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石：谈谈宗派主义

　　首先讲两个题外话。

　　第一，我们这个论坛办得很好，但我提一个建议，不要把讲课的老师看得过高，这里主要指我本人，并不是指其他人。不要认为老师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每个人的认识都存在局限性，只能代表个人的看法。我不认同《论语》式的教学模式，弟子向老师求教，老师给出答案，弟子就照搬执行，这是儒家学说的弊病，会束缚人的独立思考。我并不是崇洋媚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批判，但部分思辨的方法可以借鉴，不涉及立场观点，只谈方法论。苏格拉底和学生交流，不会以权威姿态下达指令，而是开展思辨式探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样注重思辨，亚里士多德构建的逻辑学就建立在思辨的基础之上，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体现的也是思辨的方法，这种思考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总而言之，不要把老师当作解答一切问题的标准，老师本身存在认知局限。

　　第二，前面有同志发言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有人提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认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这里混淆了概念，计划不等同于计划经济，市场也不等同于市场经济，就如同个人不等同于个人主义，民族不等同于民族主义，地方不等同于地方主义。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是可以实行有计划的生产，美国大型托拉斯企业，从上游到下游全链条生产，必然要有内部生产计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内部的有计划生产，仅仅是生产手段，不等于全社会范围的计划经济，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否则就无法区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计划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覆盖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毛主席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但社会当中同样存在市场，市场一方面指交易场所，另一方面指商品交易行为，当时民众需要到商场进行商品买卖交换，存在市场，但这并不等于实行市场经济。列宁指出，市场经济结合雇佣制度，就是资本主义性质，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对于和社会制度相关的核心经济学概念，必须严格区分，比如资本和资金，二者一字之差，内涵完全不同，资金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资本则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不涉及社会根本制度的名词，不必过度死抠字眼。市场经济把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后续有机会再展开批判。

　　下面回到本次的主题，探讨宗派主义。向各位同道学习，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首先要界定宗派主义的范畴，不能将这个概念无限扩大，否则抓不住它的本质。宗派主义属于阶级内部的问题，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核心就是整顿党内的宗派主义，文中举例的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八路军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全部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宗派主义发生在内部，但属于必须坚决反对的错误，类似《反对自由主义》当中列举的十一条自由主义表现，针对的都是革命队伍内部同志，自由主义发生在内部，但依然是革命的大敌。

　　马恩所处时代，工人运动内部存在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布朗基派、魏特林派、工联主义、可能派等诸多派别，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定性为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冒险主义、平均共产主义等，并没有称之为宗派主义，这些思潮本质是混杂在工人运动内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属于对立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也被定性为机会主义派别，而非宗派主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二者的斗争也不能叫作宗派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共产党的斗争，属于敌我矛盾，不能将国民党称作宗派主义。要分清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互相混淆。

　　当前左翼阵营内部确实存在宗派主义现象，即便同属左翼，宗派主义依旧是错误的，需要加以反对。回顾党史，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当中重点点名批判王明与张国焘的宗派主义。张国焘后期叛变革命，但在长征时期还没有叛变，就已经表现出严重的宗派主义。王明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属于党内的同志，但他是典型的宗派主义代表。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期，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结成小圈子，搞团团伙伙，六届四中全会依靠米夫的扶持，从江苏省委宣传岗位一跃登上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之后扶植博古组成临时中央，结成小集团，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压正确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惨重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战役的惨重牺牲，根源就在于此，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将会遭遇覆灭。1937年王明回国之后，继续搞宗派主义，依仗共产国际的身份，在武汉长江局实际形成了第二个中央，拒不服从延安中央的指令，擅自发表演说、决议，甚至拒绝全文刊登《论持久战》，要求党中央前往武汉开会，宗派问题十分严重。即便如此，在党的七大、八大，王明依然保留中央委员的身份。张国焘的宗派主义体现在另立中央，开会宣布另建一套中央机构，甚至宣布开除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党籍。建国之后，高岗、饶漱石事件也是宗派主义的典型，高岗在路线层面部分观点有其可取之处，还批判过刘少奇，但是借机搞团团伙伙，划分所谓红区党、白区党，进行宗派活动。

　　革命战争时期，因为斗争环境，我们在敌后开辟了多块革命根据地，包括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等，还有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等武装力量，客观上形成了山头。山头是历史客观条件造成的，我们承认山头的客观存在，但是坚决反对山头主义。例如新四军部队和山东八路军部队初期相遇，曾经发生误会冲突，经过磨合整合，共同组成第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当中发挥巨大作用。党的七大就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目的就是实现革命队伍的大团结。客观形成的山头不等于主观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群众运动当中也出现过派系，很多矛盾根源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分化出保守派和造反派，后期造反派内部又进一步分裂，爆发武斗。运动当中不少先锋人物，逐渐滋生小资产阶级派性，脱离工农群众，演变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最后中央只能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制止武斗，消解派别。这是需要吸取的历史教训。

　　改革开放之后，左翼力量兴起是好事，但也客观存在不少宗派主义现象，令人惋惜，需要我们加以反对。宗派主义的本质是私有制思想的产物，是放大的个人主义，体现为小团体的私利。区分是否属于宗派主义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出发点是无产阶级整体、长远的阶级利益，还是小团体的局部私利。如果立足宣传马列毛主义，坚持无产阶级整体长远利益，即便组织人数不多，也不属于宗派主义；如果一切围绕小团体私利，就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是精英思想，突出个人，自我标榜绝对正确，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党同伐异，为了抬高自身攻击、打压其他进步力量，看见别人取得进步就心生嫉妒。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同盟组织规模很小，由各国工人流亡者组成，但代表无产阶级的未来和全局利益，就不能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围攻他们的势力，反而带有宗派主义色彩。

　　宗派主义在中国比欧洲表现得更加顽固，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来自传统宗法制度。旧中国大一统社会之下，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枷锁，族权也就是宗法制度长期维系封建基层社会，从周代流传下来，地方宗族豪强势力强盛，一直延续到唐末黄巢起义，才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但宗族宗派的社会土壤依旧存在。“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说明派别现象很难完全避免，但难以避免不等于它具备合理性。宗派主义最大的危害就是造成力量涣散，过去毛主席把一盘散沙的人民凝聚起来，而现在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宗派主义又造成力量分散。

　　对待宗派主义，首先要承认它客观存在，不能幻想立刻彻底消灭，反对宗派主义要牢牢遵循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位的，方向正确才能争取群众，如果路线方向错误，无论一时拥有多少群众，最终都会失去支持。各个群体首先要自查自身宣传方向是否符合马列毛主义，方向正确，才能够团结更多群众。第二，要团结不要分裂，对于暂时还没有认清正确理论的人，要尽可能争取团结，壮大力量。第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依靠阴谋诡计或许可以短期得逞，但在历史的检验之下终将失败。这三条原则相互联系，主次分明。只要坚持正确理论方向，不断修正自身错误，就能够凝聚力量，继续向前，不同的次要分歧可以放在其次。

　　以上仅为个人思考，很多观点或许存在错误，欢迎大家坦诚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