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我仿佛完成了一件青年时代的夙愿

　　9月的一天上午，我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去拜会张承志先生。他住在距市区较远的门头沟，为了方便我，选了一个差不多与我同等距离的地方作为会面地点一一石景山金安桥地铁口附近的时光咖啡馆，还给我发来了微信定位，其对人的体恤由此可见一斑。

　　我和张承志的文字缘已有30多年。1995年，我在《长江文艺》做编辑时，杂志社举办“三峡笔会”，我给张承志写了一封邀请信，不久他回信说，有事无法参会，并表示遗憾。

　　2018年，张承志的新著《三十三年行半步》面世，我读后感触颇深，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评论《70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 》，称张承志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没有之二。李陀先生看后大加赞赏，认为是关于张承志评论中最好的一篇文章，并推荐到北岛主编的《今天》发表。我和张承志也因此通过李陀建立了微信联系，从那时起，我和他之间时有交流，我曾请他为文论随笔集《辩护与呐喊》题写过书名。后来，几次到北京，打算约他会面，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如愿。

　　我在时光咖啡馆等了没多久，张承志在夫人索飒陪同下也到了。也许是这些年多有交流的原因，我见到张承志时并不觉得陌生，仿佛以前见过多次了。

　　在咖啡馆一角坐下后，我才端量张承志：他穿着一件白色上装，眉发皆白，朴素庄重，一双四周布满皱纹的眼睛透露出一缕不易察觉的忧郁，这种忧郁我曾经从他年轻时期的照片上见到过：尖锐、孤愤、激烈，使我想起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我总觉得这两人在气质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用张承志自己的话说，这是“六十年代人”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张承志是我几十年来始终保持着敬意的一个人。

　　三十年前，我曾在《天涯》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张承志的文章《幸福的人与不幸的文学》，其中有一段话：“我无意如某位新锐批评家曾经讥讽过我的那样，在实践上去“追随”某个人。我只是想在此表达一种日益明确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获得和坚定，除了自身的“前定”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还应该得益于我现在谈论的这个人的启示。因此，我在这篇文章里还要表达的，是对这个人也许因迟到而显得不合时宜的敬意。”

　　后来，我在《最后的新左派》一文中写道：“在新左派纷纷转向国家-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只有张承志仍然坚守着八十年代后一以贯之，站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异议立场，始终跟底层人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联系。这是一种拒绝被体制收编，敢于用行动向强权说不、并不惜与整个精英阶层决裂的“六十年代人”特有的精神气质，跟毛泽东的“永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是一脉相承的。”

　　当我和张承志坐在时光咖啡馆一角，仿佛从现实空间脱壳而出，进入了时空隧道。几十年的岁月在此交汇，在我心里激起一圈涟漪，曾经的青年和中年都老矣，张承志，已年近八旬了。

　　咖啡馆不时有顾客和取货的外卖员进进出出，有些嘈杂。张承志说话的声音低沉、浑厚，语调平缓，眼睑低垂，偶尔谈到某个话题，他会抬起眼晴，微微提高嗓门。当我问他怎么看“皇汉主义”时，他不假思索地骂了一句：“那当然很王八蛋！”我会心一笑：“我因为公开批判皇汉，被很多人追着骂……”

　　后来，我把话题转向《三十三年行半步》，张承志告诉我，这本书后，他已经快十年没有在内地出版著作了。“无任何官方的正式禁令，但不知什么时候起，几乎所有出版社和报刊都不再接受我的书稿。也没有人再邀请我做学术演讲……”想到自己面临的同样甚至更严重的处境，我有些无语。脑子里掠过美国诗人金斯堡的一句诗：“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大脑被疯狂所毁坏……”

　　不觉中午了，我本来想请张承志夫妇吃午饭，但他们说这一带没什么好饭馆，旁边有一家清真面馆还不错，如果我不介意，请我去吃兰州拉面。

　　那家拉面馆与咖啡馆只隔了一条马路。走进面馆，里面场地狭窄，顾客却不少，我们找了个空位坐下，一边等一边继续聊。从兰州拉面聊到武汉的热干面。张承志兴致勃勃地谈起当年在北大读考古专业时，在武汉市郊的盘龙城搞过一段的考古，有一次患上了疟疾，若不是一位同学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救治，差点儿丧命。几十年前的往事，他讲的非常详细，似乎昨天才发生，尤其对那位有救命之恩的同学，言语中充满了感激，让我感受到张承志的重情重义。

　　吃完拉面，我告别张承志、索飒夫妇，带着他们赠送的两本新著，乘地铁回北大时，仿佛完成了一件青年时代的夙愿，心里充满了愉悦。

　　2026年9月25日记，9月27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