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孙中山一生走过的那些弯路：到哪里去寻找革命的可靠本钱

　　感觉，谈论政治解放或人民创造历史，最好还是要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目的当然是避免把前人走过的弯路，再走一遍。

　　毛主席把孙中山视为前辈和革命先驱，先驱者如果不是先知，就肯定要趟过必要的弯路，去启迪后人，这是其作为失败者的历史价值和进步意义所在。

　　孙中山置身革命凡四十年，最初阶段，给清廷和李鸿章上过书，寄予过厚望，但没有起到作用；后来组织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政纲，这个时期的主要认识是“旧统治阶级肯定不行了”；后来提出，要实现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此时已经认识到光说不练，毫无价值，所以需要自行创造新的政治基础，而五族共和显然是在国土范围内总人口意义上，去再创政治基础；然后，孙中山不断地寻求与会党、与军阀、甚或与帝国主义打交道，试图组建一个有力量的同盟，他由此收获到无尽的背叛；到了最后阶段，才认识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三大政策的核心和本质是——需要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去，重新塑造新的政治基础，所以，五族共和对于革命者而言，真正能够奏效的路径，也只剩下人民共和了，而人民的主体则是工人和农民。

　　就这样，从对旧统治阶级的绝望开始，提出“排满革命”；然后认识到，要真的干革命，说统治阶级的好坏，已经毫无意义了，关键之关键是要塑造一个新的政治基础；而各种节约组织成本，与现成的政治军事力量结盟的聪明计谋，都被证明无效之后；最后，才不得不选择那一条剩下的艰难道路——去组织工人农民作为革命的政治基础。当然，这件事实际上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手里，才最后完成的。

　　人民共和的实现——以人民的普遍觉悟和有组织奋斗能力为基础，这个是解放事业的唯一可靠“本钱”，孙中山走了一辈子的弯路，在最后阶段，才隐隐约约看到这个。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首先要确立“政治现实主义”立场，首先关注“本钱”如何做大，如何合理运用，这个才是关键之关键。至于统治阶级是好还是坏，仅仅在联系着人民的觉悟过程或者组织能力提升的目标上，才是有价值的。各种动不动跟谁势不两立的表态，其实没有多大价值，可能属于在认识上尚未走出“排满革命”局限的状况，王明式左派以留声机式的方法，重复马列语录，其实属于尚未达到如何创建新的政治基础的认识初级阶段。文革时期，批评过“民主革命同路人”——这群人在批判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方面具有彻底革命性——对于终结剥削和压迫制度则无感，在本质上，这群人也还背负着“排满革命者”的不自觉，未曾认识到人民共和的必要性。目前网络上，一些主要强调批判彻底性的纯左，在相当程度上也同时不关注新的人民政治基础如何确立的问题，这近似于处在认识上的排满革命阶段——只关注统治阶级怎么这么不行这一个方向，尚未转入创造新的政治基础的认识阶段。

　　从孙中山走过的弯路看，从排满革命转向五族共和，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进步，这个时期相当于认识到革命需要自己的本钱，而排满什么的，就需要从是否有利于创造新的政治基础——积累革命的本钱——去重新审视，排满显属不利于本钱扩大，所以，就需要代之以“五族共和“了；后来又进一步认识到，总人口意义上的政治基础再造，实际上并无可操作性，所以，革命的靠谱本钱，还只有从工人农民那儿去找，这就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但是，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认识千差万别，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是真正的“反动派”——不管是在历史进步意义上还是仅仅就认识进步而言，最后因为倒退而灭亡。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从孙中山到毛教员：革命者的政治认识进步阶梯

　　在“排满革命”阶段，批判意识以“否定标准”（外部标准，不包含什么）为主，到了五族共和阶段，开始有了“肯定标准”（内部标准确立，应该包含什么），进入政治现实主义阶段——知道要创造自己的政治基础；然后发现，会党军阀等等都靠不住，只能够去社会下层寻找真正的再造新世界的动力，五族共和就只剩下人民共和了，这是孙中山晚年政治见解的最远端，此时，认识达到了基于阶级分野的政治现实主义；而真正要创造人民共和，就需要化势能为动能，实现民众的普遍觉悟和组织，这个是在毛教员手上实现的认识飞跃，对立于旧统治阶级专政的劳动阶级领导权的内涵（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入门级实践），出现在革命导师的认识和实践中。

　　一些纯左也沉迷于“否定标准”——谁谁跟统治阶级划不清界限，这个问题意识很突出；对于肯定标准是什么，因为没有真正的新型领导权意识，显得很模糊，然后，往往就直接大跨越，一步就达到阶级与民族消亡的临界点去看问题。而且，因为没有领导权意识，也就不存在耐心与群众交流，去争取更多人觉悟的自觉努力，所以说话写文章，也不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看起来，从实际出发以及理论联系实际，还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与从事新的政治领导权建设相关的问题意识，否则，这些都会因为“非纯左”而丧失了存在价值。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