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光军| “玉通大捷”叙事神话考辨：基于中美韩菲战史的多源互证研究

　　【摘 要】1951年4月22-23日发生于朝鲜涟川北侧的玉通战斗，中方战史体系记作美罗洞战斗，是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西线一处营级规模的前沿攻防作战。战后数十年间，菲律宾逐步建构起“900名赴朝远征军击退4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公共叙事，该叙事持续渗透官方纪念文本、媒体专栏与国民历史认知，成为朝鲜战争国别集体记忆冲突的典型样本。

　　本文综合史料校勘、多源互证、战术逻辑复盘的研究路径，比对志愿军战史、美军第3步兵师战时复盘报告、菲律宾赴朝远征军作战记录、韩国战史编纂委员会官方正史，厘清此战兵力配置、作战时序、阵地得失与战损统计，辨析“玉通大捷”叙事的史料谬误。研究显示，玉通—美罗洞方向攻坚主体为志愿军第15军44师132团所属部队，志愿军完成全部预设战术目标，实现对核心阵地的完整占领；菲律宾第10营级战斗队依托预设工事与美军重火力支援实施防御，因友邻防线整体崩坏接到上级命令后撤，防御任务并未达成。所谓大捷叙事，已脱离战场事实记录，是经过数字移位、概念伸缩、纪念仪式制度化、转引伪互证多重机制加工形成的历史建构产物。

　　引言

　　2026年10月31日，菲律宾前驻巴基斯坦大使杰米·扬宝在《马尼拉时报》刊发专栏，再度复述玉通战斗中“约900名菲律宾士兵击败4万志愿军”的叙事。该叙事并未局限于民间网络传播，已进入菲律宾主流公共舆论场域。追溯其传播谱系，菲律宾退伍军人事务办公室约在2017年发布官方叙事文本，确立“900名菲军士兵坚守阵地”的基础叙事框架；2018年，菲史学家库斯托迪奥在《马尼拉公报》刊发文章，进一步加入“击退4万中国士兵”的表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又在各类公开纪念场合反复援引这套说法，推动该叙事持续扩散并固化。

　　跨国战争进程中，各参战国基于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感塑造差异化的战争记忆，属于普遍现象。相较于中、美、韩等主要参战国，菲律宾作为次要参战国，国内学界对其赴朝远征军（PEFTOK）作战史实的专题讨论相对有限。玉通战斗仅为营级战术行动，却在菲律宾被塑造为本国军事史上的标志性胜利，相关叙事跨媒介向外输出，形成跨国认知误区。

　　针对菲律宾本土文献中的所谓大捷叙事，国内抗美援朝研究多聚焦于兵团级会战，对与次要参战国对阵的小型前沿战斗则考据不足。围绕玉通战斗，本文解答几组问题：依托四方战时原始档案，还原战场真实态势、兵力投入与攻防结局；拆解菲方流行叙事中的史料漏洞；阐释一场防御失利的战术行动如何在数十年间演变为民族符号。

　　一、战斗时空地理与参战各方基础背景

　　玉通战斗自1951年4月22日20时发起，夜间完成前沿突破与主阵地争夺，拂晓后仍有装甲反击与炮火互射，战斗延续至4月23日午间；12时15分，菲律宾营接到师部后撤命令。战场位于朝鲜涟川以北、汉滩川北岸的玉通—美罗洞高地群，属联合国军“堪萨斯防线”前沿警戒前哨，是临津江防线侧翼的薄弱点位。从军事层级划分，此战属营级战术战斗，归于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西线进攻体系。志愿军在此方向的战术任务是清除前沿外籍守备力量，撕开联合国军侧翼缺口，打开向涟川以南的穿插通道，服务于第五次战役西线整体突破目标。

　　防御方为菲律宾PEFTOK第10营级战斗队，按编制1,367人计，经数月战斗损耗，1951年4月实有约900人；菲方纪念文本另有892人之说，未见战时登记原件，故暂不采用。该营依据1950年第573号共和国法令派遣，编入美军第3步兵师第65步兵团防区，不构成独立防御单元。右翼毗邻土耳其旅前沿阵地，左翼与美军第65步兵团阵地相接，后方可获得美军师属105mm、155mm重炮群火力覆盖，夜间战术空中支援处于待命状态。

　　进攻方番号的史料记载存在分歧。美军战时作战报告和韩国战史编纂委员会正史记录当面志愿军为第12军34师，中方早期部分综述文本亦有相关记述。但第12军作战简史明确记载，4月22日黄昏，该军以35师居左翼、34师居右翼，向当面富兴洞方向的土耳其旅发起进攻，34师的作战指向是富兴洞土耳其旅阵地，并不承担玉通正面美军第65团、菲律宾营方向的突击任务；23日午后，34师推进至涟川后方，协同第60军继续寻歼土耳其旅，31师则协同第15军行动。反观第15军44师1975年内部印行的师战史，留存有玉通—美罗洞方向逐连逐时作战记录：4月22日20时30分，132团2营4连向206高地机动，15分钟夺取高地；后续2营接连攻克多处山头，向152高地推进，23日零时30分占领152高地，明确记录该高地守敌为菲律宾营；战斗过程中，3营8连在菲军后撤阶段投入作战，1营、3营一部同步攻占152高地东南、西南侧高地。玉通正面及两翼投入的作战兵力整体处于团级以下规模。

　　综合比对，中方师级一手编纂史料的证据更倾向玉通—美罗洞主攻部队为志愿军第15军44师132团。韩美战史标注为第12军34师，更大程度上来源于联合国军战时情报系统的志愿军番号识别偏差，或系将33号公路以东其他方向部队记录混入玉通正面战报，不能等同于战场真实主攻序列。两军在33号公路附近形成实际作战地境相接，这一地理状态构成接合部现象，但不代表第12军34师突入玉通正面阵地。上述分歧说明，即使是局部战斗，战时敌方情报记录也存在识别失真风险，不可不加辨析直接采信。

　　菲方后世叙事核心谬误之一，是将第五次战役西线数十公里宽大正面之上的志愿军整体部署兵力偷换为玉通单点战场投入兵力。第五次战役西线总部署兵力分布于广阔作战正面，并未集中于玉通狭小高地集群。结合44师师战史，玉通方向直接投入战斗的人员以132团2营为核心，叠加团属侦察、火力辅助单位以及1营、3营部分配属力量，战场投入上限处于数百人规模。从步兵战术逻辑推演，倘若4万兵力集中对营级设防阵地实施夜间突击，菲军防御体系会在极短时间内崩溃，不可能维持十余小时攻防接触；该叙事与步兵作战基本常识存在冲突。

　　二、四方档案时序互证下的战斗进程还原

　　依托志愿军第15军44师战史、美军第3步兵师4月战后行动报告、菲律宾第10营战时记载和韩国战史的时序记录，可以梳理出完整的战斗链条。

　　第一阶段，前沿警戒阵地快速突破（4月22日20:00‑20:45）。志愿军132团2营借助月夜隐蔽接敌，采取两翼穿插分割、中路突击的夜战战术，直扑菲军前沿206高地。菲律宾B连警戒分队仓促应战，防御阵型迅速遭割裂；206高地前沿阵地被快速夺取，菲军前沿主官阿蒂亚加中尉阵亡，一线警戒防御体系瓦解。美军第3步兵师战后行动报告以“前哨在中国军队夜间突击之下瓦解”一类措辞概括此阶段态势，未逐点记录战斗经过。

　　第二阶段，主阵地反复争夺与菲军反冲击（4月22日20:45‑4月23日03:00）。前沿阵地失守后，菲军依托美军持续炮火压制固守152高地主阵地，志愿军多次组织突击，持续压缩其防御空间。23日3时前后，B连左翼排被逐出阵地，重武器连连长亚普上尉指挥坦克小队与预备队发起反冲击，旨在抢救人员与收拢阵亡者遗体，而非恢复防御，这也是整场战斗烈度最高的近距离交火阶段。亚普上尉在此阶段阵亡，之后演变为菲律宾此战最重要的英雄符号。

　　第三阶段，联合国军友邻防线整体性崩坏，菲律宾第10营陷入战术孤立（4月22日23:00‑4月23日02:00）。战局转折点不在菲军抵抗能力，而在于整条联合国军前沿防线出现结构性危机。右翼土耳其旅遭志愿军沉重打击后全线退却，右翼屏障完全消失；左翼美军第65步兵团受全线战场压力主动收缩后撤，放弃侧翼掩护。菲律宾第10营陷入三面受挤压、通信链路断裂、炮火支援通道受阻的处境，已丧失独立坚守的客观战场条件。

　　第四阶段，核心阵地失守与拂晓反击（4月23日00:30‑拂晓）。志愿军集中突击力量强攻152高地核心阵地，于23日零时30分占领该高地；随后1营、3营一部攻占东南、西南侧高地，肃清玉通、美罗洞全域高地防御据点，完整掌握战场控制权。菲律宾第10营建制未遭歼灭，但已失去全部防御依托，退守残存阵地。拂晓，菲军C连在侦察连两辆M24轻型坦克与美军炮兵支援下实施反击，一度恢复B连失地；此次反击规模有限，目的在于收拢失散人员、恢复前沿观察。

　　第五阶段，全线后撤命令下达与撤离（4月23日09:00‑12:15）。9时，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判定第一军、第九军有被合围之虞，命令全线退至堪萨斯线；12时15分，第3步兵师师长索尔向第10营下达后撤命令，该营撤至安兴里。第65团与第10营的撤离均发生在师部命令之后。

　　就目前可见史料而言，菲律宾第10营接到撤退命令后完成脱离接触，向南撤至安兴里，建制未散，可以判定其战术执行层面表现称职。但是，顽强的单元抵抗不等于防御任务达成；军事评判以能否守住指定防御阵地为核心标尺。美军战时档案仅记录菲军抵抗态度顽强，并未作出击退志愿军的定性。

　　需要辨正一处时序。部分整理稿将战斗终点定在23日凌晨4时，并据此称菲军“有序后撤”。该时点实为某一部队战报的截止时间：44师战史记载，零时30分占领152高地之后，1营、3营一部仍继续攻占东南、西南侧高地；菲方与美军文书则记录拂晓反击与12时15分后撤命令。若四时已经终止，拂晓反击与9时、12时15分两道命令均无从安放。战报截止与战斗终止分属两事，“四时终止”不能成立，“有序后撤”也缺少指挥连贯与梯次掩护的细部支撑。

　　三、战损统计的史料层级辨析

　　战损数据辨析需严格区分战时原始台账与战后宣传文本，同时厘清不同军队战史统计口径的差异，规避伪互证问题。

　　菲方记录阵亡12人，战伤38人，失踪6人，总战斗减员56人；该组数字最初见于菲律宾国防部PEFTOK伤亡登记，底册未向公开渠道开放，现据波夫雷著作转引。韩国战史编纂委员会正史中出现了相同一组数字，但该内容属于对菲方报告的转述，不构成独立史料互证。表1注释明确标注：档案文本记载“未单列”不作零值理解，不等于对应方确认该项损失为零。菲军主力建制保持完整，人员损失有限，此次后撤属防线崩坏背景下的奉命战术转移；建制未被击溃，溃散之说不能成立。

　　拉莫斯1993年纪念演讲提出“敌军以十七比一的比例倒下”，该叙事被后世不断引用。该比例未说明分子统计对象为阵亡、负伤抑或失去战斗力，分母统计范围同样缺少界定；整套比率缺少可核验的统计基准，属性偏向修辞表达，不具备严谨统计意义，不适合代入数值开展反向验算。

　　中方战史记录“歼灭菲军335人，俘虏3人”，该数字见于第44师师战史1975年印行本，不属于网络衍生的无来源文本；但师战史属于二级编纂史料，其“歼灭”统计口径涵盖阵亡、重伤不治、被俘、战场溃散丧失战斗力等人员，与菲方台账只统计狭义阵亡的口径不可直接对减。在该战斗对应的原始战斗详报、俘虏登记台账档案公开复核之前，该数字依旧定位为待核文本，不纳入正面论证证据链条。

　　玉通战斗属于小型前沿突破行动，志愿军全军层面战史没有为该战斗单独罗列伤亡数字；从44师师战史所载战斗经过看，此战属于轻微战斗损耗，没有出现班排以上建制损毁，攻坚任务完整落地。

　　四、战斗胜负的军事学判定

　　军事学术对单场战术战斗胜负的评判，核心参照三项维度：作战目标达成程度、战斗结束时刻阵地控制权归属，以及对上级战役任务的贡献，并不单纯取决于双方伤亡数字对比或单元抵抗烈度。

　　第44师当面任务是突破美军第3步兵师防线，打开向涟川以南的穿插通道；玉通方向前沿高地是该师进攻轴线上的支撑点。战斗结束时，玉通—美罗洞全部核心高地被志愿军占领，战术任务全部完成，对第五次战役西线突破形成支撑。

　　菲律宾第10营的既定防御目标为固守玉通—美罗洞前沿警戒阵地，阻滞进攻行动，维护联合国军前沿防线完整。战斗结果是全部预设防御阵地丢失，防区被放弃，部队执行向南撤退，防御任务宣告失败。

　　需要厘清一组边界：认可菲军基层官兵在战场环境下的抵抗意志，与认同“玉通大捷”叙事神话是两套判断。士兵个体作战勇气值得尊重，但个体抵抗表现不能改写战术任务成败的客观结论。

　　五、“玉通大捷”叙事神话的生成机制

　　结合集体记忆相关理论，一套防御失利的小规模战斗记录，经过数十年加工演变为民族层面的标志性胜利叙事，可以拆解为四重生成机制。

　　第一，民族军事记忆的补位需求。在菲律宾近现代对外战争史中，菲本国拥有独立高光的对外作战案例存量有限，赴朝远征军的海外作战经历成为稀缺叙事素材。玉通战斗中菲军坚持战斗直至接到撤退命令，这一局部片段具备被符号化改造的基础，可用来填充民族英雄叙事，服务国家荣誉感建构。

　　第二，概念伸缩与因果逻辑倒置。叙事建构者混淆战役全域总兵力与局部战场实际投入兵力；把“友邻防线整体崩溃之后奉命后撤”改写改造为“成功击退进攻部队”，调换事件因果链条，按需进行叙事底层逻辑重构。

　　第三，政治权力介入实现记忆制度化。曾在朝鲜战场服役的拉莫斯后续当选菲律宾总统，执政期间，政府借助纪念演讲、国家纪念仪式、纪念碑修建和教科书叙事修订，把改造后的叙事纳入公共记忆体系。国家权力加持，使原本小众的战斗记忆加工固化为国民普遍接受的历史版本，形成稳定的传播闭环。

　　第四，转引链带来伪互证效应。后世媒体、官方文件相互引用经过改写的叙事，不同来源文本出现文字趋同，外部观察者容易误判为多条独立史料交叉印证，实际只是同源文本的反复转抄，并不代表史实得到多方档案确认。

　　六、次要参战国朝鲜战争叙事的方法论反思

　　菲律宾关于玉通战斗的叙事畸变并非孤例。土耳其旅、泰国营、埃塞俄比亚营等其他次要参战国部队，其战后公开叙事是否存在同类记忆建构机制，需要各国战时档案逐一比对核验，此处不作预判。该案例提示，跨国战争史研究需要恪守三条操作准则。

　　其一，史料时序优先原则：战时原始档案的采信优先级高于数十年之后的纪念演讲、教科书改写和通俗回忆文本。纪念文本可以作为记忆研究对象，不能直接拿来还原战场事实。

　　其二，多源互证原则。开展跨国战史考据，需要同时比对交战双方与第三方中立的战时记录，规避单一国家立场带来的叙事偏向。

　　其三，战术逻辑校验原则。叙事内容必须契合兵力、地形、攻防等基础军事常识；出现明显违背战术逻辑的结论，应当启动重点史料核查。

　　在历史写作中，需要有意识区分两层问题：战场之上军人的抵抗表现，与战后国家层面加工出来的战争叙事。纪念参战人员个体经历的叙事，不能以此全盘加工为民族诉求的公共历史绘本。

　　结语

　　经由中、美、菲、韩四方战时记录互勘、战术复盘与统计口径辨析，可以确认：1951年玉通（美罗洞）战斗是志愿军以团级以下兵力实施夜间攻坚、完整达成全部战术目标的前沿突破作战。菲律宾第10营级战斗队依托预设工事与美军重火力开展防御，在其友邻防线整体崩坏的局势下奉命撤离阵地，防御任务并未实现。

　　针对菲律宾政客、官方叙事长期渲染的“玉通大捷”神话，可以作出明确证伪与回应。这套流传广泛的叙事，把第五次战役西线宽大正面的总部署兵力偷换成本地战场投入兵力，虚构数倍规模的歼敌战果，将其友邻溃败前提下的奉命撤退包装成本方作战大胜。整套叙事找不到可核验的战时档案支撑，是借助政治仪式、媒体传播和教科书修订完成制度化的民族主义历史建构。部分菲律宾政界人士、主流报刊直至今日仍不断复述该套叙事，将加工后的记忆当作历史事实对外输出，本质是把民族情感诉求凌驾于战时档案实证之上。局部战斗的顽强抵抗，不能等同于战术层面取得胜利；民族荣誉感的构建，也不应当建立在篡改战场史实的基础之上。

　　玉通战斗个案揭示，多国参与的局部战争中，各国国别叙事往往内嵌国内政治与民族认同诉求，存在篡改历史记忆的内在冲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面对次要参战国参战记录，应当跳出单一国家叙事框架，坚持实证史学路径，把军事战术考据、档案校勘、集体记忆理论相互结合，剥离情感叙事滤镜。这套研究路径也可为其他跨国战争史的考据工作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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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韩光军；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