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事件为何直接上升到国家安全? 这篇文章给出重要提示

　　【导读】近期，一则“滴滴出行”App接受网络安全审查并在应用商店下架、停止新用户注册的官方通报，引发高度关注。此前，滴滴于6月30日在美国纽交所低调上市。分析人士认为，与以往滴滴所受监管不同，此次通报直接提及“维护国家安全”，意味着作为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的滴滴已触碰“生死底线”，甚至不排除滴滴在美国监管压力下可能存在数据信息泄露的隐患。

　　对此，倡导数据自由流动的人认为此事反应过激，无论是全球贸易、赴美融资还是出海业务，数据跨境已成必然。本文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互联网企业的先发优势，会带来天然的数据本地化存储及全球数据管理权，进而享有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话语权和解释权。宽松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有助于美国维持其在数字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和既得利益，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宣扬数据自由流动，并通过《云法案》加强全球数据控制。但由于各国数字产业发展严重失衡，如果任由数据从发展中国家积聚到发达国家，可能助长数据霸权的形成，所以严格的数据管制不止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作者认为，处理好维护国家安全、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发展经济贸易这三者的平衡关系，对数据流动进行分类管制，落实数据出境过程中的风险管理责任，同时为合法的数据流动开辟丰富渠道，是当务之急。如果在数据立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放任数据跨境，意味着数据主体将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利救济。

　　本文节选自《法治研究》2021年第1期，原题为《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的构建》，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的构建

　　▍引言

　　最近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问题已经成为中美、中印之间监管的焦点问题。2020年8月6日，特朗普政府以TikTok和Wechat涉嫌将美国用户包括联邦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如网络位置信息、浏览和搜索信息等未经许可地传输给中国政府，进而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了上述两款产品在美国的使用。印度也以同样的理由禁止了TikTok和Wechat在当地的应用。美、印两国政府的上述单边主义措施，实际反映了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与保护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冲突。

　　与上述单边保护主义措施相对，我国具有迫切的数据跨境流动需求。预计2020年数据总量有望达到8000EB，占全球数据总量的21%，将成为数据资源大国和全球数据中心。以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建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数据存储与处理平台，在跨境网络支付、跨境电子商务、信息网络服务等应用领域的发展必然涉及数据的跨境双向流动。再者，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交往日益增多，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流程与内容的电子化和数据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此，在数据跨境流动的问题上，我国既有对等反制数据流向美国和印度的法律工具需求，又有强烈的经济发展现实法律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