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节| 1973年，一位好莱坞女影星眼中的中国妇女
导 语
在帝国主义霸权导致战事纷繁、敌对分裂的今日，民间交流（尤其是妇女的交流）带来的彼此认知会有怎样的积极效果？本文涉及的历史经验，或许可供参考。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此时，美国社会正经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围绕女性独立、家庭分工与性别平等的讨论不断升温。1973年春天，美国演员、作家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受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之邀，组织了12人的美国妇女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了一个月。这次访问的素材剪辑成了纪录片《半边天：中国记怀》(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 A China Memoir，1975)，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广泛讨论（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前往B站观看该片）。麦克莱恩也出版了题为《你能从这里到达那里》(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1975)的回忆录，记述和思考这段经历。
在这部回忆录里，麦克莱恩记录了代表团在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见闻：从托儿所到工厂，从人民公社到工人新村，从儿童教育、妇女劳动到婚姻观念、性别关系与日常生活秩序等方面。与许多当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反共刻板想象不同，她注意到的是一个正在重塑社会关系的新社会：儿童教育强调合作与集体责任；育儿社会化使妇女能进入公共劳动领域；“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和实践鼓励妇女参与生产与政治；而社会生活的简朴，则削弱了消费主义和性商品化的负面影响。她们发现，中国社会建立起了一种强调集体责任、社会参与和劳动光荣的价值观。
对于受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影响的访问团成员来说，这种社会经验既带来强烈的吸引力，也引发深刻的困惑、反思甚至身体和精神的不适。她们不断将中国经验与美国社会进行比较，许多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观念开始动摇。正是在这种比较中，她们也开始反思美国社会中女权运动自身的某些盲点：当女性解放被越来越多地理解为个人选择或性别对抗时，社会结构、劳动关系与集体生活往往被忽视。结合近期国内互联网上对美国资本主义“斩杀线”的讨论，以及当下国内部分女权讨论中日益突出的两性对立倾向，回看当年这些美国女权主义者在中国所获得的震动与反思，或许对当下的我们具有新的启发意义。
值此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我们选译了麦克莱恩这部回忆录中与中国妇女与社会生活相关的部分，与读者一起回望半个世纪前关于“妇女解放”的一次跨文化观察；希望能为理解20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在性别平等、社会组织和价值观塑造方面的实践提供一份独特的历史见证，也为今天重新思考女权运动的方向提供一些历史参照。
作者 | Shirley MacLaine（雪莉·麦克莱恩）：美国演员、作家，曾于1973年春天作为美国妇女代表团团长访问中国。
翻译 | 小喷、psq、姜饼、歲川、杨文、鹅童、亦静、缇戈
校对 | 侯泠
责编 | 云岫
后台排版 | 净怡
本文作者Shirley MacLaine的回忆录《你能从这里到达那里》（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封面 | 图片来源：网络
1973年4月20日中午十一点半刚过，我踏入了一个在我成年岁月里萦绕不去的神秘世界。香港商业社会那种急促喧嚣的节奏骤然消失，空气变得静谧，几近澄明。人们低声交谈，枝繁叶茂的大树在铁轨上方沙沙作响。一种平和与安全感迅速蔓延，感染了我；我们不觉放低了声音。
开往广州的列车穿行在柔和、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中。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是一片“缺席之地”(place of absence)——西方人最终会用“这里没有什么”来定义它。沿途是农田与劳作的农民，没有喧嚣刺目的广告牌兜售虚假承诺，没有贫民窟，也没有铁路沿线常见的破败贫困景象。
静谧，我在心里反复念叨着这个词，静谧。
一、孩子们是小机器人吗？
我们是来自美国的妇女。在美国，按照惯常的社会分工，我们不被期望参与像经济增长统计、重型机械、或如何养活数百万人等社会大事。在西方，妇女更多讨论与自身生活直接相关的具体事务；而在中国，不论男女，人们围坐喝茶，讨论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和产出。中国人正心无旁骛地建设一个新社会。
1973年4月17日，作者雪莉·麦克莱恩（前排居中）前往中国前在洛杉矶接受采访，前排左一为非裔妇女Unita Blackwell（乌妮塔），右一为北美原住民妇女Niniba Crawford（尼尼芭）；后排左一为来自德克萨斯的Pat Branson（帕特），向右依次为12岁的Karen Boutilier（凯伦），儿童心理学者Phyllis Kronhausen（菲莉斯），波多黎各社会学者Rosa Marin（罗莎），来自波士顿的家庭主妇Margaret Whitman（玛格丽特） | 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参观“广交会”，有人问我们的翻译，她是否也想要橱窗里那些只供出口的精美物件？“它们的确很漂亮，”她说，“但穿戴这些会妨碍我把工作做好”。就这么简单，她的语气里没有犹疑、遗憾或虚伪。我们围在她身边，对珠宝赞叹不已，仿佛走进了奢侈品店蒂芙尼。翻译说：“外面世界的妇女热衷于漂亮的珠宝、丝绸和锦缎，而男人们则关注新技术，因为能更快创造工作、金钱和利润”。她听起来既不教条也不讽刺，只是在平静地概括她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的差异。
在广州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乘公共汽车参观了东方红托儿所，了解中国是如何培养孩子的。我们代表团中，五位有孩子，七位没有，但包括十二岁的凯伦在内，我们都对如何教育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有时也怀疑美国那套方式是否正确。我们可能对车床工厂兴趣寥寥，但对儿童问题却很上心。
代表团走进一间教室，孩子们起立鼓掌，等我们站定后才坐下。上课后，孩子们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将词语和图片对应起来。随后，老师讲了一个小男孩跌倒受伤、需要邻居帮助的故事。讲完后，她问孩子们该怎么帮他，孩子们纷纷举手。老师仔细地听着，孩子们热情地提建议。他们学到了几件事：如何沟通、互相帮助、解决问题。
我想起自己童年的课堂时光——背诵抽象问题的理论答案，而给出“正确答案”的目的，只为了升入下个年级。我努力回忆，是否曾因帮助别人而被评分？那似乎属于“品行评定”而非教育本身。
接着是一出十五分钟的小短剧。讲的是一个女孩第一次来学校，喜欢一架玩具飞机，但她还不理解毛主席的理论，想独占它。同学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互相关心的教导，温和地引导她学会分享。她开始跟其他孩子一起玩飞机，其他孩子也把玩具分给她玩。最后，孩子们齐声朗诵：“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要一心为他人，而不是只顾自己。”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消化眼前的一切：对无私精神的颂扬、对破坏规范者的温和教导与接纳包容、对集体行动的倡导，以及对毛主席智慧的敬仰（一周后，甚至我都开始称他为毛主席）。所有这些元素都浓缩在那出短剧里，也贯穿于我们当天乃至之后所到之处。
图片来源：纪录片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A China Memoir, 1975
儿童剧、绘画、歌剧，一切都承担着社会意义。一些核心价值开始显现：消除竞争，将个人欲望置于公共利益之下。这当然不像玩《大富翁》。【译者注：《大富翁》是一款以经济竞争为主题的桌游，玩家通过购买房地产、收取租金并让对手破产来积累财富。游戏的核心机制强调财富积累和个人竞争，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个人主义价值。】
在另一间教室，我们看到一群小娃娃，坐在长桌旁，为工厂出售的缝纫机穿标签绳。他们坐在小椅子上，双手专注而灵巧地忙碌着。偶尔有孩子抬起头来，又迅速回到工作中。桌子上方写着一句标语：“劳动最光荣”。
我们面面相觑，克劳迪娅开始拍摄。在我们中间，帕特的工作最接近体力劳动，她摇着头：“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在教孩子热爱劳动。如果从小开始，就能做到。了不起，实在了不起。”她停顿了一下，“我是个职业妇女，真希望小时候就有人教我热爱劳动。”
1970年代的托儿所 图片来源：Carolyne Weldon
玛格丽特觉得那些孩子看起来像小机器人，但研究儿童心理学的菲莉斯反驳说：“这些孩子乐在其中，玛格丽特。他们在学习参与社会劳动，而这是我们竭力回避的。我们想方设法逃避工作，而这些孩子在学着做更多的贡献。”
“我还是觉得他们像机器人，”玛格丽特说。
我们参观了托儿所，最小的孩子只有两个月大，由国家分配的护士照顾。即使在还没学会说话的阶段，孩子们也被鼓励学会分享。早晨，父母把孩子送来，便可安心工作（有的家庭把婴儿交给长辈照看，这也是老人们乐意承担的责任）。几乎每个工厂、公社或街道委员会都有这样的托儿所，通常由妇女负责。有些孩子是日托，有些孩子在周末才被接走。如果母亲在哺乳，午饭时间会准时来喂奶。
1958年的宣传画：办好托儿所解放妇女劳动力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作者黄胄
孩子们裹着五颜六色的襁褓，睡在带有旋转玩具的婴儿床里，护士通常一人照看三个孩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护士们温柔地搂抱孩子、给他们喂食。玩具随处可见：卡车、汽车、动物、宇航员和球。最小的孩子在围栏中一起玩耍。我们探访那天，他们并未被我们的摄影机或灯光打扰，起初好奇地看看我们，然后继续和同伴们玩。
我意识到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在这个新社会里，夸大的竞争意识正通过儿童教育被消除。孩子们从小被教导要无私分享。如果孩子们不为玩具而竞争，长大后也不会为汽车、珠宝或郊区的房子而竞争。这不禁让人怀疑，竞争意识是否真的是人类天性？孩子们如此快乐而安稳，也让我思考：在一个健康、幸福的环境中，父母是否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一定总要陪在孩子身边。
1970年代的孩子们受到的革命宣传教育——“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那天回旅馆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我们大概都在想着自己的孩子，或自己曾如何被抚养。我想起十七岁的女儿萨奇，希望自己给了她独立的力量。作为生活在艰难时代的女性，我们都曾为如何养育一个生命而挣扎。尚未为人父母的人，也终将面临这些抉择。
我问菲莉斯有何感想。“我真的很震惊”，她说，“我原先压根不相信这是可能的。”她搜肠刮肚地寻找词汇来总结自己的感受，“到目前为止，我们见过的孩子里，没有一个哪怕稍微有点心理问题的孩子。这太不可思议了。”
在社会主义集体劳动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笑容 | 图片来源：CCTV
那天晚上，我们聚在帕特的房间讨论白天所见，克劳迪娅决定把这场谈话拍下来。结果，这场讨论几乎成了我们此行中最接近中国式“自我批评”的经历。我们沉默着，等着有人开口。终于，克劳迪娅放下了摄影机。
“说实话，我被这些景象吓到了，”她说，“那些孩子一定是被规训成那样的。”
“我倒不一定这么认为。”玛格丽特改变了先前的态度，“他们是在学习分享，而这只能是好事。”
“这一切太诡异了。”克劳迪娅坚持道。
玛格丽特说，她真希望自己的孩子小时候能被送去这样的托儿所。
菲莉斯认为，无论孩子还是这种教育本身都很健康，而对劳动的强调则最为健康。
克劳迪娅的神情愈发紧绷，拍摄也变得困难。“我跟你们说，这就是很奇怪！”她突然又重复了一遍，“你们真的愿意让孩子在托儿所长大吗？说实话！”
房间一时寂静。美国女权运动的重要诉求之一，就是建立日托中心，以解放女性，使她们摆脱育儿和家务的重负，进入公共劳动领域。而此刻，一位女权主义者却在质疑这一理念。
我问克劳迪娅，究竟她反感的是托儿所这种制度，还是对中国托儿所里的实践感到不安？
“我并没有不安”，她说。
“那到底怎么了？”
“我只是好奇，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仅此而已。”
我提到女权运动对日托中心的看法，再次追问她的意思。
“没什么”，她说，“我只是想激一激你们，让你们把真实想法说出来”。
纪录片《半边天：中国记怀》(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 A China Memoir)导演克劳迪娅 | 图片来源：网络
克劳迪娅看起来像一只受伤的鹿。过了一会儿，我们起身道别，回到各自房间。中国开始影响我们了。我希望这个团队能撑下去，不要像许多其他西方代表团那样分崩离析。
十二岁的凯伦背负的记忆包袱最少。但有一天，在一家托儿所里，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她和几个中国小女孩成了朋友。她一手牵着新结识的中国朋友，一手抱起一个婴儿，突然哭起来。
回到旅馆后，我想和她谈谈，便陪她去了克劳迪娅的房间。我想，她对中国的感受应该是最鲜活、最本能、最直接的。我问她是否愿意让我们拍下她的反应，她点点头。镜头一开，她就泪如雨下，话倾泻而出。她说，中国是她唯一感到安全的地方。在美国，她总是锁着门；可在这里，中国人如此善良、贴心、正直，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她谈起自己短暂人生中让她不再信任他人的经历，说自己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留在中国。
她哭得更厉害了：美国的学生残忍，因为美国是个好战的国家；她反对越南战争时遭到指责；金钱、权力和冷酷无情——那才是美国人真正关心的一切。但在中国，她找到了归属感。她泪流满面，我紧紧地抱住她，试图安慰她。
胶片用完了。凯伦的哭声渐渐平息，我送她回房间，安慰她说美国并没有她想象得那么糟，她应该享受这次旅行，从中学习，然后回去告诉朋友们她的见闻。她点头同意。我吻了吻她，劝她休息。
在上海的一天下午，我们参观了少年宫。那是一座占地广阔的建筑，曾是外国使馆，如今成了儿童课外活动中心。我们每个人由一个孩子带领，参观体育馆、音乐厅、活动室、绘画教室和舞蹈班。孩子们牵着我们的手，笑容满面。有个孩子递给乌妮塔一幅小画，画的是一位怀抱婴儿的黑人妇女【译者注：此处作者记忆有误，根据纪录片中的场景，此画是一位黑人妇女和一位中国女孩拥抱，表现亚非团结。】。乌妮塔哭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事。”那位中国小女孩牵着乌妮塔的手，带她和我们一起前往下一处。
小女孩送给乌妮塔的画 | 图片来源：纪录片《半边天：中国记怀》(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 A China Memoir，1975)
那天结束时，我们围坐在长桌前，询问关于少年宫、中国生活以及其他很多我如今已记不清的问题，因为代表团成员一个接一个被感动落泪。凯伦紧紧抱着她的中国新朋友；尼尼芭送给她的小向导一根羽毛；乌妮塔仍宝贝着那幅画；翻译小叶和菲莉斯挽着手臂；凯伦把头埋在朋友肩上，开始抽泣；我的眼眶也盈满泪水。
仿佛有某种真实又神秘的东西在同一刻触动了我们所有人——关于家人的记忆，关于与自身生活重建联系的渴望；也像一种可怕的释放：当我们意识到那个名为“共产主义”的妖怪竟有深远的积极性后，伴随而来的愧疚与紧张骤然松动。我们变得毫无防备，坦诚而脆弱，甚至感到一种怨愤：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惧怕它？
克劳迪娅的协调性越来越差，经常绊倒在器材上。她的手抖，嘴唇也哆嗦。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我坐在她旁边，问她怎么了。她用颤抖的手指拨开眼前的头发：“在这看见的一切让我开始剖析自己，我意识到自己好胜心有多强。我努力克制，因为我知道它有多大的破坏性，可我控制不住。有时我更担心琼拍了什么，而不是自己的工作——我明知不该这样。我俩都很优秀，为什么不能共存呢？因为我调整不好自己的情绪，甚至不知怎么和她交流。”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会没事的。只是在中国，我看到所有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工作。那种无私，颠覆了我以往对个人或行业的所有认知。这很沉重，你明白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我能不再只想着自己，我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些人让我看到自身的缺点，要直面这些真的很难。”她陷入沉默，挥手止住了对话。
我静坐一旁，敬佩她那种毫无遮掩的脆弱与坦白。正因为她敞开心扉，才能被中国触动。我想，这一定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的情况，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乌妮塔曾提议开一次“牢骚大会”，或许能起到类似中国“自我批评”的作用。但我担心一旦我们开始坦诚相告、吐露心声，这个团体就会分崩离析，我们会喊叫、争吵，说出一些无法挽回的话。
所发生的种种，多半与我们这代美国人有关，我们从小被灌输了“共产主义邪恶”的观念。然而在中国，我们看到食物低廉，街头没有犯罪和毒品交易；毛泽东是一位真正深受爱戴的领袖；人们对未来满怀希望，女性对花哨衣服、化妆品这类轻飘的装饰物几乎不需要，甚至也不想要；孩童们热爱劳动且自立自强；一夫一妻制是国法，鲜有人越轨，亲密关系似乎也因此免于嫉妒和不忠。
这些与我们在美国习以为常的一切截然不同，无法用常规回应这种冲击。我们没法寄回一张明信片，写上：“玩得很开心，真希望你也在，”因为此行绝非那种普通旅行。它更像是一次飞跃式的未来之旅；对我们中的一些女性来说，那前景想必令人心悸。
二、妇女能顶半边天
一条两旁长满灌木的土路，从铺设好的公路通向一个村庄。村里是一排排由夯土与茅草顶砌成的房屋，这是马桥人民公社。人们在麦田和苜蓿地里劳作，浇灌作物，在明亮炽热的天空下聊天。我们经过时，他们鼓掌、挥手致意；也有人停下手里的活，站在那看着我们。乡间吹着清爽的风。
此行至今，中国城市里那种毫无节制的污染令人震惊：烧煤的工厂喷吐浓烟；乡间的火车也主要燃煤；许多机动车似乎直接用粗制原油。有人告诉我，这一切都是轻重缓急的问题。与此同时，几乎人人吸烟，旅馆和机关大楼里总是弥漫着尼古丁烟雾。但在这里，风吹着，空气清澈耀眼。今天代表团的妇女们心情很好，阳光是普遍的良药。
我也在这里感到一种力量，一种在共同使命中结成的纽带。他们不是在生产廉价商品卖给某些二流百货公司谋取利润，而是在养活中国。这并非小事，他们的自豪与使命感极具感染力。
在中国，我们处处看到真正动员女性的努力：她们在田间、码头、工厂劳动；她们教书育人，参与革命委员会的各项规划，并且在宣传照片中占据显著位置。人们反复告诉我们：毛主席说，“妇女占人类的一半，必须实现平等，妇女撑起半边天。”
社会主义时期的劳动妇女 图片来源：《户县农民画选集》
但中央委员会没有女性，公社里也没有做到同工同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按“工分”计酬，根据体力和生产效率分配。由于女性体力通常不如男性，又因月经请假，她们的工分往往更低。中国人自己也清楚这种制度的不公。平等的愿望确实存在，许多人——包括不少男性——都告诉我们，实现男女平等是革命最重要的任务。与美国相比，我对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所需时间反而不那么苛刻：不仅因为中国人的态度更真诚、更严肃，也因为新中国必须面对一个历史：就在二十三年前，妇女还被当作奴隶和可买卖的货物对待。因此，必须在整体革命的语境中理解新中国的妇女解放。
中国人不断提醒我们：他们仍在为彻底的平等而奋斗，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需要妇女自身的参与。美国在奴隶与妇女问题上也有过类似情形：人们往往因害怕“白人老板不高兴”而不敢主张权利。而在新中国，男性也鼓励妇女相信自己的解放与平等，并与她们一道，认真承担起“撑起半边天”的责任。这便是差异所在——中国试图通过社会主义解放社会的所有成员，意味着人们为彼此工作，而非只为自己。我再次忍不住发问：如此崇高而宏伟的理念，是否真的能实现？
我们的感受几乎无法用镜头呈现出来。克劳迪娅和琼可以拍下女拖拉手与笔直的田垄，拍下待脱粒的麦穗，拍下赤脚医生行走乡间为孩子检查麻疹、扁桃体炎和无数小病；我们可以拍下会议与青年们认真背诵他们以为西方人想听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拍谷仓与婴儿，也可以拍公社的商店、医院、托儿所、会议大厅，以及人们的住房；我们能展示效率——生产的效率，为人民服务的效率。但真实的中国更难以捕捉。
归根结底，我们拍不出中国的精神。即使身处其中，我们也很难理解它。
本文作者麦克莱恩、凯伦与上海工人合影 | 图片来源：Karen Boutilier Kendall, Berkeley to Beijing: The Journey of a Young Activist
我们怎能真正理解？毕竟我们是来自美国、生活安逸的中产阶级女性，从未真正遭受过饥饿与屈辱；更不曾被迫卖女为娼、卖子为奴。我们也未曾遭受过延续数千年、人类历史上深重的剥削与压迫。哪怕我们不是历史学者，也能感知到革命之前的中国曾经历了什么，它就伏在我们所见、所触、所感的一切背后。
如今的中国感到无比自豪——为自己，也为自己的潜能。她自强不息，重拾尊严与团结。这种精神深深渗透到人民公社——中国的脊梁。革命的胜利源于中国农村，农村也孕育着中国的未来。
我望向公社的田野，看见农民与知识分子并肩耕作。知识分子按规定下乡一段时间，在劳动中向农民学习。他们低声谈笑，穿梭在光影间。他们的一举一动仿佛在诉说着共同的希望、共同的土地，以及共同摆脱饥饿与屈辱的自由。我与他们互不相识，语言不通、也不共享历史过往。我好奇，凝聚他们的纽带是什么？因为我明白，如果我被派到那田里劳动，恐怕连五分钟都撑不下来。
图片来源：《户县农民画选集》
他们的历史、神话和幽默都超出我的参照系。我无法将在中国的所见所学与我的美国经验对照。我无法、也无意在中国生活，但我为能跟他们生活在同一星球而高兴。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几乎令我绝望。但随着我观察、学习并吸纳中国的启示，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慢慢重拾对人类的希望和信心。
三、谁是国家的主人？
上海的工人新村，看上去与美国城市的低收入住宅区并无二致：一幢幢朴素的四层楼房环绕院落，孩子们在院里踢球，衣物在阳光下晾晒。参观那天，我们走访了几套整洁、实用的宿舍。每套两居室可住六口之家，父母一间，孩子与祖父母一间。住户是城市工人，上海一千五百万人口的主体，他们的月平均工资是48美元【译者注：197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约是1美元兑换2.46人民币。】。
有一户人家为我们列出开销：房租每月2.5美元，电费50美分，鞋子2美元，一套衣服5美元，医药费每年2美元，教育费一年2.5美元，伙食平均每餐20美分。一台收音机约40美元，一辆自行车则要75美元。
在这样的开销水平下，这些家庭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房间陈设清简：不同年龄阶段的毛主席像常挂在摆有鲜花的五斗橱上方，旁边或许有个搪瓷缸或一台收音机，客厅里有个小榻当沙发，几把硬背椅，从天花板垂下的灯泡提供照明。
1959年迁入工人新村的上海工人家庭 图片来源：网络
卧室更私人化，柜子上摆着孩子们的毕业照、全家福，镜子上印着毛主席语录。孩子们负责打扫自己的房间，男人分担家务，包括洗衣、熨烫。不过，像农村公社一样，妇女仍更愿意掌勺。看着这些整洁、低廉、干净的公寓，乌妮塔想必会想到美国的黑人贫民区，而帕特也不由将其与美国南方部分地区（甚至包括白人社区）的工人阶级境况作比较。
几条街外，我们去一位姓梁的女工家。她已婚，有两个孩子。我问她：“你觉得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国家吗？”
“当然，因为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知道命运在自己手里。如果犯了错误，并且意识到了，我们必须把它指出来。我们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它依靠人民。因此当错误发生时，人民可以也必须承担起批评自己和他人的责任。”
在中国，没有人是孤立生活的。当我们穿行于人口密集的乡村，或走入熙熙攘攘的城市人潮，或探访三代同堂的宿舍时，我渐渐意识到，关于性，中国社会呈现出不寻常的面貌。多年来，我拥护性自由，认为清教主义和性压抑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最终会危及一切自由。但是在中国，我的一些根本信念被动摇了。
中国之行前，韩素音【编者注：英籍华人作家】曾告诉我：“革命之前，农民没有时间探索性，他们忙于求生；如今，举国上下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理同样适用。”我当时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性欲是人类的基本本能，多数心理学研究也支持这一点。
一天下午，我和菲莉斯与我们的向导小张长谈了一次。小张是一位妇联干部，解放后从事过改造妓女的工作。小张说，中国人民有太多工作要做，很少有时间去想性之类的事。国家提倡晚婚——约26岁左右，既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也让年轻人能“把最宝贵的青年年华献给社会主义建设”。
此外，性自由与旧中国对妇女的剥削和压迫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在他们看来，性自由的社会意味着男性对女性为所欲为。小张在解放后曾帮助过数千名旧社会的妓女进行改造，深知她们谋生的艰难：缺乏技能，愿意与她们结婚的男人也不多。
我也亲眼看到：在中国，你是可以忽略性的。这里不存在对性的商业剥削，以推销肥皂、香水、软饮料或汽车。男女通用的制服也淡化了性，反而让人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一个人的个人品格上，而不再关注其外在条件。当然，人们有性生活——每年一千八百万新生儿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性”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用一到十分来衡量，它大概排在第七位。
1970年代中国妇女的着装，干练、精神，手拿镰刀 | 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在北京抵达目的地后，发现民族酒店九楼住着正在北京建造新通信卫星设施的工作人员，包括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他们已有数月没见过西方女性，我们的中国之行因此陡然转向。旅程的剩余时光基本在北京度过，而九楼成了大多数同行女性躲避孤独、文化冲击、逃离陌生新社会的避风港。这些西方男性已在中国待了半年，虽然欣赏所见的一切，但仍归心似箭。
正如其中一人所说，他们想看“女人的裙边和其它女性化的东西”。如果留在中国，他们想看看旧时苏丝黄穿的那种腿侧开衩的旗袍；带着对其公然男性沙文主义姿态的一丝羞愧，他们抱怨“男女平等”催生了“中性化”的服装，让女性变得乏味、缺乏吸引力。我们中竟也有人点头附和。
五一劳动节这天，阳光灿烂，我们作为外宾坐在天安门广场观看来自中国各地的歌舞表演。音乐和舞蹈持续了几个小时，随后一位年长的中国妇女在我身旁坐下。她立刻被摄影师和仰慕的人群包围。她穿着素净的灰色毛式中山装，面容庄重和善，眼神中带着一丝俏皮。
美国妇女代表团与邓颖超合影，邓颖超左边戴帽子的女士为本文作者麦克莱恩 | 图片来源：Karen Boutilier Kendall, Berkeley to Beijing: The Journey of a Young Activist
仅凭她的举止仪态，我意识到她是位重要人物，却不知是谁，询问后才尴尬地得知她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她历经无数风雨：1935年起，与丈夫一同走过那史诗般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目睹战友们牺牲在路上和群山之间；亲手拿过机枪，在为新中国的愿景而战的岁月中染上过肺病。此刻，她就在我身旁，而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问我们过去的生活，在中国是否愉快。我说很抱歉刚才没认出她；她说没关系，因为她并不重要。她说，我们俩之所以重要，在于我们能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她向代表团表示祝贺，欢迎我们代表美国妇女来到这里。
后来，在喝着橘子汽水、吃着坚果的会面中，我问邓颖超女士关于艺术家在中国扮演的角色。似乎早有预料，她承认新社会需要为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提供更适宜的环境，但也表示国家需要对文艺进行管控。我说，作为艺术家，我永远无法接受国家对创作表达的控制，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轻声细语地解释：当一个国家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千百万人的温饱时，艺术和文学就必须退居其次，且只能服务于革命的利益。为新生的国家服务时，艺术与政治并无本质区别，人民才是重中之重。
她重申，她和其他领导人都认识到必须给艺术家创作的机会——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这一点，革命的进程也可能受阻。
四、中国和美国在“人性”这张白纸上都描摹了什么？
时间所剩无几，我们进入最后一轮参观。我们目睹了一场剖腹产手术，仅用针灸进行麻醉。手术过程中，琼一度眩晕，不得不躺下休息，但她克服了不适，继续拍摄。手术期间，腹部敞开的产妇吃了个苹果，还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工厂，那里有四百多名聋哑人忙碌地在机床旁工作。他们组织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用手语开展自我批评，有些人正在接受针灸治疗以改善听力。
当然，我们看到的多是精心挑选的地方，中国人显然会展示最好而非最差的一面。但他们同我们交谈时坦坦荡荡，毫不避讳。而且那种团结一心的凝聚力是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来自那些从旧时代解放出来、获得了尊严与价值感的农民和工人。我从未感到中国的团结是自上而下强加的，更不是靠恐怖手段实现的。
返程路上，我想起曾与韩素音的一次谈话。她提醒我，带这个女性代表团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她说，男性在中国更容易适应，因为他们关注经济、工业化、盈亏、国民生产总值等问题；而西方女性更能体会在中国发生的人类价值观的根本性革命，尤其是当没有男性在场来缓冲这种冲击时。
中国真正的变革体现在儿童的养育方式，善意、相互尊重与彼此需要的价值观，对劳动与家庭的看法，人类之间的相处之道。在西方社会，这些常被视为“次要的”女性特质话题，但在中国，它们却是所有人的首要关切。从某种复杂的角度来看，代表团中的女性们足够敏感，能够被这些根本性变革触动，这一点值得称赞。然而，部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这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女性来说都太沉重了。
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大相径庭，因此很难产生共鸣。在中国，到处洋溢着斗争的氛围，活着、发光发热，几乎不给绝望留空隙；它既不是印度那种听天由命的宗教消极，也不带有正在绞杀美国的贪婪。
1970年代的中国女工 | 图片来源：网络
有次火车途中，一名男子通过小张的翻译问我美国农民是否真的为了抬高市场价格而宰杀了两百万只鸡。我说是真的，他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他来自中国，这片土地被耕种的时间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久，食物弥足珍贵，他无法相信一个文明国家不是为了食用而杀鸡。对此，我当时解释不了，此后也解释不了。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在中国没见过敌意，甚至没有看到公交车司机和乘客间的口角；我渐渐意识到，也许人类真的可以被教育成任何模样，我们像白纸，品格由父母、学校、教会和社会一笔一笔写上去。如果邪恶、恐惧和压迫能被写进这张白纸，那么真诚、善良、同情与集体精神也可以。
我曾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孤独多年，但在这个“集体之地”，我既不懂语言也不认识什么人，却并不孤独，甚至有种回家般的自如。而且我已经五个星期没抽烟了。
为什么中国人看起来比苏联人幸福得多？两国都诞生于社会主义革命，都践行马克思主义。但当我在1960年代访问苏联时，他们显得恐惧、沮丧、多疑，而我周围的中国人则充满信任、坦诚和活力。这只是民族性差异，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和实践？
来中国之前，我以为自己已懂得“革命”一词的含义，但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它蕴含着丰富的意义。对中国人而言，这个词意味着持续的变革。革命永不终结，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不断的斗争。它触及中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农业到人际关系。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场持续革命的旗帜下发生的。无论其细节如何（我花了大量时间学习和探究），它都只是未来二十年中国面临的人类变革蓝图的一部分。
1973年深圳的工厂门口 图片来源：Covell Meyskens
当我思索这场庞大的社会实验时，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就引发了更刺痛的问题：难道是因为专政政权比民主更高效？中国人自豪地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来描述他们的政治制度。但从佛朗哥的西班牙到苏联，专政政权并不少见，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或其他形式的，却没有哪一个接近我在中国看到的这种成就。一定另有原因。人们之间的相处方式是我从未见过的。
我越来越确信这要归功于一种叫作“自我批评”的方法。自我批评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开展：家庭、革命委员会、大学、工厂、中学等。据我所知，八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和毛泽东本人，每周都会参加几次。会上，每个人都会坦诚地表达自己对他人及对自己的看法；气氛通常坦率直接，却也带着善意与体谅。
正因这种公开而直接的沟通——尽管其中很多内容令人痛苦——挫败感、敌意、压抑的情绪和恐惧明显减少。由于自我批评的持续性，人们不断审视自身的价值观和态度。也正因如此，人们往往谨言慎行，以防退化到冷漠、自私或不沟通的习惯中。随着善意与体谅的增长，自我批评会也变得更容易承受。
在新中国，最关键的改变是对男性的要求，因为他们必须放弃几乎所有传统特权，包括土地私有、为钱奴役他人、压迫妇女及对子女的绝对权威。中国男性似乎正在经历这种转变，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革命最终成功的必要条件。何况，毛主席已经如此规定。
1960年代宣传画中的女性群像，她们能劳动、有力气，和男子一样能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 图片来源：知乎
我想到美国充斥着愤怒、暴力、犯罪与腐败，想到她的自私和尔虞我诈，以及对自由的肆意滥用。然而，我必须且想要在美国生活。我永远无法久居中国，这点我很清楚。而像长征这样的壮举，在美国几乎不可想象：不可能有一群美国人在落基山脉建立一个美国版的延安，然后日后以革命军的身份下山。
延安让我意识到希望并非遥不可及，因为我看到一群有信仰的人是如何彻底改变人性的。我再次感到人性是后天塑造的。我审视自己的本性：为什么我如此向往集体生活，而又想保留个体的权利？我是否仍不愿放弃那些让我变得富有的身外之物？我是否像过去被指责的那样，是财产、金钱和奢华生活的奴隶？我是否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是个充满矛盾的个体？
我知道他们会怎么看待华尔街、比佛利山庄的豪宅、哈莱姆的黑人小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学研究、色情电影、民主党大会，或一位总统被民选议员公开揭露，甚至面临弹劾的场面。【译者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20世纪美国著名性学研究者组合。】
他们会如何看待自由艺术、自由媒体、性自由与暴力自由……或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自封的同性恋解放主义者；看待12岁的吸毒者，或奥罗尔·罗伯茨(Oral Roberts)的电视布道。我想知道他们会否看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之间的区别？他们会怎么看时代广场或洛杉矶高速公路。【译者注：奥罗尔·罗伯茨通过电视宣讲福音、神迹与信仰治愈，向全国布道和募款。理查德·尼克松曾作为共和党人出任美国总统，1972年面临弹劾，而乔治·麦戈文是同年民主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五、中国是一面镜子
接下来的一整年，我试图理解与一群美国女性在地球另一端旅行中所见、所感、所闻、所触、所体会的一切，中国的经历与我生命中任何事情都截然不同。我可以把那些日子、小时、感受与地点一一相加，但远不足以描绘我的全部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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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与其他西方代表团去过中国的人也有同样困境：无法用同等情绪力度说清自己所见所闻；无法传达出这一经历如何改变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一种令人沮丧的失语。在很多方面，中国之行是撕裂而痛苦的，正因为它让人照见自己。
乌妮塔对我说，“我们这边糟透了。你总是提心吊胆，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你，晚上不敢出门，年轻人吸毒。我在中国才真正认识我们的价值体系——我们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就连在民权运动里，我们也关注错了很多东西。我们的体系总是想要更多东西，它迟早会崩溃的，我们这样下去根本撑不住。”
我问她：“什么意思?”
“我们总在乎穿什么、开什么车、买什么小玩意儿之类的”，她说，“他们做的事很重要，因为他们关心彼此。即便是这样，我妈妈还是担心——因为他们不信上帝。我跟她说，‘他们有自己的上帝。’我告诉她，那里的人民就是上帝，她似乎就明白了。”
乌妮塔说：“朋友们都说我更平和、更快乐了。以前总想着要过得比别人好，那种煎熬快要把我拖垮了，但现在我不在乎了。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你知道最好的是什么吗？我以为这种感觉会转瞬即逝，可它没有。”
女推土机驾驶员操控着巨大的机器 图片来源：《人民画报》1951年第4期
尼尼芭回来后说，这次中国之行让她更认真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美国的制度适合白人中产阶级的需求，却不适合我。有时我真希望当年‘发现’美洲的不是那个哥伦布，而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要是这样，印第安人就不会被屠杀，中国人至少让他们的少数民族保留身份认同。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帮我重拾了以前的价值观，比起外人灌输的更能让我融入族人。纳瓦霍语【编者注：北美原住民的一种语言】里没有‘共产主义’这个词，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写照。当我看到中国父母给孩子充分的自由，我意识到我把孩子管得太紧了。我越是抓着不放，他们就越想逃离。我现在学会了放手，我们都更快乐了。我更自信了，敢表达一些可能不受欢迎的观点。”
帕特此前从未离开过家乡，还曾信誓旦旦跟我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肯定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曾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工作。【译者注：基辛格是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外交官，在立场上以反共著称。洛克菲勒于1953年至1954年担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是共和党人，常被认为是自由派或温和派。】回到德克萨斯州后，她便开始了巡回演讲，逢人便说毛泽东与耶稣基督骨子里是兄弟。帕特是代表团里唯一出身白人工人阶级的成员，她在大公司上班，靠每周的薪水生活。她没有挑战雇她的制度，但她对这个体制的了解足以让她意识到：自保的唯一途经是“组织起来”。
她是坚定的工会成员，也积极参与地方民主党政治。她效忠于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因为她觉得民主党正落入那些不理解她的人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知识分子”。【译者注：在1960年代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期间，乔治·华莱士作为民主党的代表出任美国阿拉巴马州州长，曾为阻挡阿拉巴马大学开放黑人入学而阻挡校门，以其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和民粹主义观点而闻名。】乌妮塔和尼尼芭属于以正义之名组织起来的少数族裔团体，而帕特则希望从体制中获得更高收入、更公平对待。
真正震撼帕特的是中国的组织能力：“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工作。我周围的朋友都对这点很感兴趣，他们根本不问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天啊，我到处演讲，明年的行程都排满了。人们总问我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他们，人们怎样一起劳动，把国家建设起来。”
“有人想知道那边是不是要奴役我、给我洗脑。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雪莉。中国人相信毛主席的教导，如果他们愿意相信，那很好。因为他们二十三年前的日子简直惨不忍睹，毛主席给了他们盼头。也许他们只给我们看了好的一面，可要是他们来我们国家，我们也会这么做，我们当然不会带他们去看贫民窟之类的。我跟他们说，这趟旅行没把我变成共产主义者，但我的确对人生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要回去继续搞政治、组织大家，把政客们台面下那些肮脏勾当清一清，那些腐败政客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糟透了。我看到中国人为了他们的信仰挺身而出，我们也可以。这里的人总是坐享其成，中国人可不这样，他们会积极参与，出了问题，他们就去解决。我觉得我们都该读读那本‘红宝书’，学学怎么去组织。不然，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迟早要被共产主义者接管。”
在我们当中，玛格丽特最为坚韧。整个行程中，她始终保持着乐观和活力，几乎没有流露出内心可能经历的困惑。她的自制力来自成长背景。她说：“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控制自己，但现在我想挣脱束缚，潇洒地活一回。我意识到我从来就不是保守派，只是以为我该是，因为周围的人都那样。”离开中国后，玛格丽特独自周游世界；临行前还鼓励我们趁着年轻要抓住机会。她从新加坡给我写来一封信，我将永远珍藏。她说自己过去总不愿、甚至羞于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但我对中国人及其情感的钦佩之情无穷无尽，我决定要改变自己。我感到一种全新的自由。”
罗莎和菲莉斯对中国的反应更冷静、疏离。她们是受过社会研究训练的专业人士，被教育要比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事物，这种训练使她们的反应不那么个人化。她们很难将所见所闻与自身联系起来，似乎坚持认为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与她们个人关系不大。
罗莎回来后写了几篇关于这次经历的文章。她从以色列寄来一封信（她正在那进行另一项田野调查），随信附上了文章。她写道：“如果说中国有精英阶层，那就是群众：工人、农民和士兵，他们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都首屈一指。按我们的标准，他们或许贫穷，但这种贫穷是均等的，没有巨大的贫富差距。”
她的文章充满报道式的细节，总体上赞扬了“革命社会的乐于助人和诚实守信”。但她也看到不足：她不赞成国家指定个人职业的做法，即使当事人乐于接受安排；她还多次提到艺术上的封闭状态（在当时的中国，大众接触不到外国电影、书籍、杂志或报纸）以及艺术个性的缺失。“如果一位艺术家画了一幅画，画上并不会署名，”她写道，“匿名性被强调，个性被掩盖……但我认为，中国人明白真正的革命在于自身，不是抽象的陈词滥调，而是具体的行动。”
菲莉斯印象最深的，是中国迅速“以较低的代价”实现了“价值观与目标的彻底转变”。她说，“现行制度对异见分子、知识分子、艺术家等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大多数中国人本来就与这些人没有认同感，毕竟中国95%的人口是农民。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牺牲并不算什么。”
菲莉斯也同意其他人的看法：“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人们之间的幸福与温暖。与西方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较低，但他们更注重彼此的交流，而不是占有多少物品。中国弱化个人主义的做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必须如此。而这也许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未来，除非我们能够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人是社会性动物，彼此依存；当人口压力巨大时，彼此依存和个人主义很难兼顾。人口越多，社会越倾向于保守，也越容易弱化个人主义。”
在北京的医院，菲莉斯花了很长时间与护士和医生交谈，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显然被这一切改变了。“我无比感激这段经历，因为它让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作为心理学者，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个行当是有意义的。近来每当我灰心丧气，就会想起中国人所做的一切。我只是遗憾我们不能更自由地来往，因为我们本来可以互相学习。但我希望我们能更自由地向他们学习，一个社会是否充满活力和幸福的关键在于它是否不断追求进步，而这正是中国人正在努力的方向。”
凯伦去中国时只有十二岁，人聪明伶俐。我想，这段经历对她未来的意义会比当时更加重大。在中国，她常为自己的反应而困惑，仿佛说出的不是真实的感受，而是“应有的感受”，她显然也被代表团里美国成年人的沮丧情绪所影响。所以，如果凯伦看起来对中国了解甚少，很可能是因为和我们在一起使她痛苦。我跟她通电话时，她还不能完全讲清楚她来中国的体会。
“朋友们说我变了，”她说，“我问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我的行为举止不一样了。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还是因为我现在出名了。我跟他们讲长城、故宫、少年宫，还有见到邓颖超的事；还讲中国人之间多么热情友好。有朋友问毛泽东是不是国王、是不是神，我告诉他们，他的语录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人们一直在赞扬他。有人问这一切是不是演戏，我说不是，我觉得都是真的。也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只给我们看好的一面，我说不是，他们让我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除了内蒙古。但他们有时又怀疑我是不是在演戏。”
凯伦写的回忆录Berkeley to Beijing: The Journey of a Young Activist封面 | 图片来源：志愿者供图
回想起来，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根本问题都与我们作为女性的自我认知有关。真正冲击我们的，除了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群众的团结，甚至人们的友善，更在于中国女性与男性的相处之道。这体现在最根本的层面：平等观念的自然流露。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中国女性穿着朴素的中性服装，不化妆、不戴首饰、不做精致发型，没有传统的女性装饰物。然而，正因为她们不执着于这些，她们反而显得更笃定于自己的女性身份，与男性相处也更从容。
我们看到夫妻、同事、学生之间的争论与分歧，但性从来都不是其中的因素。争执中没有轻佻的眼神或带性别敌意的贬损，争论的内容比方式更重要。
中国女性似乎并不渴望“胜过男人”或“和男人一样优秀”，她们更在意的是不断拓展自身的能力极限。她们工作竭尽全力，通常都能与身边的男性比肩，甚至超越他们。即便没有做到（尤其是在那些重体力劳动的公社里），她们也不恼怒或沮丧，而是泰然处之，坚信她们能在其他领域同样出彩。她们丝毫没有陷入我们之中一些女性常陷入的悲哀的权力游戏当中。
这一发现令所有人震撼，尤其是（女性）摄制组。我们太容易陷入与男性竞争的陷阱，而不是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在争取平等的艰难斗争中，很容易将男性视为敌人，这种态度对中国女性来说完全无法理解。当我们与中国女性讨论妇女解放时，她们会问起美国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她们是优秀的战士和组织者。但当我们描述一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在排斥男性方面走得多么极端时，她们简直难以置信。两性战争超出了她们的理解，她们也觉得如此极端的防御机制并无必要。我们在中国期间，几乎没有在任何场合看到性别歧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以更隐晦的方式存在）。
除了诸多价值观和文化冲击与异国感之外，我认为真正让我们崩溃的是我们对于自身在西方社会中性别角色的觉察。民族酒店九楼出现的卫星设施安装技术人员更是雪上加霜，因为这些西方男性不断把我们重新拉回男女博弈的旧戏法，而我们作为女性代表团，刚刚开始明白：我们需要避开它。
尽管对中国女性的观察让我们时而震惊，时而又深受启发，但最受触动的还是摄制组成员，因为她们都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然而她们关于工作、艺术、性与性别角色、个人主义、妇女解放、育儿的基本观念都突然被颠覆了。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们在美国高谈阔论的妇女解放大多只是空谈；我们在中国目睹的现实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我们都生病了。
1972年南京市的宣传画，画中下半部分以连环画式的小幅图像展示多种职业女性形象，如工人、农民、医护人员、科研或技术人员等，突出女性在各行各业劳动生产中的角色。配以醒目的红色标语：“劳动生产最光荣”“妇女也能当英雄”“生男生女都一样”“移风易俗创新风”等，强调劳动光荣、性别平等与社会新风尚 | 图片来源：知乎
回美国后，我常见到克劳迪娅，因为我们一起剪辑了这部纪录片（《半边天：中国记怀》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 A China Memoir， 1975）【编者注：我们计划在3月18号组织观看并讨论这部纪录片，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添加小编微信shiwuzhuquan2017，申请参加】。她出色地完成了电影制作，也因此更对自己的技艺和专业精神更有信心。从个人层面，她说：“中国帮助我卸下了作为女权主义者的面具。我现在感觉更坦诚，也坚持在生活中更真诚待人。”
纪录片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 A China Memoir拍摄于1973年，记录了作者及其团队在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之际访问中国的经历。影片通过女性主义视角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育儿与性别平等问题。纪录片既展现了代表团成员对中国集体主义与妇女地位的惊讶与赞叹，也真实记录了她们在文化冲击中的困惑与反思，是冷战时期中美民间交流与第二波女性主义交汇的重要影像文本 | 图片来源：网络
南希回到美国后立刻想再去中国。纽约电工工会排斥女性的政策令她愤怒不已，她不断想起中国的例子——在那里，性别平等是官方政策，并被贯彻执行。南希剪短了头发，瘦了下来，在与一位女导演合作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找到了满足感。她说：“我把在中国的经历珍藏在心底，每当我需要平静和安宁时，都可以回忆它。”
卡贝尔回到美国后不久就背部骨折，住院了一段时间。她说，美国医生和护士的冷漠无情与她在中国见到的温柔体贴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生平第一次为美国对待穷人的方式感到愤怒，并断言：“一旦你见识过中国，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看待美国了。”
琼从中国带回的最大收获是自律。她仍为自己在广州医院的糟糕表现懊恼。她说：“我当时只想完成工作，对自己或难以避免的麻烦总是缺乏耐性。我总认为只要意志坚定就能战胜一切。中国教会了我放松——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当不可避免的事情摆在眼前时，要学会与之共处。中国人正是凭借着耐心赢得了革命，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这一点。”
1973年的女性宣传画，画中女性投身于革命事业，认真钻研技术 | 图片来源：知乎
旅程结束了，我们回到各自的生活。在中国的四个星期，让原本互不相识的十二个人变得亲密无间。我们以一种在美国绝不可能的方式了解彼此，结下了足以相伴一生的情谊。
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意识到，语言在定义一种宏大的观念时是多么无力。人们问我是否能住在中国。我说不能：那不是我的国家，我不懂中文，也无法适应将要面临的对我个性的束缚。但我隐约觉得：如果我真的能在那生活，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为什么，我说不清，但我知道我不会再只在乎自己的需求、财产、欲望。在中国，我会学着少一些自私自利，多关心他人，觉察到周围人的需求。原因很简单：我将被教导——或者像我们这代人那样，被“再教育”——不要只顾自己。社会本身会不断提醒我去考虑他人。换句话说（当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不禁打了个冷战），我将被“塑造”。
我自出生起就不断在西方被“塑造”：在学校里，在弗吉尼亚街头，在年轻时在纽约当舞者的日子里，在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也在电影和电视里。那种塑造向我灌输了许多价值观：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美国生活方式”——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信仰；还有更犬儒的信条：“人人都有价码”“政客都是骗子”“钱越多越幸福”，凡此种种，都围绕着个人利益。
小时候，我常听大人念叨着：“先顾好你自己（Take care of number one）”，仿佛自私自利与“美国精神”是同义词。成年后，我看到美国的炸弹将亚洲的村庄夷为平地——莫非这就是为了让美国成为那个“第一”？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已成为“利己主义”的杰作。
我曾是个人主义者，深信自由意味着个人自由——只要不伤害他人，个体就有权利行其所想，为其所是。然而，突然间我身在中国，一个几乎不存在个人主义的地方，我却异常快乐。到达的第二天，我戒了烟，还改掉了以前一焦虑就咬指甲、抠手指的习惯。我开始享受落日、树木和食物，而不再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而行色匆匆地赶路。白昼似乎不够长，醒着时我更加鲜活，于是睡得更少。
我叹气也少了，尽管有时为了拍摄电影和维持代表团的凝聚力而感到精疲力竭，但那些都是细节。重要的是，每天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共振——来自那个庞大、匿名、健康的群体，叫作“中国人民”。这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感受，几乎无关经济或哲学，只与人类的共通之处息息相关。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却似乎创造出一种个体和谐感：部分与整体融为一体。
于是我开始怀疑：集体化的生活方式是否才是自然的本意。也许“集体主义”只是“和谐”的另一种说法。毫无疑问，中国之行最使我们触动的，正是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和谐社会的相遇。也许过去五百年的西方价值本身是对人性的扭曲；也许竞争与和谐格格不入，不利于人类的幸福；也许竞争的冲动仅源于对个人主义的过度强调；也许，个人远不如群体重要。
当我把关于中国林林总总的记忆拼凑起来，便不得不质疑“美国生活方式”——我自己的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伦理告诉我们：各个层面的自由竞争是进步与主动性的必要条件。我们被教导“无自由，毋宁死”，而拒绝面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现在我开始质疑这一切。一个社会若更关注如何“给予”，而不是如何“索取”，是否仍然可行？是不是因为这一设想本身太悖离我们的思维方式，才被认为“不切实际”？这是否正是我们把中国视作根本威胁的根源？
中国最震撼我的，是它完全改变了我对“人性”的看法。我曾以为人性是绝对的，某些缺陷和弱点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当面对邪恶，我会耸耸肩说：“没办法，人性嘛。”偷窃、欺骗、谋杀、贪得无厌，我也视之为常态而无意置喙；我有很多证据证明“人本质上是自私、好斗、恐惧、野蛮和贪婪的”，但我再也无法这样想了。
在中国，我看到一个曾经堕落、腐败、消沉、饱受剥削的国家，正在改变它的本性。通过改造政治、经济和物质环境，他们让人性中更好的一面占据了上风。当然，在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肯定仍有自私、残忍、邪恶和贪婪的人，但绝大多数人都充满集体自豪感，对彼此友善、正直，热爱和平且富有人情味。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所谓的“人性”可以改变，那么一切皆有可能。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改变了。
离开中国后，我意识到我的才能仍可被修复、滋养、延展到极限，不仅“为人民服务”，也能成就自己。我不是军人、哲学家或政治家，不能治病、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也领导不了革命。但我会跳舞，能唱歌，会逗人发笑，也会让人落泪。一周后，我走进了阔别二十年的舞蹈工作室。一年后，我在拉斯维加斯登台表演。现场欢呼雀跃，记者蜂拥而至，闪光灯此起彼伏，名人云集。一位孤独的服务员站在角落里，泪流满面，从黑暗中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
更衣室里，一名记者挤过拥挤的人群，问我为何重返舞台。我谈到了那种渴望：看到人们的脸，听到他们的笑声，与尽可能多的人产生联结。然后我听到自己说：“其实，我能站在这里，可能要归功于毛泽东。”记者一脸困惑，尴尬地笑了，问我什么意思。
玛格丽特——一如既往乐观开朗，站在鲜花和电报单中间。
“你问她吧，”我说。
玛格丽特说：“没错。中国让你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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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选译自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的回忆录《你能从这里到达那里》（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