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起：空姐下跪，被雇佣者的卑微

　　晚上9时看到这条信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至于零点不能入睡。

　　事件本是微不足道，乘务员服务，意外轻微碰到一名乘客，在乘务员当即充分致歉的情况下，该乘客纠缠不休、粗言侮辱、威胁脚踢、施压下跪，最终乘务员以让渡人格尊严的方式收场。

　　事件曝光，引发全网愤慨，纷纷谴责该乘客。

　　有的认为，客舱是封闭公共空间，乘客行为已越界，涉嫌侮辱他人，已属扰乱正常秩序，

　　涉嫌寻衅滋事。

　　业内有评，民航一线员工面临的投诉考核压力太大，部分航司存在“简单投诉即追责”的惯性，员工担心投诉影响绩效，在纠纷中趋于弱势，甚至被迫以极端方式“息事宁人”。

　　那么，这件事背后到底折射的是什么？即是说，什么原因导致乘务员有这样的行为？

　　不能不说，这起事件，表面看起来是乘客与空乘的冲突，而实则暴露出了社会的深层问题，即：被雇佣者在社会中的卑微地位。

　　想想，真正让空乘跪下的，只是这名无理取闹的乘客吗？不是，绝对不是。他即使是泼痞取闹，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啊！

　　空乘人员，在公司就是一名被雇佣的员工，她被雇佣的社会地位，使她面对刁难时，第一反应不是辩理，而是恐惧投诉可能带来的“饭碗”不保的代价。“保饭碗”，是她被雇佣的内心底线。

　　我经历过的，过去那个时代，你与单位是一体的，在单位是主人翁的地位，面对的领导即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他们关心你，爱护你，培养你，平等相处，你不担心丢“饭碗”。现在不一样，单位是单位，你是你，你是打工者，面对的是“老板”，是“老总”，是“东家”，随时有被解雇的可能，心理居于卑微。

　　所有制不同，劳动者的地位不同，尊严不同。

　　当工人不是被雇佣者，而是所有者的一部分时，职工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自然就有了“我是主人”的心理底气。北京百货大楼的张秉贵，秉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信念，而非“顾客是上帝”的市场逻辑。顾客尊敬他，是因为他代表了“劳动光荣”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不是因为他提供了无可挑剔的消费体验。那个时代的劳动者尊严，是来自政治制度赋予的主人身份和权利的保障。

　　市场化改革后，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企业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主人翁”变成了契约关系，即你提供劳动，企业支付报酬。现在，即使是理论上的国企，但在具体的企业管理中，一线员工的实际地位更接近雇佣劳动者，考核、投诉、绩效、末位淘汰，这些市场化管理工具，足以让员工对“饭碗”的依赖而产生卑微感。这次下跪事件就是这样。当这位空乘姑娘面对乘客刁难时，她脑子里转的不是“我是企业主人，我有底气拒绝无理要求”，而是“我是打工的，投诉会影响我的绩效和饭碗”。这种身份认同，从“主人”滑向“雇佣者”，直接削弱了说“不”的心理基础。而企业投诉即处罚的考核机制，又强化了这种弱势。

　　所以，在一个角度看，这个空乘的下跪，不是她性格懦弱，而是她理性计算后的自保，是跪的“饭碗”。

　　“饭碗”决定了，是站着道歉，还是跪着求饶。

　　2026年10月1日上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