”“去俄罗斯化”的供应链和物流通道，在中俄之间打入地缘“楔子”，以提升自身在美日同盟中的战略价值。

　　三重焦虑叠加之下，日本的“中亚突围”显得格外急切。但这种基于焦虑的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表演性：峰会规格极尽奢华，托卡耶夫总统获天皇午宴款待、麻生太郎亲自接见塔吉克斯坦总统，34份协议集中签署的“成绩单”更像是做给国内民众和美国盟友看的“政治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所言，日本的中亚外交带有明显的“剧场外交”色彩，更注重姿态和声量，却缺乏稳定和深度的投入，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为其后续合作的可持续性埋下了隐患。

　　二、地缘现实的坚硬壁垒：中俄深耕的合作根基不可撼动

　　日本在中亚的“插队式”布局，严重忽视了一个核心事实：中亚从来不是待价而沽的“无主之地”，而是中俄两国深耕多年、合作根基极为稳固的战略后院。俄罗斯的历史纽带与安全保障，中国的市场红利与基建网络，共同构成了日本难以突破的地缘壁垒，其试图“挖墙脚”的想法无异于与虎谋皮。

　　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早已超越普通的双边合作，形成了“休戚与共”的深度绑定。从历史维度看，俄罗斯在中亚经营长达数百年，苏联时期的经济一体化布局留下了深刻的制度遗产，俄语的广泛使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体系的深度关联，让中亚与俄罗斯形成了难以割裂的经济文化纽带。在安全领域，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提供了核心安全保障，2025年11月集安组织峰会通过的《2026-2030年军事合作发展规划》，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军事协作，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坎特军事基地成为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支点。

　　经济层面，俄罗斯始终是中亚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2025年1-7月，俄中亚贸易额同比增长4%，俄罗斯在能源、制造业、农业等领域的投资深度融入中亚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正在推进“北-南”和“东-西”走廊建设，与中亚国家的交通物流网络形成闭环，中亚国家的能源和矿产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的运输通道和市场渠道。即便是哈萨克斯坦在与日本达成多项合作后，总统托卡耶夫仍于2025年11月火速访俄，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联盟”水平，签署13份合作文件，这充分说明中亚国家绝不会为了短期利益牺牲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

　　中国在中亚的合作根基则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实践之上，形成了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作为中亚五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与中亚贸易额达到948亿美元，远超美国的70亿美元和日本的规模，土库曼斯坦36.4%、乌兹别克斯坦21.8%的对外贸易依赖中国市场。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亚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骨架：中吉乌铁路的开建彻底改变了中亚的物流格局，郑州至中亚的“铁公联运”班列将运费成本降低30%，时效提升15%，年货运量可达20万吨以上，形成了“一单制、一箱到底”的高效物流体系。相比之下，日本提出的“物流联通”计划，面对已经成型的中吉乌铁路网络，犹如“对着高速公路修小路”，既缺乏成本优势，又难以形成网络效应。

　　在合作模式上，中国的“共商共建共享”与日本的“功利性投资”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投资不仅聚焦矿产开发，更注重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系统性建设，中欧班列不仅运送货物，更带动了沿线产业园区、仓储物流中心的发展，为中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发展机遇。而日本的3万亿日元投资高度集中于矿产资源领域，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自身供应链需求的“资源掠夺式合作”，这种单向受益的合作模式难以赢得中亚国家的长期信任。正如中亚媒体评论所言：“中国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日本想要的只是资源。”

　　中俄在中亚的合作并非排他性竞争，而是形成了“安全+经济”的互补格局：俄罗斯保障地区安全稳定，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繁荣，这种双重保障构成了中亚国家发展的“压舱石”。日本试图绕过中俄单独构建合作体系，不仅违背了中亚的地缘现实，更忽视了中俄在运输通道、市场渠道、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其战略构想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沙滩之上。

　　三、战略设计的致命悖论：绕不开的中俄与破不了的僵局

　　日本的“中亚突围”战略存在一个致命的逻辑悖论：其核心目标是摆脱对中俄的依赖，构建“去中俄化”的供应链和物流通道，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却必须依赖中俄控制的地缘空间和基础设施。这种自相矛盾的战略设计，注定让其陷入“想绕开却绕不开”的僵局。

　　物流通道的依赖性成为日本难以突破的第一道枷锁。中亚是典型的内陆地区，对外联通高度依赖跨境运输通道。从地理上看，中亚资源运往日本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经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至远东港口，再通过海运赴日；二是经中国新疆至东部港口，依托中欧班列和海运网络完成运输。这两条路径都完全处于中俄的掌控之下，日本试图推动的“跨里海走廊”，即便是建成，也需要经过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国的领土和港口，不仅运输距离更长、成本更高，而且面临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更重要的是，里海地区的航运能力有限，且相关国家与俄罗斯存在密切的能源合作，不可能为了日本的利益而损害与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跨里海走廊”的年运输量最高不超过1000万吨，仅为中吉乌铁路规划运量的十分之一，根本无法满足日本对关键矿产的大规模需求。

　　合作机制的边缘化让日本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当前，中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多个成熟的“C5+1”合作机制：中俄作为中亚的传统合作伙伴，其合作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各个领域；美国、欧盟、印度、土耳其等也纷纷通过首脑会晤、经贸协定等方式深化与中亚的合作。日本作为“后来者”，其合作机制存在明显短板：政治上，日本与中亚无历史渊源和安全绑定，缺乏俄罗斯那样的影响力；经济上，日本市场规模远不及中国，无法为中亚提供持续的出口支撑；合作深度上，日本过去20多年的“丝绸之路外交”大多停留在部长级层面，缺乏实质性项目落地，与中国“一带一路”的深耕细作形成鲜明对比。更尴尬的是，日本的合作倡议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东京宣言》中强调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试图将合作政治化，这种做法与中亚国家“不选边站队”的外交理念格格不入，难以赢得真正的信任。

　　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更是让日本的“楔子战略”落空。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始终奉行“大国平衡”战略，其核心原则是“谁的饭都吃，但谁的单都不买”，即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中立，通过多元合作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中亚国家而言，日本的3万亿日元投资是欢迎的，但绝不会因此牺牲与中俄的核心利益：哈萨克斯坦一边与日本签署14项合作协议，一边与俄罗斯提升关系层级；塔吉克斯坦接受日本的农业、矿产投资，同时继续依托集安组织获得安全保障；乌兹别克斯坦在与日本合作的同时，仍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所言：“中亚国家不会成为任何大国的棋子，我们的外交政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核心。”这种清醒的战略定位，让日本试图通过经济投资撬动地缘政治格局的算盘彻底落空。

　　日本自身的战略摇摆也加剧了其“迷路”的风险。一方面，日本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严重损害其公信力：《东京宣言》中承诺“遵守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但峰会期间日本防卫大臣却登上美国核动力潜艇，自民党还在推进“次世代动力潜艇”计划，这种言行不一让中亚国家对日本的合作诚意产生怀疑。另一方面，日本的外交政策深受美日同盟的束缚，其对中亚的合作往往需要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缺乏独立性和稳定性。2024年岸田首相因地震预警取消中亚峰会，2025年高市内阁仓促重启峰会，这种政策的随意性让中亚国家难以对日本形成长期预期。日本企业对中亚的投资也普遍持谨慎态度，由于中亚国家投资环境、法治水平差异较大，日本企业担心“投入多、回报少”，3万亿日元的投资承诺能否真正落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四、历史镜鉴与现实启示：“迷路”背后的战略失焦

　　日本“中亚突围”的迷梦，本质上是其战后外交战略失焦的集中体现。从历史上看，日本多次试图通过“远方布局”突破外交困局，但往往因忽视地缘现实、战略定位模糊而失败。今天的中亚之行，不过是这种历史惯性的重演，其“迷路”的结局，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现实启示。

　　历史镜鉴表明，违背地缘规律的战略注定难以持久。上世纪80年代，日本曾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试图通过经济援助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但由于缺乏政治和安全支撑，最终沦为空洞的口号；冷战后，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雷声大、雨点小，20多年来仅达成少量合作项目，影响力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这些失败的教训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外交合作必须建立在尊重地缘现实、契合双方需求的基础上，单纯依靠经济投资和政治表演，无法构建真正的战略互信。中亚地区的地缘格局早已形成“中俄主导、多元参与”的稳定态势，日本试图以“外来者”身份改写规则，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战略定位的模糊让日本陷入“既想又怕”的两难境地。作为经济大国，日本具备参与中亚经济合作的实力，但作为“政治侏儒”，其外交政策始终受到美国的掣肘，难以形成独立的战略判断。日本既想通过与中亚的合作摆脱对中俄的依赖，又怕过度刺激中俄引发反制；既想扮演“政治大国”角色，又缺乏相应的政治影响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既想通过经济投资获取资源，又不愿承担长期发展的责任。这种战略定位的模糊性，导致其合作倡议往往缺乏连贯性和可操作性，3万亿日元的投资计划更像是一场“豪赌”，而非成熟的战略布局。

　　日本的“迷路”更反衬出中俄合作的战略价值。中俄在中亚的合作并非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划分”，而是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良性互动：俄罗斯保障地区安全，中国推动经济发展，两者形成互补，共同维护了中亚的稳定与繁荣。这种合作模式符合中亚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相比之下，日本将合作政治化、将经济问题安全化的做法，违背了全球化时代的合作潮流，也与中亚国家的发展需求背道而驰。

　　展望未来，日本在中亚的“突围”之路注定充满坎坷：短期内，可能会有部分矿产合作项目落地，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中长期来看，随着中俄与中亚合作的持续深化，日本的竞争劣势将更加明显，3万亿日元的投资可能面临“投入大、回报小”的困境，其试图对冲中俄影响力的战略目标终将落空。更可能的结局是，日本在中亚沦为“边缘参与者”，其合作仅限于少数领域，难以对地区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所谓的“外交突围”最终沦为一场自导自演的“独角戏”。

　　结语：尊重现实方能行稳致远

　　2025年东京的这场“中亚峰会”，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日本外交的焦虑与迷茫。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任何试图通过“零和博弈”、“政治算计”实现自身利益的做法，都注定难以持久。中亚不是大国博弈的“棋盘”，更不是外来者可以随意改写规则的“游戏场”，其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中俄的支持与合作，这是地缘现实决定的必然结果。

　　日本若真想在中亚实现可持续合作，就必须摒弃“挖墙脚”的功利心态，放弃政治化的合作导向，以平等尊重的姿态融入地区合作体系：尊重中俄在中亚的合理利益，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将合作重心放在双方真正的互补领域；摒弃“剧场外交”的表演性质，以务实态度推进项目落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尊重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不试图将其卷入大国博弈。唯有如此，日本才能避免“迷路”的结局，在中亚合作中找到真正的定位。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外交合作的根基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而非经济诱惑或政治算计。日本的“中亚突围”迷梦之所以注定“迷路”，根源就在于其忽视了这一基本规律。在未来的地缘格局中，只有那些尊重现实、顺应潮流、秉持共赢理念的合作者，才能真正行稳致远，而那些基于焦虑与算计的战略冒险，终将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作者简介：刘国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长城保护研究会会员；笔名：布鲁克、溪山清远等，对政党理论、文化艺术史、茶道文化、长城边塞文化、闽南客家文化、新闻传播、新大众文艺评论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有研究，诗文千篇，散见于报刊杂志及微刊，2023年出版《溪山清远诗词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