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无缘诺奖的真相，被两位英国人点破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更准确地说，1969年设立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推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正当合法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一正当合法化过程却是以牺牲社会民主——他们将其定义为有利于公民利益的集体决策——为代价的。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哈耶克，他于1974年(与著名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该奖项——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关键时期——被不成比例地授予给了保守派经济学家。

　　✪ 罗杰·E.巴克豪斯、基思·特赖布

　　英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

　　本文节选自《观念的穹顶：经济思想史二十四讲》一书

　　意识形态问题与经济学

　　人们经常指控经济学家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今天，某位经济学家或某项政策建议最有可能被指控为是“新自由主义的”。相比之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被指控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随处可见。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会声称，经济学家的政治偏好支配着他们的科学判断：经济学家的结论并非仅仅建立在中立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指控很难得到确证，因为经济学家通常会辩称，其政策建议甚至政治立场的正当性都可以通过科学分析得到合理证明。即使批评者对其科学分析持怀疑态度，经济学家也可能不接受这些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经济学家持有在批评者看来是错误的观点，也很难断论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基于其所认为的科学分析以外的任何其他东西。

　　经济学家比自然科学家更容易招致批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四点：

　　经济学中的证据往往模棱两可，以至于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即使证据相当明确，经济学家也需要做出十分谨慎的表述，而这会导致非经济学家失去兴趣，或者产生怀疑；

　　计量经济学结果中包含的误差通常大于自然科学中的误差；

　　重复实验和更大的样本量并不总能减少这些误差。

　　具体到经济政策，经济学家招致批评的原因还包括：

　　政策(制定)要求即时给出答案；

　　经济学家往往无法等到证据充分积累(之后再做决策)；

　　人们对经济学所探讨的议题往往有自己的看法。

　　这一切背后的问题在于，对于何人有资格自称为——或被称为——经济学家，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人们可能会很容易地想到，经济学家指的就是那些接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即拥有经济学学位甚至博士学位的人。但与医学等领域的情况不同——在医学界，医生资格的授予是由专业机构控制的——经济学领域并没有专门的组织或机构对经济学家的专业资格进行认定。在媒体中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既包括那些研究经济学并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也包括那些尽管未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却被冠以此头衔的人。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鉴于他们在媒体上声名显赫——那些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分析经济和金融数据，却可能未受过任何专业的领域训练。他们的视角——往往聚焦于证券价格的短期走势——可能与学术界专家的视角截然不同。

　　经济学的“研究重镇”理论上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意识形态的问题。经济学家在研究机构任职，人们可以探究特定的研究机构是否与某种经济学研究风格有关，而无须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在实践中，两者之间却存在着联系。麻省理工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因其与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的关系，而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自由派”(即左翼或中左翼)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反，芝加哥大学在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阿伦·迪雷克特和罗纳德·科斯的影响下，则与“自由市场”的立场相关联。“研究重镇”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种联系，催生了“咸水派”经济学(指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它们都位于海岸)和“淡水派”经济学(指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它们都位于内陆，在湖泊或河流附近)这样的术语。

　　冷战与麦卡锡主义

　　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爆发后，共产主义开始被视为“违背美国精神”的存在。与其他行业人士一样，一些学者因涉嫌同情共产主义，甚至因为拒绝透露可能与共产党有关的同事姓名而面临解雇风险。这影响到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学家，不过许多人都能在其他大学或国外重新获得教职。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劳伦斯·克莱因，他曾因短暂加入共产党，为避免前途未卜，毅然离开伊利诺伊大学，转而赴牛津大学任教。

　　然而，“反共主义”也是一面方便的旗帜，因为保守派可以打着反共旗号抨击那些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家。在此背景下，对罗斯福“新政”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并进一步发展为对凯恩斯主义政策思想的敌视。“凯恩斯主义”被谴责为等同于“共产主义”。其中一个表现，便是对介绍凯恩斯的理论的教材的攻击。第一本受到攻击的已出版的教材是加拿大经济学家洛里·塔希斯的《经济学原理》(1947年)。该书遭到了严厉的抨击，谴责声明被寄往所有使用该教材的大学院校。大约在同一时间，萨缪尔森《经济学》(1948年)的初稿也遭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校董会(该机构负责监督麻省理工学院的各项活动，其成员包括众多保守派商界人士)成员的攻击。对这两本书的攻击同时还伴随着威胁：如果不停止使用这些教材，提供给大学的资金就会被撤回。随后，萨缪尔森的教材又成为年轻学者威廉·巴克利所著《耶鲁的上帝与人》(1951年)一书的靶子。巴克利的著作对现代保守主义影响深远，书中揭露了诸如耶鲁大学未能向学习社会学的学生讲授传统基督教教义等现象。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些攻击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答案似乎是，影响非常有限。没有证据表明大学因回应攻击而放弃了原先的教材。塔希斯的《经济学原理》教材在第一年后销量暴跌，这可能是上述攻击造成的，但更可能是因为萨缪尔森《经济学》教材的面世。萨缪尔森声称，这两本书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他的书采用了不同的写作风格，以至于可以为教师提供充足的理由来放弃塔希斯的教材，改用他的教材。大学校董会可能有许多保守派人士，但许多人都秉承学术自由的原则，并不希望受到外界的干预。萨缪尔森还特别声称，外界的攻击促使他更加谨慎地写作，就像一名律师在背后监督着他一样。毫无疑问，萨缪尔森的确行文谨慎，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为了回应这本教材遭受的攻击而修改了编写内容。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反共”促进了“更为安全稳妥”的数学推理风格的发展。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得到了蓬勃发展。

　　凯恩斯主义与“计划”有关，因而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质疑；然而，计划在某些地方却是可以接受的。考尔斯委员会——我们在第十五讲中曾讨论过——这个组织中的许多成员都大力倡导计划，而且当时发展各种技术——活动分析、线性规划以及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正是以服务于计划为目的。这导致其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之间发生了严重摩擦，并致使考尔斯委员会于1955年离开芝加哥大学而前往耶鲁大学。不过，考尔斯委员会并不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样受到同样的攻击。这可能是因为它从事的是高度技术性的数学化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对计划有所帮助，但并不被视为具有直接的政治含义。这也可能是因为考尔斯委员会与美国空军存在密切联系——在后者看来，计划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在兰德公司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兰德公司是一家由美国空军在1948年成立的智库，其方法涉及所谓的“系统分析”，即“试图帮助决策者回答有关人和机器的复杂组合的重要问题”。该方法致力于使用定量分析，并采取一种“全局性的”研究进路，可概括为“专家运用定量分析技术进行技术官僚式管理”。一开始，研究聚焦于军事规划，分析诸如物流、核战略(博弈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军事战术等问题。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兰德公司的研究范围扩展至社会问题。当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福特汽车公司前总裁——担任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后，兰德公司的方法开始被政府内部采纳，系统分析被应用于越南战争的作战指挥。这种做法与冷战意识形态具有内在一致性，因为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当时被视作自由社会的标志，而大部分系统分析均以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假设为前提。然而，兰德公司的方法却无法被划归为任何传统的“左派”或“右派”意识形态类别：在兰德公司从事研究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包括许多自由派人士。

　　激进经济学

　　20世纪60年代，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美国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贫困问题、不平等问题、城市问题、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而越南战争的升级和征兵制度的实施则为激进活动提供了焦点议题：年轻人面临着被征召参加战争——他们每天都能从电视上目睹战场实况——的威胁。1968年，芝加哥警方粗暴对待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外的抗议者，则为激进活动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针对对象，这促使各个社会科学学会呼吁将它们的年会迁离芝加哥以示抗议。对此，美国经济学会决定不迁出，而1968年夏成立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则选择在费城举行了年会。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是一个激进分子的组织，它质疑资本主义，指责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权力、阶级、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激进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但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亲缘关系和交集。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激进经济学引发了广泛关注。在一些大学，主要是学生和年轻教师开始对学校施加压力，要求开设讲授激进派认为是重要议题的相关课程，这对学术研究与政治相分离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挑战。鉴于传统经济学面临的挑战，这不可避免在教师聘用与晋升中引发了有关学术标准和政治歧视的问题。标志着人们对激进思想越来越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在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八版(1970年)新增了关于经济不平等以及种族问题、城市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的章节。第九版(1973年)更进一步，添加了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其中马克思被认为“既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而是一位世俗学者，世界上有一半人口认为他很重要”。这些话题在萨缪尔森独著的所有版本中都被保留了下来。

　　“新自由主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趋势。正如已在第二十二讲中讨论的，这一转变涉及诸多变革，得到不同学术谱系的经济学家的广泛支持。然而，这些变革背后的一个推动力，是通常被其批评者(有时是其支持者)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末，但它通常被认为起源于1947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组织的会议——这次会议创立了朝圣山学社。这次会议聚集了一批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以经济学家为主，但也包括其他学科的学者)，致力于发展一种自由主义哲学，以对抗他们所认为的西方社会日益滋长的集体主义。该学社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网络，将众多关注“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组织联系起来。

　　支持尽可能通过市场解决经济问题，与倡导国家在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二者并不矛盾。然而，新自由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对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支持市场化解决方案，同时试图缩小政府规模，努力减少除国防以外的绝大多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包括医疗、社会服务、教育等。这些思想得到了众多智库的推广，它们构成了一个大型智库网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英国1956年成立的经济事务研究所、1977年成立的亚当·斯密研究所以及美国1973年成立的传统基金会。不同于布鲁金斯学会等组织，这些智库是所谓的“倡导型”智库，致力于宣扬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立场。就背负政治承诺而言，“倡导型”智库可能与古老得多的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更加相似，该社致力于通过渐进改革促进民主社会主义事业。这些智库的重点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将新思想注入政策过程。

　　奥弗尔和索德伯格合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更准确地说，1969年设立的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推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正当合法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一正当合法化过程却是以牺牲社会民主——他们将其定义为有利于公民利益的集体决策——为代价的。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哈耶克，他于1974年(与著名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奥弗尔和索德伯格根据对经济学家研究的引用构建了一个衡量经济学家影响力的指标，该指标表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在其影响力接近峰值时获得该奖项的。与他们不同，哈耶克在获得该奖项时，影响力非常之低，并且正在下降，很难想象如果哈耶克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影响力会如何变化——或许会保持在极低的水平。1974-1991年，至少有7位朝圣山学社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连该学社的官方历史学家也承认，这有助于巩固朝圣山学社的地位。当然，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被授予那些具有奥弗尔和索德伯格所说的社会民主观点的经济学家，但该奖项——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关键时期——被不成比例地授予给了保守派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