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丹 程恩富：当代种族主义的新表现及中国应对
导读：种族主义的历史形态经历了从宗教种族主义、科学种族主义到文化种族主义的演变。当代西方种族主义的新表现，包括仇外民族主义、色盲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反多元文化主义和数字种族主义等。这些新形式不仅延续了传统种族主义的压迫逻辑，还借助全球化与数字化技术扩大其影响力。西方当前的种族主义回潮与经济分化、政治极化密切相关，并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作者认为，只有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通过推动全球合作、促进文化对话、消除经济不平等，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当代种族主义的回潮和蔓延，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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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历史形态的演变
宗教种族主义：对被殖民者的“非人化”
在欧洲殖民扩张的第一波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统治西方精神世界的基督教基于《圣经》首先对被殖民者进行了“非人化”，继而得出白种人是最优秀的种族并有资格统治和奴役非白种人的结论，使欧洲人对所谓“新大陆”的巧取豪夺合法化、合理化，由此形成了宗教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初期的宗教种族主义实践，本质上是基督教神学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需求相结合的意识形态产物。15世纪晚期，尽管神权在逐渐衰落，但在名义上仍享有统治基督教世界的权威。因此，罗马教廷在确立欧洲殖民行径的合法性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罗马教廷通过重新诠释《圣经》，构建了一套以“文明—野蛮”二元论为核心的殖民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将原住民和黑人群体置于基督教宇宙观的人类家庭之外，从而为系统性掠夺殖民地确立神学合法性。
科学种族主义：以科学之名行压迫之实
宗教种族主义在解释为什么“欧洲人”是最优越的人类时，只能借助上帝和圣经的指示。18世纪至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标志着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也促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时代条件的改变使得宗教种族主义所宣扬的观点很难自圆其说——种族主义“缺乏一个宏大的、全球性的哲学和政治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它可以逻辑地运作”。文化人类学、种族人类学、进化论和遗传学等新学科为这样一个框架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框架内，上帝赋予基督徒更优越性的结论可以被改编为所谓白人种族的遗传优越性，19世纪下半叶形成的“科学种族主义”(也可称为“生物种族主义”)使种族主义得以完成从“上帝选民论”到“生物决定论”的认识论转型。
文化种族主义：后殖民时代种族等级制的再生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种族主义全面破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禁止基于种族的歧视;民族解放运动催生了非殖民化运动，37个非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迫使西方将统治策略从直接殖民转向文化霸权;资本全球化需要消解种族隔离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同时维持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
在此背景下，文化种族主义走上前台。传统上，人们对种族主义者的定义仍然是指那些相信某种族在遗传上优于其他种族并借以歧视与排斥后者的人。但新的种族主义者大多通过维护文化独特性来表达其观点，这些观点尽管不符合科学种族主义的定义，却以一种文化性的幌子实施种族歧视，这正是文化种族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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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种族主义的新表现
仇外民族主义
2008年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上升、福利削减，在经济不平等加剧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右翼政党利用民族主义议题获取支持，并通过塑造“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诱导民众将矛头指向外来者，视外来者为经济负担，从而加剧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为对移民、穆斯林、罗姆人及犹太人的排斥，进而推动民族主义议程，这种现象在选举政治中尤为显著。有研究显示，对移民的恐惧使美国白人政治立场向右翼移动，并使白人大规模地从民主党倒向共和党。目前，在党派和投票方面的种族分歧已超过按阶级、年龄、性别和其他人口指标划分的分歧。
色盲种族主义
色盲种族主义(color-blind racism)以抽象自由主义为理论基底，将种族不平等简化为个体选择的结果，否认制度化歧视的存在;将种族差异归因为个体的内在特质或文化差距，同时指控针对少数族裔的补偿性政策构成“反向歧视”。其核心策略是以“种族中立”为名，漠视少数族裔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与系统性歧视，或否认种族差异的持续性，宣称种族主义已成历史遗迹，实则以形式平等掩盖实质不平等，形成一种“没有种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或“视而不见的种族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
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将伊斯兰宗教、文化和传统视为对西方社会的威胁，其基础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宗教的优越感。西方反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多重斗争与冲突。1096—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在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建构起持久的文化对抗叙事。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Said)在《东方主义》中揭示的认知机制表明，西方知识体系通过将伊斯兰世界本质化为“他者”，建构了一套历史性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话语体系。它将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东方”本质化为同“西方”相异质的他者，为殖民主义提供根据。这种知识生产机制在殖民主义时期被制度化为文化等级制，即将穆斯林群体表征为文明进程中的“未开化存在”，并系统否定其现代性转型潜能。
反多元文化主义
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熔炉”理论(Melting Pot Theory)在西方移民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移民应与主流社会融合并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移民规模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保护移民利益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逐渐兴起。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民族、宗教和文化群体在迁入国中保持其独特性，并通过政策保障其权利。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主义者开始重申国家共同价值观和统一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呼吁“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m)，引发了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
数字种族主义
数字时代的种族主义可分为网络种族主义和算法种族主义两个阶段，二者虽有技术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但其种族主义的实质内容没有改变。
网络种族主义(Cyber-Racism)是数字种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它依赖互联网平台(论坛、社交媒体)发布种族仇恨言论、歧视性表情包，进行有组织的网络暴力等。其特点是人为主动发起，依赖用户主观行为(发帖、转发)。算法种族主义(Algorithmic Racism)是网络种族主义的技术升级，它将人类偏见转化为自动化系统，使歧视更高效、隐蔽且规模化，其技术基础是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决策系统。
03
当前种族主义回潮的特点
种族主义回潮与经济分化、政治极化有着正相关联系
21世纪以来，2008年经济危机、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青年抗议浪潮、占领运动等多重经济社会危机陆续爆发，而这一系列危机的根源，均在于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直接加速了种族主义的回潮。
极右翼“加速”滑向种族主义
激进加速主义的前身是加速主义，其最初源于一种哲学观念，认为现代性、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将不可避免地加速其自身的消亡。极右翼分子对这一概念进行改造，形成了“激进加速主义”，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施加社会压力——包括通过暴力手段——摧毁当前的意识形态秩序及其依赖的政治经济体系，从而加速社会崩溃。激进加速主义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已经腐败，无法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白人利益面临的威胁，因而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加速现有制度的瓦解。他们的策略并非直接夺取政治权力，而是利用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制造社会、文化、政治、种族等方面的混乱和分裂，推动暴力行动或支持破坏性政治行为，甚至发动种族战争。
种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有合流态势
右翼民粹主义对“真正人民”的本质主义界定，内在地契合了种族主义的排斥机制与宗教保守主义的“我们—他们”叙事。这种意识形态耦合在移民政策领域产生了显著影响：自2010年起，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平均选票份额呈上升趋势，而2015年难民危机后，其支持率更是加速攀升。三者均把公众对失业、福利紧缩与文化变迁的焦虑，从社会经济议题系统地扭转为文化排斥叙事，并最终导向排外性的政策主张。
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现实表现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当代形式种族主义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人们将美国的种族主义描述成“存在于呼吸的空气中”，并“从摇篮到坟墓”持续存在。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并非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渗透于执法司法、环境健康、移民政策等社会各个层面的日常现实，是文化种族主义与色盲种族主义在当代美国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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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当代种族主义回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多维机制推动第三世界整体发展，包括在原则层面携手合作、整合资源、完善标准;在物质层面通过“一带一路”等南南合作平台重构全球价值链，改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困境;在制度层面借助新型贸易规则与多边机制推进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在可持续发展层面以清洁能源和公共卫生合作为载体，增强应对风险的能力、实现发展权平等。中国将与全球南方一道，“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然促进第三世界的整体发展，促进世界进步力量、和平力量的不断壮大。如此，可望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给西方压迫和剥削各种族、各民族的反动势力施加极大的外部压力，促进有色人种及广大群众更高层次的解放，为实现人类向更文明社会的过渡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者：宋丽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原标题为《种族主义历史形态的演变及其当代新表现、新特点》，原文载于《海派经济学》2025年第4期。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为全文摘编，转载请注明来源。
来源：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海派经济学杂志
作者：宋丽丹 程恩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