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后，第三只死刑老虎
昨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对赖小民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8年，赖小民通过工作职位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获得融资、承揽工程、合作经营、调动工作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索取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其中1.04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属犯罪未遂)。
17.88亿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136辆中国最先进的步战装甲车、204发战斧式巡航导弹、1360发红箭反坦克导弹、装备140个营的步兵装备……
同时，还是200万名贫困儿童一年的营养早餐钱。
也正是如此，2017年10月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党和国家进入新时代之后，终于于昨日出现了第三只被判处死刑的老虎。
死之甚晚，死不足惜。
1.
此前两例死刑，分别是：
2019年12月3日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邢云(后改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以及2020年7月31日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
此外，山西省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和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杨成林，同样是在十九大后被判处死刑，但两人被调查是在十九大之前(杨成林后改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其中张中生为十八大之后第一位因为经济问题被执行死刑的官员，在他之前上一次中国对经济犯罪的官员执行死刑是在2011年7月，曾任江苏苏州市副市长的姜人杰和曾任浙江杭州市副市长的许迈永，同日被执行死刑。
2017年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强、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加广，个人统计，现已惩处1名副国级(杨晶)、6名正部级(鲁炜、努尔·白克力、孟宏伟、赵正永、秦光荣、刘士余)、59名副部级。
基本可谓延续了十八大以来的雷霆作风。
从2012年11月15日发表的“打铁还需自身硬”，以及两天后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开始，八年来，个人统计，现已惩处1名正国级、6名副国级、2名军委委员级、27名正部级。
十八大以来，被公布查处的老虎(不含仅因“八项规定”受处分者)中，党的机构、国家机关、政协及人民团体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副部级及以上)共311人，解放军军官和武警警官(副军级及以上)共66人，合计377人。
其中，金额达到亿元量级的有75人。
赖小民昨日被判处死刑，之所以轰动，是因为判以极刑弑虎，这并不多见。
从进入新世纪到十九大之前，17年间总共只有7只省部级老虎被判处死刑：
危害国家安全罪1人：刘广智;
杀人罪2人：吕德彬、赵黎平;
受贿罪4人：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
这里面，胡长清和成克杰显然“名气”最大，被称为我党新世纪反腐的第一、第二声枪响。
前者，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贪污受贿罪被执行死刑的省部级官员;后者，更是建国以来第一位因贪污受贿罪被执行死刑的国家级领导人。
二十年前的风浪，一度被人们视作21世纪的刘青山、张子善，寄希望能够如半个世纪前毛主席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那般，对党和社会的风气进行刮骨疗毒。
为何要刮骨?到底有多毒?
2.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此前的调查研究，80年代到2012年的十八大之间，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
其中逾八成受贿，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约占已判案例的53%。
田国良当时表示，与改革开放前期相比，随着时间推移，高官腐败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平均每例涉案金额由几万、几十万，发展到平均每例过千万甚至上亿;涉案面由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到不仅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且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
这里面如麦崇楷、丁鑫发、吴振汉、郑少东案，都和案件查处有关;韩桂芝、徐国健、侯武杰、王昭耀、荆福生、庞家钰案，就有卖官鬻爵的味道。
田国良经过研究分析，认为腐败高官的犯罪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具体包括：
一，通过帮人办理各种证件、争取各种计划指标而受贿;
二，通过工程项目营私舞弊而受贿;
三，通过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而受贿;
四，通过土地、房产暗箱操作而受贿;
五，帮助公司违规运营而受贿;
六，组织人事腐败，如通过帮助升职、留任、调动工作、就业等而受贿;
七，庇护犯罪，如通过庇护经济犯罪，帮助走私或违规进口，干涉有关案件的办理，为律师谋利等而受贿;
八，贪污挪用公款公物;
九，滥用职权，如，支持开设“博彩”项目、支持和纵容违规经营、武断决策引进项目失败，造成国家财产 严重损失等;
十，权色交易，如包养情妇、重婚等。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改革开放的头十年间，省部级干部落马的只有2人;第二个十年，落马的达到15 人;而2003年至2012年的十年，共有8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8人以上。
2011年，《财经》杂志曾经对1987年以来落马的120名省部级官员贪腐行为进行了系统总结。对120人有据可查的案发方式的分析中，比例最高的案发方式为“由他案引出”，占到了六成以上。
在黑龙江政坛，马德案曾经轰动一时。作为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任期间大肆买官卖官，疯狂敛财2385万余元，所涉及的领导干部达到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
其时报道称，当时由于涉及的干部太多，如果全部追究，那么绥化市整个行政体制都会瘫痪。
所以最后工作组做出一条规定：凡是给马德行贿10万元以下的干部，如果自己能主动交代问题，不再追究责任。
那个时候在审讯马德的时候，他自始至终很不服气，嚷道：“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
结果，马德的这句话又引出了一个贪官赵洪彦。
赵洪彦是马德的前任，从绥化地委书记任上调到省里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后又任省人事厅厅长。经初步调查，赵涉案金额几百万元。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田凤山的落马也是由马德案牵出，韩桂芝案则发源于马德的检举。
3.
约莫十年前，以南方系媒体、香港媒体为首的部分舆论集团，开始通过对刘青山、张子善后人的采访并制作节目，试图重新解构半个多世纪前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反腐事业。
这其中，隐隐约约得到了不少当时的舆论界掌权人士的默许……
从历史倒推，许多的腐败其“正向意义”是什么?应该就是这四十年来所谓的“经济奇迹”吧?
而这种“经济奇迹”的背后，政商旋转门——一个四十年来全民心照不宣的事物，又贡献了多少呢?我想肉眼可见。
作为中国改开事业的老师，美国人教的着实不错。
旋转门这个词，本是一个西方词汇，但其现象本身是不分国别的。
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国过晚，没有旧贵族势力掣肘)甚至会有专门的“掮客集团”受雇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落选的官员被著名的游说公司雇用，领取比在政府里任职高出许多倍的薪水，这些游说公司反过来又向客户收取高额佣金。
同时，许多私人部门的人士又被政府吸纳、成为政府官员。这种双向流动就是“旋转门”(revolving door)。
如现在的川皇，他卸任美国总统之后肯定会再次经营自家企业，那么凭着前总统身份在政府中保留的人脉，自然会增加他的公司的竞争力。
他的前任奥观海在2013年曾提名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雅各布·卢，担任财政部长。
此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旋转人”：1998-2001年担任克林顿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2001-2006年摇身一变出任纽约大学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又任花旗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门首席运营官和替代投资部门首席运营官。
旋转门的出现原因很简单，强大的利益集团、财阀势力要控制政府、让政府的决策为它们的利润服务。
一种办法是提供资金、把自己的代言人推进议会;另一种办法是利用前任政府要员在政府中的影响和人脉，来到企业担当要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
此前仅1998年期间，美国就有138名前国会议员经审核批准而成为正式注册的“游说人”。到2001年3月，在任满的国会议员和离职的前政府内阁级官员中，分别有31%和33%都与游说公司或公关公司签约。
由于美国总统四年一届，行政官员的任期短，从而令其身份可以反复转换、双向捞钱，或是资本、或是政治资本。
比较典型的就是切尼，1989年在老布什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卸任后退出政坛。1995年成为哈利伯顿公司(主营油田服务和施工业务)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随后，哈利伯顿公司就不声不响地拿到了帮助科威特扑灭其320口油井大火的大额合同……
旋转门现象显然是不利于市场活力，极容易滋生、或者说其压根就是服务于利益垄断和钱权苟合。
早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就指出，美国旋转门与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的关系，并要求美国加强对因“旋转门”所产生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腐败的监管。
股民和中小企业被割韭菜，财阀则岿然不动，旋转门之弊端无需多言。
在中国，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这种情况同样尤为突出。
4.
2012年末时，中国25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816家聘请了前官员担任独董、达到1101人次，平均不到3家公司即有1人次的“官员独董”，且不乏省部级高官。
如知名服装企业雅戈尔的独董李国光，退休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达八年;雅戈尔另一名独董叶如棠，退休前为建设部常务副部长。
但是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2012年底的“八项规定”和2013年10月中组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等一系列限制性条例出炉之后，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灭。
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一年时间就有超过260位“A股独董”离职，其中包括约30名省部级独董。
比如宝钛股份的独董钱桂敬，曾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长级);再比如韩修国，1998年1月-2001年9月任甘肃省副省长，2001年9月-2009年3月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应该来说，在1978年之后，优势家庭背景和优势政府资源的“正向作用”——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旧精英”身份，还是作为党政干部的“新精英”身份——确实在事实上是回来了，于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权力渗透资本，尤为显著。
5.
回想1949年3月5日-13日，全国即将解放之际，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彼时提出了著名的糖衣炮弹理论，要求：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毛主席还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所谓“糖衣炮弹”理论，是毛主席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现状的判断而提出的。
其判断依据，正是来自于时任美国总统、著名反gong狂魔杜鲁门的策反战略。
早在四年前，1945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讲，杜鲁门也在场。当时的演讲包括以下内容：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将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这就是“白蚁战略”，杜鲁门主义的写实写照。
八年之后，同时也是《板门店停战协定》签署20天之后的1953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严肃指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此时，已经通过一场震动西方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布新中国国威、特别是我军军威的毛主席深刻意识到：敌人已经不太可能企图通过热武器来侵略中国党和人民，尤其是在朝战中连原子弹都没能吓倒志愿军的情况下。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恰恰是在战事激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主席亲自下令打响了新中国的反腐第一枪：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
刘张二人本是建国功臣，跟随我党我军屡次立功。特别是刘青山曾领导开辟文安洼抗日根据地，为实实在在的抗日英雄。
然而，建国后两人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仅一年时间就彻底沦陷，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建筑工款、救灾资金以及骗取银行贷款等达当时面额171亿元!
“我为国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年，革命胜利了，我享受一点怎么了?”——这是刘青山当年被批捕后，最初始时趾高气扬的表态。
同时，刘青山本人还沉迷吸食鸦片不可自拔，这都让毛主席怒不可遏。
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开始，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在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着824名代表的面，实名举报刘张，引起了巨大轰动。
毛主席的态度非常坚决：“这不是普通的贪污，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正在侵蚀我们一些干部的信念，这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正是因为他们的地位高，功劳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这才能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才可能挽回20个，200个甚至2000个犯了错误的干部。”
跋.
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孩子们时，有过这样一段话：
“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