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黄仁勋、马斯克的下场，映出美国实体经济的宿命

　　✪严鹏 陈雨思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导读】11月12日晚，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宣布辞去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职务。此时距《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董事会“准备罢免他”不过一天，距董事会公开表示“对他抱有信心”也仅四天。就在同一周，有民主党议员表示，明年1月接管国会后，将对马斯克、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勒及“部分企业”发起调查。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有意收紧对AI产业的监管、暂停先进AI研发，引发公众与市场的剧烈反应。但耐人寻味的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并非AI模型公司，而是英伟达、特斯拉这类以芯片与汽车制造为核心的实业企业。

　　回望现代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周期性的律动，它由技术革新与霸权更迭的周期相互交织而成。而每一个周期的兴衰，几乎都沿着相似的轨迹展开：凭借实体经济的崛起而上升，又在金融业的食利文化侵蚀下走向衰落。荷兰、英国、美国，最终都难逃这一“脱实向虚”的宿命。

　　本文指出，在这条被西方经验定义的周期性历史轨迹之外，中国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实业文明”传统。数千年来，中国将物质生产视为国本，将避虚就实奉为圭臬。正是在这套经济-政治理念下，孕育了中国早期的工业实践与工业文化。在经历了近代的冲击与涅槃后，中国的实业文明不仅未被现代世界体系摧毁，而且正以强大的工业能力与深厚的文化韧性，成为新一轮历史周期中蕴含着变革潜能的新变量。

　　今天的世界正又一次走在脱实向虚的轨道上，其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金融风险与社会撕裂的后果已显露无遗。“实业文明”概念的提出，将视角下沉到“物质生产劳动”这一人类文明更底层的基石。它对西方工业文化的修正，或许能为往复循环的现代历史指示一种新的可能性。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6年8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实业文明：

　　中国工业文化的历史韧性

　　一般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于15世纪之后，既经历了自18世纪中叶以来连续性的工业革命浪潮，又展现了较为明显的霸权更迭谱系。这些塑造当今时代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相互交织，使现代历史呈现出各种周期性。[1]然而，迄今为止的相关理论，都源于对西方大国历史的经验总结，非西方文明作为被动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客体，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知识生产中也只是一种边缘性的经验材料。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发展既在物质世界重塑了全球力量格局，又因为这种物质变化而在观念世界引发诸如“大分流”之类的历史再思考。实际上，在一种比长波（long wave）更长的长周期（long cycles）里，中国的文明主体性清晰可见，其物质生产系统及其配套的观念或可称为“实业文明”。这种实业文明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如何避免被客体化，进而使中国自身保持主体性，正是19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的根本意义。在中国“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当下，对实业文明的追溯或可为这一战略寻求一种打破长周期西方中心牢笼的根基。

　　▍脱实向虚：现代世界体系的长周期现象

　　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探寻必然会触及周期现象。王朝的兴衰、国家的起落、经济的荣枯，就与季节交替或生命周期一样，存在着某种重复出现的节律。资本主义是一种周期性极强的体系，反复出现的危机是其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其内在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终将埋葬整个体系。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依靠创新一次次从危机中存活下来。这一既存事实，部分地符合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整合了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ff）与基钦（Joseph Kitchin）等人的周期理论，认为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是第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也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时期”，第二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运行于1842年至1897年间，第三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始于1898年。他以工业革命为例来解释周期的意义：“它（工业革命）由一系列时间跨度不同的周期组成，这些周期相互重叠。但是它们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而且社会结构本身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周期性特征。”[2]弗里曼（Chris Freeman）、卢桑（Francisco Louçā）与佩雷斯（Carlota Perez）等人将熊彼特的模型延展至21世纪初，辨析出5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些周期在经济层面体现为新结构的创造和旧结构的破坏。换言之，只要经济创新的动力不枯竭，现代世界体系就有可能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以周期交替的方式存续。

　　经济创新构成现代世界体系长周期的基础，但任何长周期理论都无法回避政治与社会变量。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产业政策持续性地重构着不同国家工业力量的对比，大国战争使积累中心不断发生地理转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借鉴了经济学家的理论，将长周期引入对世界政治的分析中，认为长周期是一个独特的创新集群被引入世界体系并在其中被驯化的过程。[3]莫德尔斯基的理论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不同，但两者都涉及以某个世界大国为中心的周期，以及围绕中心国家不断产生的依附性。于是，产业的生命周期与国家的生命周期在这些理论里相交织，构成长周期的基本内容。在一种具有共识性的长周期模式里，国家之间为获取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彼此竞争，这种竞争在产业层面需要确立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优势。然而，一旦某国夺得中心地位，其产业就会出现金融业压倒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会削弱中心国家军事能力的物质基础，从而给其他国家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以可乘之机。经过一番竞争，在那些依附国家中会产生新的中心国家，进而开启新一轮的周期。审视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可以辨识出荷兰、英国与美国这三大先后成为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它们也被世界体系论者称为霸权。同样清晰可见的是，每一个中心国家或者霸权都存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由盛而衰的演化轨迹。中心国家经济的“脱实向虚”趋势本身就构成长周期的一种现象。表1展示了脱实向虚周期的基本内容。

　　中心国家经济的脱实向虚与其国力的盛极而衰几乎是同步的，在产业上表现为整个经济的金融化侵蚀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根基。就共性而言，中心国家制造业的成本在全球市场上会逐渐变大，而金融业在短期内能带来更高的回报，这使金融化在经济理性层面构成一种极难抗拒的诱惑。在具体的历史里，每一个中心国家脱实向虚的原因及表现均有自身特点。荷兰作为前工业革命时代的中心国家，其脱实向虚的去工业化色彩最弱，因为在荷兰成为中心国家时还不存在现代工业。英国的脱实向虚在其完成工业革命时就显露迹象，但直到二战后才呈现出系统性的工业衰退。美国作为当下的中心国家，其脱实向虚被探讨较多。拉娜·弗洛哈尔（Rana Foroohar）称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意味着金融不再是实体经济的助力，金融成了目的本身，信贷和费用不可逆地上扬，对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的贷款却不断下降。[4]尤为糟糕的是，金融思维侵蚀了实体经济，使制造业企业开始表现得像银行一样。这一金融化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1977年，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接手了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通用电气的金融部门，他看中了这一边缘部门的潜力，宣称：“与我熟悉的工业操作相比，这项业务似乎是一种更容易赚钱的手段，你不需要大力投资研发、建造工厂或加工金属。”[5]韦尔奇道出了金融化的根本逻辑。然而，正是在研发、建造与加工之类的实业活动中，人类利用物质世界的知识得以积累和拓展，而这种知识是中心国家摆脱曾经的依附地位变为体系中心的关键所在。换言之，脱实向虚侵蚀了中心国家作为知识积累载体的实体经济，也就破坏了中心国家的竞争力。这种破坏在和平的经济竞争中尚不太显见其恶果，在战场上则将带来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扭转。事实上，脱实向虚周期内嵌于长周期之中，而长周期的每次变动都以大国战争为其标志之一。

　　然而，迄今为止的长周期理论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经验总结。无论是产业的脱实向虚，还是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更迭，基本的案例和样本都是西方国家。这当然符合逻辑，毕竟现代世界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体系里的中心国家迄今为止也都是西方大国。但这种将非西方文明排除于历史之外的黑格尔式世界历史观，已经越来越不符合变动中的物质世界。现代世界体系在数百年前曾经面对中国这样一个难以处理的他者，在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漫长的实业传统，为不断循环脱实向虚周期的现代世界体系，指示了一种新的演化可能性。

　　▍实业文明：一种避虚就实的中国传统

　　任何文明都需要物质基础，而这种物质基础依托于物质生产。实体经济或所谓实业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了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及直接为其服务的部门。文明是物质与精神的复合体，物质生产系统本身也需要精神与价值观系统的支持和调节。中国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实体经济传统，就是物质生产系统及与之配合的价值观系统的结合，可以称其为实业文明。这种实业文明具有一种避虚就实的价值导向，恰与现代世界体系的脱实向虚周期对立。

　　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在物质生产层面体现为其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体系。尽管用工业革命所造就的现代丰裕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传统农业社会都是贫穷的，且难以跳出人口增长吞噬物质财富积累的马尔萨斯陷阱，但直到明清时代，中国的传统农业毕竟养活了巨量的人口，这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文明的成就。根据李伯重的研究，在中国的积累中心江南，清代前期甚至出现了新的人口模式以保持生活富裕。[6]与农业相比，中国传统实业文明的手工业体系或许更为突出。以通过改变材料而形成产品来说，手工业与现代工业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改变材料的手段存在技术与组织上的差异。中国传统手工业在工业革命前的全球市场所占据的份额，使实业文明成为中国的一种独特标记。中国手工业产品对西方世界出口所交换的白银等贵金属，不期然地契合了近代早期西方重商主义者靠制造业出口致富的理论构想。而这些崇拜制造业的重商主义者正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先驱。[7]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脱实向虚周期中，鼓励发展制造业的重商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往往是依附国家为摆脱依附地位而采取的经济政策。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传统实业文明本身就在19世纪以前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外形成了一个物质生产与积累中心，对现代世界体系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

　　从价值观层面看，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很早就发展了一套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思想也是紧密结合的。物质生产系统对文明具有基础性，但生产活动本身不易维持，需要不断分配资源，而价值观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调节资源流向的作用，使生产活动得到资源注入。在中国上古典籍中，记录周武王问箕子治国理政之道的《尚书·洪范》提出“八政”作为国家政务：“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8]根据“八政”的逻辑，国家大政首推农业生产，其次为工商贸易，这是将经济尤其物质生产视为政治的基础，定下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技艺重视经济问题的基调，也是中国传统实业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该篇还提出了治国的基本原则：“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9]这一原则阐明了统治者必须爱护被统治者才能获取统治的合法性。至于统治的具体方略，则主要为任用贤人。该篇以农业生产要讲究农时设喻，强调治国理政亦有规律可以遵循：“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10]将治国与农业生产关联起来的论说，还出现于《尚书·无逸》周公旦对周成王不能贪图安逸的告诫中：“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11]将治国与农业生产进行关联，直观地体现了对物质生产的重视内嵌于周代政治思想中。在上古时代，物质生产并不容易，需要靠勤俭的品德去维持，这种品德被移用为一种政治美德，反过来又强化了为政者对实体经济的重视。正是在这种对物质生产与勤政美德的类比性双向强调中，实业文明的价值观内核得以塑造。到了春秋时代，子贡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2]尽管孔子最为重视的还是“民无信不立”的精神原则，但他首先提“足食”，显示出对物质生产作为治国基础的认识。与之相似的是，冉有向孔子问政时，孔子的回答从“庶矣哉”到“富之”再到“教之”，包含一种先让百姓生养与致富再对其教化的治理思路，依然将物质生产视为文明教养的基础。[13]到了更为残酷的战国之世，孟子对仁政的构想，同样以物质生产作为基础，典型的论说如：“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14]当然，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其经济主张都强调统治者减少对民间的汲取，即所谓“节用”与“爱人”，而这种主张正是为了保护劳动力这一物质生产的能动性要素。进一步说，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并非对普通百姓提出的普遍性道德要求，而且并非完全轻视经济活动与经济利益，而是将基本物质生产置于过度汲取与消费之上。以古代生产力的低下水平来说，过度的非生产性资源消耗一定会削弱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这本身就是决定儒家义利观形成的物质条件。

　　对物质生产的重视正是实业文明的“实”之所在，而反对过度汲取资源去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则是为了避免社会经济的运转变“虚”。经济学家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到了21世纪还认为：“一旦确定了生产性活动，经济政策就可以引导经济将更多资本和精力投入这些活动中，从而促进和维持经济增长。”[15]这与中国传统实业文明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中国先秦时代形成的实业文明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政治经济思想中一种避虚就实的传统。该传统包含一种本末观，也就是将经济部门与活动区分为生产性的“本业”与非生产性的“末业”。战国晚期的荀子在《富国》篇中称：“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16]荀子认为财富是生产出来的，没有财富的生产就没有财富的流通与储藏，因此，增加财富的方式关键在于扩大生产，为此不惜压制与生产部门竞争资源的其他经济部门的活动。由于在荀子的时代，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故农业所在的“田野县鄙”被他视作国家经济治理之“本”，亦是国家致富之“源”。荀子构建了一个“富国”模型，其思路是国家在投入资源有限的约束下，最大限度扩大生产部门的比例而压缩非生产部门的比例，从而使物质资源的产出最大化。这一产业本末观是经济伦理义利观的一种投射与应用。考虑到“本业”皆为生产性的实业，可以说，“本”就是“实”，而“末”就是“虚”，本末观也就是一种经济上的实虚观。

　　实际上，汉代的司马迁已经认识到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回报周期与回报率：“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17]不同产业间的回报区别正是经济在“实”与“虚”之间变化的重要诱因。实业文明的价值观系统对于物质生产本身的作用，正在于通过调节资源流向来对抗经济脱实向虚的诱因。当然，古代世界经济的“实”与“虚”，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实”与“虚”，在产业载体上有所区别，其共性只在于基本物质生产始终是“实”的内核。也只是在这一抽象的理论意义上，中国传统实业文明能够与现代世界体系的脱实向虚周期被纳入同一个演化框架进行分析。

　　▍中国工业文化的内生性：实业文明的新生

　　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具有古代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系统及相应的价值观系统，使中华文明巨大规模的实体经济绵延数千年不绝。但这一实业文明也存在弱点，无法与现代世界体系孕育的工业革命相竞争，最终于19世纪被吸入现代世界体系并被置于依附地位。与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工业化是为了摆脱依附地位。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新的物质生产系统及相应的价值观系统，前者便是中国的工业体系，后者则是工业文化。尽管中国工业化的启动受到了列强入侵的刺激，但中国工业文化具有内生性，是传统实业文明的新生。

　　中国传统实业文明最大的弱点是未能将技术变量有效地纳入思想模型中，从而更重视消极地抑制非生产性资源消耗，而非积极地促进生产力提升。具有儒、法各派思想融合性的经典《荀子》在《王制》篇中勾勒了一幅以四海物产令“中国得而用之”的经济图景，对经济系统进行了总体刻画，涉及广袤地域的物产流通，不同职业的专业分工，以及这些生产与交换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中的不断循环带来的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然而，这样一个宏大的经济系统不是自动自发的自然秩序，它需要“礼义”作为制度来维持，而礼义又需要“君子”去启动与推行，即所谓：“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18]于是，倒推过来的历史图景就是，“君子”以礼义进行国家治理，衍生出了一个能够开发自然资源并进行必要交换的庞大经济系统，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一种实业文明的图景。荀子对经济系统的构想，堪称一种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型，或许可称其为某种“原始发展主义”（proto-developmentalism），即强调由人为治理带来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发展主义一样，原始发展主义也建立在人的积极性与能动性的基础上。《荀子》开篇即谓：“君子曰：学不可以已。”[19]这为治理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于知识的逻辑起点。而知识被当代学者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20]然而，与工业社会的发展观不同的是，荀子的模型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导向的是一个稳态的循环，而不是具有创新内涵的持续增长。原始发展主义与现代发展主义的区别正是中国传统实业文明的弱点。现代世界体系的工业革命意味着经济系统中的生产活动从受制于农作物的光合作用转向依赖矿物能源。[21]这种结构性转变超越了中国传统实业文明的想象边界。进一步说，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稳态循环，中国传统实业文明更多地采用抑制非生产性活动的策略，然而在其设定的非生产性活动中有不少仍属于物质生产部门，这样一来，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对知识的拓展进行了自我设限，弱化了借助生产力跃迁来发展生产的可能性。当西方现代世界体系的工业部门突破技术革命的临界点后，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在物质生产层面的优势就被逆转了。

　　现代世界体系凭借工业革命取得了对中国传统实业文明的优势，并在1840~1949年间使中国依附化。根据统计，1873年，中国的传统制造业仍有一定优势，手工制成品尚可占出口货物总值的68.3%。但此后，农产品跃为中国出口之大宗，自1910年起便一直在出口货物总值里占据最大比例。[22]这一依附化进程首先是西方列强靠坚船利炮来轰开中国的国门，然后就由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民用制成品来占领中国的市场，破坏传统实业文明的物质生产系统。而无论是坚船利炮还是民用制成品，都凝结了新的知识，并为掌握这种知识的国家带来支配性的权力。然而，实业文明经历数千年演化，自有其韧性。“学不可以已”之类重视学习的价值观成为晚清中国精英探索与掌握现代工业新知识的原动力，中国的工业文化由此孕育，并转化为工业化实践。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的曾国藩在未经手洋务之前，曾用功于传统儒学的格物致知功夫。宋朝大儒朱熹这样解释格物致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23]知识探索成为实践活动的原点。依据这一逻辑，曾国藩积极促成江南制造局从事西方书籍的翻译活动，并称：“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24]于是，江南制造局的使命不仅在于“制器”，还包括“格致”，而“格致”正是对“科学”一词的早期中译。为学习制造坚船利炮而创立的江南制造局，并没有简单复制西方式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而是从中国自己的传统出发，对知识与学习赋予新的内涵。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并没有被现代世界体系摧毁，而是利用其原有的价值观系统去学习现代世界体系带来的新知识，形成新的工业文化，并努力重构一个新的物质生产系统。

　　无可否认，中国工业化的技术与制度是从现代世界体系中引进的，对先进国家的模仿与学习持续至今。然而，这种引进的动力内生于中华文明的传统之中，而引进本身是为了使传统的实业文明焕发新生。要学习现代世界体系的新知识并摆脱被强加的依附地位并不容易。只靠创设几个类似于江南制造局的企业是无法重构中国的物质生产系统的。要将荀子构想过的那种稳态的经济循环导向一种持续创新的动态发展模式，需要创设新的制度，并将避虚就实的重心由消极的抑制非生产性活动转向积极的促进生产性活动不断升级质变。这种转变过程，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所接续的历史使命。

　　▍改写长周期的可能：实业文明对长波的干扰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意味着传统实业文明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长周期，并从此受到包括长波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牵制。然而，作为原本与现代世界体系并立的积累中心，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在未被现代世界体系摧毁的情形下，反过来会变成长波的干扰因素，进而蕴藏一种改写长周期的可能性。

　　在长周期视角下，从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个前后相继的结构变迁过程，这意味着几次工业革命的背后存在着某些一般性机制。弗里曼与卢桑认为，历史上的几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新技术、组织创新集群的定期出现与扩散，每一次创新都为创新企业家带来了异乎寻常的超额利润。[25]佩雷斯认为，从18世纪末开始的经济增长经历了5个不同的阶段，并伴随着5次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她提出了“发展的巨潮”（great surge of development）这一概念，用以指称每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经济与社会体系中启动和展开的过程。[26]实际上，这种长波与现代世界体系内中心国家的更迭有直接关系，明显嵌入了脱实向虚周期。佩雷斯指出，在技术范式的转换时期，后发展国家能够真正赶上和迎头超过领先国家的机遇之窗会打开。[27]换言之，曾经的依附国家凭借抓住长波中新技术范式出现的机会，能够摆脱依附，成为新的中心国家。当然，这种新技术范式存在于实体经济中，故依附国家凭借实体经济的赶超，与中心国家脱实向虚的衰落，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一体两面。佩雷斯区分了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指出金融资本具有流动性，而生产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与具体产品相关联：“金融资本是流动着的，它并不积累设备或技术经验，所以它在指导经济决策方面能力较弱。”[28]脱实向虚就是生产资本的主导地位被金融资本取代的过程。

　　佩雷斯对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区分构建了一种思想模型。类似的模型还有赫德森（Michael Hudson）对工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区分。赫德森认为金融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不是由生产和消费、工业利润和工资构成的经济实体，而是收入和财富的金融化，其表征为银行和债权人以牺牲其他经济部门的利益为代价而中饱私囊。[29]赫德森的模型过于烦琐，且不乏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美化，经过简化后可如表2所示。

　　这种生产资本/工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金融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模型，反映的是脱实向虚的基本机制及主导力量。实际上，金融对于现代工业创新具有重要作用，简单地从修辞上否定金融并不可取，故前文在讨论脱实向虚周期时，使用的是“食利”一词，意在强调金融化指的是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空转。不管采用何种术语，拉长历史视野，清晰可见的是，佩雷斯与赫德森等人构建的模型，与中国传统实业文明的核心命题具有逻辑一致性。生产资本与工业资本主义代表的是以物质生产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则体现了金融背离实体经济的虚化空转，两者的对立性，不过是在新的产业与技术条件下复刻了中国传统实业文明的本末之辨。而这些当代西方学者对金融化或脱实向虚的批判，与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希望通过抑制非生产性活动来保障物质生产系统正常运转的理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一点恰好说明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在思想上的生命力足以穿透现代世界体系的长周期，直击国家兴衰的根本性问题。

　　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从长周期角度来看，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一种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一个依附国家逆转中心国家地位的简单故事，而包含着改写长周期的可能性。在物质生产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所培育起来的工业体系，如同历史上的实业文明那样，以巨大的生产能力重塑了全球工业地理。这一大国工业体系的产业多样性与技术演化路线容错性，意味着在发展巨潮的下一次技术范式转换期，那些中等强国所能抓住的机会窗口将更加逼仄，而历史长周期里扭转依附地位的国家起初都是中等强国。在价值观系统层面，中国传统实业文明避虚就实的核心理念，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战略任务在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得到传承，这至少是对现代世界体系脱实向虚周期的一种积极预防。然而，一旦技术范式转换期的机会窗口收窄，而脱实向虚周期被打破，现代世界体系的长周期是否还能按已经被揭示的那些逻辑继续存在？这对现代世界体系来说将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在一种抽象理论的意义上发展“工业文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实业文明对物质生产的强调相结合，也将为建设生态文明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这也正是今天已获新生的实业文明的昭昭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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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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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6册，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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