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计划经济的死与生

　　近日以来，随着东欧地区局势的日渐紧张，或许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作为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核心政治取向，反俄是不可动摇的美国对外策略。而乌克兰政府，特别是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一路走低，迫使泽连斯基产生了进行军事冒险以获取政权合法性的意图，这样一来，东乌地区一时间战云密布。

　　据相关信息显示，俄军已在北面、东面和南面的克里木半岛，调动了三个集团军，以待如果乌克兰方面发起挑衅甚至是发动军事冒险，则迅速发动大纵深进攻，消灭乌军进攻东乌的部队，甚至将战线前移到第聂伯河两岸，将传统的文化上和血缘上的亲俄地区全部纳入东乌克兰。

　　固然，泽连斯基是因为支持率一路走低，而试图发起对外军事冒险来挽回支持率，讨好外国主子，但实际上俄国同样有不得不进行军事冒险的需求。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俄罗斯虽然没有陷入如印度、瑞典、英国和美国那样的放任自流，全面爆发的境地，但也好不了太多。由于俄罗斯本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老化，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瓦解，导致了俄国在新冠疫情的治理上乏善可陈，除了卫星V疫苗外几无功绩，俄罗斯政府面临了较为沉重的政治压力。

　　说到底，乌、俄两国，目前面临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legitimacy，更贴切的说法可以认为是“正当性”，是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组织是否正当的度量。我国历史社会学学者赵鼎新老师将合法性分解为三个维度：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意识形态合法性，就是政权/国家的组织形式与社会的普遍认识是否贴合，绩效合法性是掌权者/执政者是否有显著的绩效，而程序合法性则是民主选举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掌权者/执政团队是（你们）选民经过公开透明程序自己选择的”，这些在游戏席德梅尔·文明系列里也有体现。

　　苏东剧变以来，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有成功的，也有比较失败的。当失败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其政权自然谈不上什么绩效合法性。以我国为参照物，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乌克兰人均GDP是1417美元，中国是366美元，而俄罗斯是3098美元；至2019年，乌克兰是3659美元，中国是10,216美元，俄罗斯是11,584美元。相对比之下，俄乌两国显然是缺乏绩效的，遑论支撑合法性了。

　　因此，支撑俄罗斯政权的合法性的，更多的是普京作为总统的个人魅力，而缺个普京的乌克兰，则上演的是连续的政权更迭与政坛动荡。

　　那么，苏东地区为什么会转型失败呢？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转轨，为什么有如中国这样的优等生，也有如乌克兰这样的差生。学术界已对此做了诸多研究，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今天，笔者其实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俄罗斯这个国家，或许只能使用计划经济或准计划经济的体制。传统上的计划经济为什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