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干部下乡挂职，发现一老农炫耀车技，细查后抓获军统王牌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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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27日，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在这个文件中，中央明确指出，党在克服近年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作风上，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深入的整风运动，并要求各级深入基层以密切联系群众，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需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萍乡市各级党政机关都派出有关人员下乡挂职，其中萍乡市公安局档案室主任范君治到安源镇九荷村去挂职村治保副主任，配合治保主任工作。
范君治是部队转业的干部，曾是部队的优秀侦察员，但是因为受过几次伤，已不适应部队高强度的军事生活，部队首长照顾他身体有伤，便让他转业回到老家的公安局当档案室主任，相较于其他的岗位，这个岗位相对来说轻松一些。
但是范君治在部队生活惯了，办公室坐的时间一长，他就不自在，所以就主动申请下乡挂职，为了使他离家近一点，组织上就把他安排在安源镇九荷村挂职。
1957年，经过几年的深挖敌特工作，一些水平不咋的特务基本都被抓获，剩下的都是隐藏很深的王牌特务了。
所谓治保主任全称是“治安保卫事务主任”，主管治安保卫工作，而当时的农村社会治安环境很好，范君治作为安源镇九荷村的治保副主任，实际上工作并不多，于是他就经常随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
1957年的5月，正是农忙的季节，江西萍乡安源镇九荷村高级农业社的社员们与往常一样，扛着锄头、木犁、耙等农具到田地间干活，突然一个小伙子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忽然间，那个骑车的年轻人从车上摔了一个“狗啃屎”，自行车也倒在一边，这一下引得众人齐声笑出声来。
当时的自行车可是新鲜玩意，农村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当时在乡间出现的自行车，不亚于现在的宝马出现在偏远贫困的山区一样。
范君治有点奇怪，在这个乡下怎么会有自行车呢？
原来村长的大儿子在南昌工作，生活比较富有，便买了一辆自行车送给在家里务农的弟弟，这在当时也算是光宗耀祖的事了。而那个骑车的小伙子便是村长的小儿子，但是小儿子不会骑，结果从车子上摔了下来。
小伙子一下子摔进田里，当时没有多少娱乐活动的村民们便放下手中的农具，跑过去围观，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这辆“永久牌”自行车，眼神里满是艳羡之色，都称赞村长有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这时村长的小儿子爬了起来说道：“这自行车太难骑了，我都摔了好几次了。”
村民们笑道：“这东西好是好，有钱买，没本事骑，也就跟废铁一样。”
其中有一个村民说道：“这东西只有两个轮子，骑上可不就倒掉了，我看这东西，村里肯定没人会骑，要有人会骑，我帮他干一天活。”
这个村民话刚说完，只见一个老农民说道：“你说的可要算数。”
这是一个中等身材，脸皮黝黑、身体健壮的老农，众人一看正是村民宋玉成。
宋玉成说完话，便放下手中的锄头，扶起倒在地上的自行车，左脚踩在踏板上，右腿轻抬便骑上了自行车，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他十分娴熟地骑起了自行车，直把众人看得目瞪口呆，都拍手称赞。
这下宋玉成更来劲了，于是便开始了他更加高超的骑术表演，只见他在田间狭窄的田不埂之间来回骑了一圈，有时还双手离开扶手，有时还让车子定在那里，简直就像马戏表演一样。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宋玉成以前肯定骑过自行车，而且骑的时间还不短，不然不可能这么熟练，只不过大家都没有多想。
夹在人群中的范君治看着有点得意忘形的宋玉成，职业的敏感性使他起了疑惑：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乡下老农，不要说是骑自行车，就是见都不一定见过，因为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正常的农民连省城都没去过，就是县城也不会常去，而县城里的自行车都是稀罕的东西。
而这个宋玉成却能如此熟练地表演骑自行车，还是在崎岖不平的田埂上，这证明他以前肯定经常骑，一个乡下农民怎么会经常骑自行车呢？那么结论只有一个，他以前根本不是农民，一个城里人为什么要跑到乡下来呢？
范君治这么细细一想，当下直觉这个宋玉成肯定有问题，说不定就是潜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国民党特务，当下他不动声色地离开了人群，径直去找村治保主任，他要查这个宋玉成的底。
村治保主任由村支书兼任，这个兼支书姓田，他告诉范君治，这个宋玉成不是当地人，而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无家可归人员在村里落了户，宋玉成在村里落户的介绍信是湖南株洲荷塘镇宋家桥村开具的，当地镇派出所还盖有公章。而他在本村的介绍人是村民张石生。
范君治第二天就回到了萍乡市公安局，向公安局刑侦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萍乡市公安局立即致电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立即调查荷塘镇宋家桥村一个叫宋玉成的人，调查的原因当然是怀疑宋玉成是国民党特务。
这一细查不要紧，这个宋玉成果然是国民党的特务，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特务，而是国民党的王牌杀手，他在中统里面的名字叫漆玉麟。
漆玉麟在解放之前是重庆知名的刽子手，江姐等著名革命人士的被害，他便是其中有过参与的一个凶手。
那么漆玉麟到底何许人也呢？这一切还要从中共的大叛徒顾顺章说起。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奉中央命令，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顾顺章完成护送任务返回武汉时被叛徒指认被捕。顾顺章旋即叛变，首先供出中共在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致使10多人被捕牺牲。
顾顺章主动要求面见蒋介石，并出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主要领导人，不过这个重要情报被打入国民党中统机关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获悉，连夜报告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再转报中央。
中共中央虽然采取了紧急措施，但是仍然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国民党中统看到了顾顺章的巨大价值，在顾顺章加入中统后，中统的负责人徐恩曾让顾顺章举办培训班，并让其编写教材。
而顾顺章也自我感觉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将在苏联学到的东西以及实际工作的经验，先后撰写了多本特工方面的基本书籍， 包括《组织工作》，《训练工作》、《审理工作》等。
顾顺章开办的训练班被称之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特训班”，即中统前身，所有受训的学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宋玉成就是被精心挑选的学员之一。
就当时来看，普通人能够进入中统工作，非得走后门不可，因为这份工作可是难得的好工作。所以中统规定，作为中统的领导干部，都有举荐进入中统工作的指标。
当时中统有一个叫宋惠各的人，他在中统局担任行动科的科长，他把自己的举荐名额给了自己的堂叔宋玉成。
宋玉成就这样在1931年加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特别训练班，为了保密的需要，宋玉成改名漆玉麟。
从农村出来的漆玉麟深感这个机遇来之不易，所以学习特别认真，毕业考核时门门优秀，被顾顺章称为最为优秀的特工。
漆玉麟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派到国民党保定行辕调查科担任特务工作，自此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特务生涯。
因为顾顺章对中共的隐蔽战线非常熟悉，所以其教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当时中共的特工工作还不是很成熟，很多中共特工都是顾顺章培训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顾顺章培训的这些中统特务对中共的组织体系、工作模式、工作特点等非常清楚，所以对中共的危害特别大。
因此，漆玉麟到保定没多久，便参与抓捕了共产党员马玉龙等在内的56人，之后对河北容城县与石家庄地下党的破坏，他积极出谋划策，对于这一地区中共组织的破坏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也亲手杀害了很多中共人员。
漆玉麟心思缜密、心狠手辣，由于工作“突出”很重国民党的器重，被称为中统的王牌杀手，对他加官进爵，封赏不断，目的当然是让他更加卖命地为国民党工作。
正是靠中共人士的鲜血，他于1935年被升调为重庆行营办公室调查科特务员。在四年后，也就是1939年，又被调到军统重庆特区任调查科特务员。也就是在此期间，他由中统特务变成军统特务，由中统王牌杀手变成军统王牌杀手。
当时是全面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各种情报的聚集地。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军事战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国民党军统对中共的组织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大批的中共人士被捕入狱，监狱成为国民党军统防范的重点。
而作为军统王牌杀手的漆玉麟，则在1944年被任命为军统局特务总队望龙门看守所行动员，别动军警卫组长、代副官。
1946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行辕调查处一科中校科员、二处第一谍报组组员、重庆绥靖公署二处警卫组组长、侦防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警卫组中校行动组长。犯下了许多镇压民主运动的罪恶行为。其主要罪行有：
1947年2月，他带队查封《新华日报》。
1948年6月，到川东万县、涪陵一带，破坏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逮捕江竹筠、李青林等13人，还用老虎凳刑将李青林的腿折断。
1948年7月，到广安破坏川北工委组织，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十多人，11月又率特务到营山县逮捕该县党组织负责人王敏等6人，还在荣县逮捕中共沙磁区学运负责人刘国志。
1949年初到成都逮捕中共川康工委书记蒲华辅、副书记华健等数十人。因破坏地下党组织“有功”，多次受到国民党国防部的嘉奖。
1949年11月14日，他率刽子手将江竹筠等30人杀害。
到了1949年底，新中国已宣告成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而由于手上血债累累，漆玉麟已成了国民党渣滓洞四大知名鹰犬之一，被称军统王牌特务。
在1949年11月30日解放前，对于大批的国民党特务如何处置，毛人凤决定将血债累累的特务统一潜伏下来，因为这些血债累累的特务罪恶极大，只能反共到底，绝对不会投降自守，反而那些没有多少血债的特务则到了台湾。
而漆玉麟血债累累，所以接到了毛人凤“就地潜伏”的命令，但是解放军推进速度太快，在漆玉麟还没有潜伏安稳前，重庆便宣告解放。
漆玉麟确实不敢投降，他只好加入了由军统死硬分子组成的游击部队，这个部队仿照红军的模式在山区打游击，结果很快被解放军歼灭，漆玉麟也被我军俘虏。
漆玉麟在被捕之后，他使用了原来的名字宋玉成，并说自己是被胁迫的，而当时的部队由于作战任务重，俘虏多，所以也没有仔细甄别。
对于“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参军，不愿留下来的就遣返的”原则，发给路费将其释放，并给了他“被俘人员遣返证”。
宋玉成就这样回到了湖南株洲荷塘镇宋家桥村，秘密找到了他的堂兄宋其成，并在其家中暂住。
有人要问，这个宋玉成为什么不明目张胆回家呢？根本的原因还是他的狡猾，他要找他的堂哥打听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宋其成告诉他，由于他和宋玉成都属于地主阶层，现在回到家里，等待的就是被批斗。
这一下令宋玉成非常慌张，他知道：自己在老家也不安全，迟早自己也会被连带着揪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远走他乡，换一个身份生活，于是他萌生再次出逃的打算。
但是逃到哪里，以什么身份隐匿下来，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玉成左思右想之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决定找他家以前的长工张石生。
张石生是江西萍乡安源镇九荷村的一个农民，因为萍乡挨着株洲，所以两地人口流动很正常，而张石生在老家分到土地后便回去了。
宋玉成通过关系搞到了株洲荷塘镇宋家桥的一封介绍信，在这个介绍里，他变成了一个流浪者，从地主出身变成了贫农出身。
不久，宋玉成立马动身，跑到江西萍乡找到张石生诉苦。他对张石生说：
“我这几年在外面吃尽了苦，现在回到家里，他们说我回来迟，不应回来分田地，我实在没有办法在家里呆下去了，所以我来投靠您，您以前在我家，我家对你还不错吧。我只求在你这个地方落个户，其他的事不用你管。”
张石生本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在宋家当长工的时候，宋家对他还算不错，他觉得现在人家落难，有必要帮一下，再说人家也没啥错误，于是就答应当他的入户介绍人。
有了入户介绍人，有了介绍信，安源镇九荷村就以流浪人员的身份给宋玉成分了田地和房子。
隐匿下来的宋玉成，为了不被人识别出问题，自此性格大变，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纯正的农民。与以前养尊处优不同，他干活完全不嫌累，也不嫌脏。
当了农民的宋玉成，他的脸在阳光下被晒得黝黑，脸上也布满了皱纹，头发也花白了，手掌也因为干活起了厚厚的茧子，而村民们对于他这个勤劳踏实的“老好人”越来越有好感，他也因此被推举为劳动模范，后来村民还选他做了小组组长。
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的劳动模范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于是他便有了漂亮的媳妇，还盖起了新房，生了孩子，日子过得非常滋润。
日子虽然过得滋润，但毕竟还是农民，这时的宋玉成有时会想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风光时刻，但是他尽力压抑心中的不满。
直到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出现，他那颗躁动的心被激活了，人天生都有表演的欲望，宋玉成也不例外，于是他便开始尽情地炫耀车技，岂不知在不知不觉间暴露了破绽。
当株洲市公安局接到萍乡市公安局的信函后，立即展开调查，宋玉成的堂哥宋其成交待，他听说宋玉成曾在重庆工作，但是具体干什么的并不知道。
萍乡市公安局立即给重庆市公安局发函，让调查宋玉成，然而重庆市公安局查无此人，但是重庆市公安局说很多特务改名换姓，很难查找，让萍乡市公安局把宋玉成的照片寄来比对，说不定可以找到线索。
安源镇九荷村以组织劳动模范照相的名义给宋玉成照了相，萍乡市公安局随后将照片寄到重庆公安局。
重庆市公安局在收到照片后，对比档案后发现他极有可能是还在潜逃的漆玉麟。
为了确保信息无误，重庆市公安局让那些曾在隐蔽战线工作过的同志，还有那些未被处决的特务进行辨认，最后确定：
这个宋玉成就是还没有抓捕归案的军统大刽子手漆玉麟。于是重庆公安局派人前往萍乡抓人。
此时已到了1958年2月中旬，转眼就要过春节了，重庆公安局派出三名优秀的侦察员赶到了萍乡，等他们到达萍乡时，已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了。
第二天一早，侦察员们在安源镇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来到了九荷村，当时不知道宋玉成手中有没有武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侦察员们商议后决定等到大年初二。
因为大年初二村里开团拜会，而宋玉成作为劳模代表也参加这次会议。
大年初二的上午，宋玉成同其他代表一样，前往村里参加团拜会，当他一进会场，便被两名侦察员扭住了胳膊，同时出示了逮捕证，一个公安人员登台宣布，用重庆口音：
“宋玉成，又名漆玉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中校行动组组长......”
当听到公安人员用重庆话宣读时，宋玉成脸色煞白，他知道来人是重庆公安，他知道自己暴露了。
听到这个公告后，在场的村民无一不表示惊讶，他们所认为的劳动模范竟然是一个潜藏的国民党军统王牌杀手。
宋玉成被逮捕后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哪地方出了问题，直到警方告诉他，是因为他炫耀车技露出了破绽。
按理说这样罪大恶极的特务是要被立即枪毙的，但当时最高领导人有一个指示：“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
所以重庆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宋玉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宋玉成后来在孙家花园劳改队病死，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
公安干部下乡挂职，发现一老农炫耀车技，细查后抓获军统王牌杀手，这一方面验证了一句古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公安干警超强的警惕性，事实证明高度的责任心是干好一件事的根本保证。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