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民不堪忍受新法案，无惧新冠愤起反抗

　　导 语

　　拖拉机从农家驶出，农用货车排列成队，城市郊外农民筑起营地，抗议的声浪向旁遮普邦，向哈里亚纳邦，向首都，向整个印度席卷。自莫迪政府颁布三项新自由主义农业法案以来，印度农民群情激奋，群起响应，示威运动已持续一年有余。资本下乡、债务陷阱、农业产业化、新封建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交织在一起，它们不仅构成印度农民斗争的历史背景也是整个第三世界农民共同面对的历史境遇。

　　在本篇文章中，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为我们梳理印度的农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讲述印度农业如何从殖民主义的长夜里走来，经历新生国家的建立、遭遇帝国主义的压制、扩张绿色革命以及在国内亲资本势力进一步掌权后所掀起的自由化狂潮。

　　翻译｜喀秋莎 嘉嘉 守拙 杂质 蔡蔡子 gdsoiss 尧文

　　校对 | 鼎鼎袅袅炊烟

　　责编｜鼎鼎

　　后台编辑｜童话

 

　　摄于2021年1月26日共和国日，德里GT卡尔纳尔外环路，一名参与旁遮普邦抗议的农民，行进在拖拉机游行队伍中

　　“

　　这些是农民的画像，而不是主流媒体口中的“暴徒、寄生虫、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 他们不是不露面的暴徒。

　　这些是有名字、敢于斗争、有志向、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人的画像。

　　这些是一个阶级的画像。

　　这些是历史性抗议活动的画像。

　　本文中的照片是由维卡斯·塔库尔（Vikas Thakur）拍摄的，维卡斯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艺术部成员。在2020年12月和2021年1月期间，维卡斯以德里为基地，每周都会访问位于辛胡和提克里边界的两个关键抗议点。他用一部小米Note 6手机，记录了当时农民的反抗。维卡斯说，“一开始，我只是想拍些照片，以便存档”。这些农民画像，主要来自哈里亚那邦和旁遮普邦，它展示了农民们的愤怒和喜悦，他们冒着严寒驾驶拖拉机，在货车上读诗，庆祝宗教节日。这些画像是农民的肖像，是一个阶级的画像，是在历史性反抗中的人类图景。

　　”

　　2021年1月24日，来自旁遮普和哈里亚纳的女性农民在德里的提克里边境参加抗议。

　　印度正被第二波新冠疫情所笼罩。卫生系统因为日增超40万确诊人数而瘫痪，医院床位饱和，医疗氧气罐耗尽。死亡率的飙升使火葬场排起长队。当公众焦点都转向德里和其他城市中心时，无声的死亡正在印度北部农村蔓延。人们死于“发烧”和“呼吸困难”，这些都是用来描述COVID19症状的常用词。由于许多人没有接受过新冠检测，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并不包括他们。

　　2020年9月，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极右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领导的印度政府，通过了三项直接影响农业的法案。这三项法案既没有事先与农民组织协商，也未在议会进行讨论。农民们立即意识到，这三项法案将使他们成为印度大企业的半农奴。因此他们发起了一波抗议活动，尽管新冠疾病爆发，抗议活动仍持续了数月。

　　三项农业法案

　　第一：《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销与服务）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在受政府管控的购销集市外从事农产品交易将可以享受免税，这意味着农产品销售者将放弃管制市场而转向自由市场。在普邦等一些分布有管制市场的邦内，此法案已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二：《2020农民（赋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该法允许农业综合企业就具体的作物价格、收购数量和作物种类与农民进行直接谈判。该法案对企业和农民之间的合同没有进行任何规定与限制，口头协议也被视为有效。与此同时，这项法律规定所有与此类合同相关的纠纷将不在民事法庭的受理范围内，农民将任由企业和官僚摆布。

　　第三：《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通过这项法案，政府将谷物、豆类、土豆和洋葱四种关键作物从基本商品目录中移除。根据《1955基本商品法》，对这类作物的大量囤积和投机是不被允许的。《1955基本商品法》旨在防止粮价通货膨胀，但2020年的修正案却允许企业进入谷物交易市场并自由储备农产品，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投机行为。

　　2020年11月，参与抗议的农民和农业工人首先向德里进军。由于被阻挡在德里的郊外，抗议者们在国家公路沿线设立了抗议营地。大规模的动员始于旁遮普邦，但很快蔓延到哈里亚纳邦、北方邦、拉贾斯坦邦和中央邦。在第一波游行后的几周内，抗议浪潮席卷了整个印度，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到印度东部的比哈尔邦，再到印度南部。在2021年1月26日共和国日这天，农民和农业工人冲进了国家首都新德里；他们明确表示，1950印度立宪日也是属于他们的纪念日。

　　由公司控制的媒体诋毁农民，攻击他们的人格，说他们是暴徒、寄生虫、恐怖分子和阻碍印度发展的分裂分子。但农民们没有退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代表着整个阶级。对他们来说，这场斗争事关生存：接受政府的新政策就等于扼杀和摧毁农民的生计和生活方式。他们明白，这三项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印度农业的控制权更多地让渡给大资本家，如安巴尼和阿达尼家族（Ambani and Adani families）。一系列农民组织，从全印农民协会（All India Kisan Sabha，AIKS）到印度农民联盟（Bharatiya Kisan Union），向全国各地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伸出了援手，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联盟来保护农民的权益，并要求撤销这三项法案。

　　虽然农民对新冠病毒十分谨慎，但抗议活动并没有因此减弱。他们决心坚持下去，因为人民党政府拒绝让步。无论结果如何，印度农业无疑已正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而莫迪政府却一心想要把它推下悬崖。在由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导致的长期农政危机中，印度农民为求生存的斗争还将持续下去。现状不容乐观，莫迪的三部农业法将会摧毁农民现存的生产生活方式，代之以由企业控制的规模生产以及全球供应链。

　　什么是农政危机？它是一种慢性病，其症状多种多样：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包括由作物歉收而导致的薄利乃至亏本、生产高负债率、失业、失地以及自杀。本文将追溯造成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想要讲清原因并不难，这需要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以及1947年独立后新印度所遭遇的一系列失败讲起。印度农业的发展就像一只巨大的乌龟，行动缓慢的同时也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在的过去75年里，它的状态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即使出现了新因素，旧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所以，为了理解为什么这只乌龟现在停在悬崖边上，我们必须追溯它的整个旅程。

　　2020年12月5日，在德里的辛胡边境，一位参加抗议的农民在他的卡车里。

　　一、过 去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57年首次控制印度时，便开始着手拆解和重组其旧的经济关系，以便于东印度公司榨取贡赋。尽管印度的不同地区受到了不同的对待，但掠夺的主要方式是相同的。土地被转变成可销售的财产从而从农民手中剥离，新兴的中间人（如印度地主Zamindars）则向农民收取高昂的租金。1770年，印度第一个被公司统治的地区——孟加拉经历了一场饥荒，其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英国人却袖手旁观。虽然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之前，乡村社会并不是天堂，但在东印度公司和王室统治期间（1858年后），乡村成为了农民的地狱。

　　经济学家乌特萨·帕特内克（Utsa Patnaik）计算出，从1765年到1938年，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王室榨取了45万亿美元（以今天的价格计算）的财富。换句话说，这些财富相当于印度目前国内生产总值（GDP）——2.5万亿美元的20倍。

　　这种严重的资源流失，使得印度农民即使在丰收的年份也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生存。而在歉收的年份——当雨季推迟时——农民只能勉强凑出足够的钱来交税，然后陷入长达数月的饥荒。由于繁重的税负，农民在丰收年景无法存钱存粮，因而在歉收时变得极其脆弱。当干旱或作物歉收时，农民没有缓冲的余地，无法避免饥荒的肆虐。

　　1850年至1899年间，印度农民遭受了24次饥荒，每两年一次。这些饥荒导致数百万计人死亡：在1876-79年的饥荒中，有1030万人死去；在1896-1902年的饥荒中，有1900万人死亡。曾经报道过1876年马德拉斯（Madras）饥荒的记者威廉-迪比（William Digby）在1901年写道：“当五十年后的历史学家评价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所扮演的角色时，数百万印度人的非必要死亡将是其主要的和最臭名昭著的‘伟业’”。

　　对这些饥荒的记忆——特别是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Bengal Famine）——使得新印度政府废除了对农民的税收，从而消除了陷入饥荒的可能性，使农民能够用他们的收入投资于土地，以提高粮食产量。在干旱时期，政府确保农民能获得粮食，以防饥荒。虽然饥饿仍然存在，但是饥荒已被消灭。

　　然而，由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把控的印度政府，保留了英国人的农业经济等级体系。与苏联和中国不同，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破除农村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只是在某些地区强大的左翼运动的压力下，印度政府消极地实施了土地改革；土地的重新分配微不足道，由于地主控制了其地地区的政治，对土地持有量的限制也没有得到实施。不同邦的租赁立法产生了影响，因为某些邦的农民获得了他们所耕种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土地仍然高度集中，同时对小农和无地农业工人（主要来自受压迫的种姓）的新的封建剥削仍在继续。

　　印度统治阶级没有实施农业现代化，而是进行了公共部门主导的工业化，包括建造巨大的水坝和灌溉工程。到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工业化的推进受到了未改革的农业的阻碍。不断增长的工业部门需要农业原料，不断扩大的工业劳动力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因而，粮食短缺问题日益频发，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减缓了工业化的速度。与此同时，印度的外汇储备几乎耗尽，政府进口粮食的能力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因此，1956年印度政府请求美国根据食物援助法案PL（480）提供粮食，到1965年底，美国已经成为向印度出口粮食的主要国家。在这一计划下，印度主要进口小麦，并以印度货币支付给美国，这就避免了印度陷入更深的外汇危机。美国借食物援助法案PL（480）向印度政府施压，要求其改变政策，尤其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运往印度的谷物质量很差，可用作家禽饲料，但不能供人食用。

　　由于印中战争（1962年）和印巴战争（1965年），印度的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1965年的干旱使1965-66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0%。于是，印度政界人士和外交官请求华盛顿增加粮食运送，但是美国所援助的粮食远不及印度所需，目的是向印度政府施压，要求印度政府改变两项政策：第一，取消经济发展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第二，削弱与苏联的关系，停止对美国发动越战的批评。

　　1966年，当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前往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时，她同意了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条件，即取消进口限制，取消一系列行业的经营许可，允许美国投资化肥生产，并使印度卢比贬值57%。结果，印度通货膨胀飙升，陷入了更深的经济危机。印度政府认为，美国将向印度提供粮食，世界银行将同意此项货币方案，但美国和世界银行都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这对印度政府来说是一种羞辱，变相承认了它仍然是帝国主义的“附庸”。

　　在这场危机中，印度的精英阶层意识到，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来说，靠进口养活人民是行不通的。这不仅是主动邀请帝国主义干预印度主权，同时，让印度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继续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供应和价格波动，如此将导致严重的国内危机。这一认识迫使印度政府寻求内部途径，以确保粮食安全，并化解危机。

　　2021年1月7日，一名农民参加了在印度辛胡边境举行的货车预备集会。

　　二、走出危机的两条道路

　　印度政府有两条路径可以化解危机：

　　1. 土地再分配

　　印度政府本可以通过土地再分配来实施土地改革，将土地移交给无地农户。土地的过度集中已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新的封建关系意味着地主既可以从佃户那里获得高额地租，还可以从佃户那里获得免费劳动力为其私用。地主将租出土地所获得的租金用于放高利贷，而不是投资于土地和生产技术。租用土地的佃户也不会用自己的微薄收入来改善土地，高昂的地租也耗尽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农业投资的缺乏阻碍了农业发展。土地再分配，以及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本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公平和经济增长，进而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消费的增加，这将刺激农村工业化。

　　2.绿色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初，农学家诺曼·博劳格开发了矮杆高产小麦，这种小麦的种植需要化肥和工业化的灌溉条件。与现有的本土技术相比，这种新的农业技术品种要高产得多。因此，对于印度统治阶级来说，“绿色革命”是一个满意的选择，他们认为这能够在不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生产率。

　　事实上，土地改革和绿色革命技术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的结合可以创造更高的农业增长率，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收益。但是，印度政府选择了避免改革农村土地关系，专注于绿色革命。

　　1961年，12%的农户占有印度农村60%以上的土地。由于政府的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促进粮食的自给自足，以服务于工业化，因此实施绿色革命技术主要是让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受益这个提法是说得通的，因为改善广大农村居民的生计和实现社会经济公平并不是被首要考虑的因素。印度政府设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富农收入的增加，这些好处必将逐渐惠及其他农村家庭。

　　为了帮助农民，政府强化了农学机制，与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成立于1929年）共同建立了国家农业研究体系，并打造了一个由专业研究机构、农业大学、推广中心和实地研究站组成的大型网络。这些机构为绿色革命技术的使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新的高产品种需要大量的水资源以及农药的施用。正因为如此，绿色革命技术只能在具备运河灌溉系统的地区实施，如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西部和印度南部的沿海平原。而印度70%的农田没有使用绿色革命技术，这些村庄继续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

　　为将绿色革命技术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政府大量投资地面灌溉。1951年至1991年，运河灌溉面积翻了一倍多，从830万公顷增加到1750万公斤。银行贷款给农民，以帮助他们通过钻管井和钻孔井的方式增加灌溉。1961年至1991年，管井灌溉面积从无到有，增加到1400万公顷。随着运河灌溉的扩展，即使是小农户和贫农也开始使用高产种子和化肥相结合的绿色革命技术。

　　主管农业发展的政府机构清楚地认识到，农民无法自行投资提高生产力。在灌溉，防洪，土地开发和建设市场基础设施等一些核心领域所需的投资规模是相当大的，这超过了个体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些工作只能由国家来做。此外，农业伴随着自然因素的多变性（洪涝，干旱，冰雹和害虫），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这一多变性。市场价格也是多变的，特别是小农无法通过谈判降低投入成本，也无法左右产品的市场价格。获得信贷、补贴投入、建立市场基础设施和维持最终产出的有偿价格体系都需要国家支持。国家通过其制度机制承担了一些风险，使农业发展得以落实。

　　这些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融入农业生产过程和农村生活中。虽然这些制度工具有利于大农户，但是它们仍然支撑起整个农村经济，甚至为无地农业工人提供了一些救济。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完全瓦解这些制度，直到1991年印度经济开始走向自由化，这证明了制度本身的韧性。莫迪的三部农业法是根除这些制度安排的一次直接尝试。因此，农民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不仅是为了保护这些制度工具，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

　　三、信贷和价格

　　印度独立后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是1969年的银行国有化，这一决策在为农业发展提供信贷支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有化之前，印度的银行体系一直由私人银行和政府控制的印度国家银行（SBI）所主导。这些私人银行的办事处都设置在城市中心地区，而在农村地区没有开展实际业务。

　　2020年12月28日，在德里边境，一队农民夫妇在他们的货车里度过冬夜

　　银行的董事会由实业家们组成，他们的天性是借钱给工业部门，而非农业部门。1961年，有70%劳动力就业于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所创造的产值占GDP的40%，但是只获得了2%的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拒绝听从政府向农民贷款的号召，因为在商业银行看来，向农村贷款永远无法获得与工商业贷款相同的回报率。由于这些银行未能投资农业部门，国家在1969年将其收归国有，接管了14家私人银行，并将80%的银行业务置于公共控制之下。

　　政府指示新成立的公立银行至少将其18%的信用贷款投放到农业。因此，这些公立银行开始在农村地区设立分行，主要集中于实施绿色革命技术的地区。

　　银行国有化后，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第一次能够从农村放债人以外的机构获得贷款，这极大地促进了对农业的投资。银行拿出工业和贸易信贷的利润以交叉补贴的方式向农业部门发放低息贷款。农民不仅获得了季节性作物贷款，还得到了购买拖拉机和喷雾器等农机设备的长期贷款。虽然小土地所有者也能获得信贷，但是贷款是根据土地规模发放的，因此对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更有利。同时，政府出售有补贴的农业投入如种子和化肥，政府还补贴私人化肥制造商以补偿他们所降低的销售价格。总的来说，银行国有化加速了农业发展。

　　1960年，政府设立了最低支持价格（Minimum Support Price，以下简称最低价格）计划；五年后，政府成立了印度食品公司（Food Corporation of India，以下简称食品公司）。最低价格和食品公司的宗旨是解决农业部门的一个基本困境：如果食品价格太低，农民会受苦，但如果食品价格过高，工人会受苦。任何一种作物的最低价格都是固定的，这样农民获得的作物价格就能覆盖其种植成本，并为农民提供合理的收入。反过来看，食品公司则从受最低价格保障的农民那里采购粮食，并以合理的价格将这些粮食提供给工人。整个机制都由政府补贴，从而平衡了彼此间的相互竞争。政府通过公共分配系统（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将采购到的粮食出售给工人和农民。多余的粮食则存放在食品公司的仓库，作为遭遇连年歉收时的缓冲，并在市场上用作反周期措施，保护工人阶级免受食品高通胀的影响。

　　但是，并非所有农民种植的农产品都由食品公司收购。其余的则卖给贸易商，他们相对于个体农民更有优势，因为贸易商能够压低出价，延迟付款，并在秤上动手脚以欺诈农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印度各邦成立了农产品营销委员会（APMC，以下简称农销会）来规范购销集市，在集市建立仓储基础设施，对贸易商的行为进行监管。食品公司从农销会所管理的仓储中购买谷物。

　　然而，由于政策目标本身的狭隘，政府绿色革命和农村信贷政策的收效是有限的。这些新技术主要有益于具备灌溉保证的邦，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获得了更多的农业信贷。通过最低价格所收购的粮食，其大部分仅来自以下这些地区：如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尽管最低价格目录仅罗列了23种农产品，例如谷物和豆类，但大米和小麦是最常被购买的。这一决策的不公平性意味着那些在半干旱地区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民无法获得政府的全部支持。农销会的建立也遵循了这一偏向，它使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西部这三个地区享有更好的市场基础设施。在旁遮普邦，每116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受监管的购销集市，但在安得拉邦，一个购销集市就要为853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村庄提供服务。购销集市的邻近性对小农和贫农有重大影响，因为更近的集市意味着更低的运输成本。

　　四、阶级的僵化

　　绿色革命发生不久，印度内政部便开始担心农村不平等的加剧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他们所担心的正如内政部长亚什万特劳·查万（Y.B. Chavan）所说的那样，绿色革命很可能演变成红色革命。查万所在部门制作的报告——《当前农业紧张局势的原因和性质》（The Causes and Nature of Current Agrarian Tensions，1969）——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清晰的评估：首先，绿色革命的新战略很大程度上建构于过时的农业社会结构。所谓的各农业阶级的利益也并没有在一套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上达成共识。其次，新技术和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生产，其次才是社会需求，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不平等、不稳定和动乱的因素越来越突出，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

　　正是这种政策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并创造了内政部所不愿面对的工作，即应对农村叛乱。1969年内政部报告写道，印度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分化将有可能为农民的组织化提供生长的土壤，从而使社会冲突彻底爆发。必须通过债务陷阱消弭农民士气，并加强富农阶级对农村的控制以防止冲突的爆发。

　　较富裕的农民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家建立的制度机制。该制度系统的建立是为了向拥有更多土地的人提供更多的银行信贷以及在最低支持价格和化肥补贴政策上的更大优势。由于政府更感兴趣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不是改善印度农村的不平等，因此这些政策最终使富农受益。

　　2020年12月10日，在德里辛胡边境上，一名参加最初抗议的农民坐在他的货车上阅读旁遮普革命诗人帕什的作品。

　　由于富农垄断了政府银行的信贷，小农和贫农不得不继续寻求民间借贷。根据最新的农户状况评估调查，富农80%的贷款来自机构贷款，而贫农只有50%的贷款来自机构贷款。贫农的一半信贷都来源于非机构借贷，如高利贷者；这使贫农陷入债务陷阱。农业工人的情况仍然黯淡，他们借贷有80%来自民间。

　　许多无地农民和贫农为了能够获得土地的使用权，需要成为佃户或是从其他家庭（通常是不劳作的地主）那里租赁土地。官方数据低估了印度佃农的规模。调查显示，佃农占耕户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在安得拉邦沿海的一些地区，多达70%到80%的农民是佃农；在比哈尔，26%的耕种者是佃农。贫农经常通过签订租赁合同来增加土地持有量，他们以此剥削自己的家庭劳动力。

　　租赁合同大多是非正式的口头协议，因为土地所有者（不劳作的地主）想要规避那些由法律赋予佃农的对耕种土地所享有的权利。由于没有所有权，无地农民——如贫农一样——无法获得制度支持，无论是农作物贷款还是长期贷款。为了获得信贷，这些佃农向地主、富农、民间放债人和商人寻求贷款。利率很高，租户往往被迫提供非财务回报，例如免费劳动力。当庄稼歉收时，农民会陷入更深的债务陷阱。支付租金后，小佃农和贫农的收入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任何冲击的发生，包括医疗费用或农作物歉收，都会迫使他们接受非正式贷款，这进一步加深了当地债权人对他们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在没有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佃农不能向最低价格系统出售产品。不仅不能，他们还经常被迫以远低于最低价格的价格水平将庄稼卖给贸易商。

　　这些问题是在1991年印度开始走向自由化之前，即整个信贷和价格体系开始受到破坏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五、自由化与农业危机

　　1990至1991年，印度政府面临严重的外汇危机。外汇储备降至12亿美元，仅够支付两周的进口费用。印度政府向伦敦空运了47吨黄金，作为伦敦银行4亿美元短期贷款的担保。印度又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1991年11月，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很困难，因为世界已经改变。印度也不能幸免。印度必须在一个我们无法改变自己形象的世界中生存和繁荣。经济关系是权力关系。我们不是生活在道德剧中。”

　　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印度仍有其他摆脱危机的选择。但是，印度政府选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条件苛刻的贷款。在这些条件下，印度被迫在结构调整方案的框架下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这得到了大都市和印度资本的热烈支持。这一改革议程意味着政府政策将不再试图保护印度人民免受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最坏影响。

　　政府开始解除对银行业的管制，向新的私立银行发放执照，这些私立银行随后与公立银行展开竞争。这对农业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时，自由化的发言人鼓吹这样一个观点（观点本身往往缺乏根据）：由于农业信贷配额的实施、农业银行利率的上限设定以及农村银行分行网络的建立，银行业遭受了损失。公立银行发现很难与新的私立银行竞争，因此削减了他们的农村部门。原本用于农业的信贷流向了其他地方，包括增长缓慢的金融业。农业信贷萎缩，农民只得再次依靠剥削性的非正式信贷来源。

　　1995年1月1日，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从而放宽了对农产品进口的数量限制。印度农民——许多人只在几英亩土地上工作——被迫与跨国农业企业和发达工业国家的农民竞争，这些发达国家的农民经营着数千英亩土地，并从他们的政府那里获得巨额补贴。

　　政府不仅打开了农产品进口的大门，还通过削减补贴压榨印度农民。比如化肥价格上涨，这就意味着种植成本的增加。私营企业以大规模的公关活动标榜作物产量和利润双高，从而诱导农民购买昂贵的种子和杀虫剂，推高种植成本，但产量却几乎没有相应增加。这点在德干高原半干旱地区的棉花种植中表现得很明显；政府虽鼓励农民种植棉花出口，但对农业综合企业放松管制，导致了伪劣种子的销售和杀虫剂的滥用，这些农业投入品也并没有保护农民免受虫害造成的连续歉收。多年来国际棉花价格的下跌在该地区引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民自杀率也随之攀升。此外，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急剧萎缩。1991年以后，地面灌溉不再扩大。由于缺乏修缮和清淤，运河覆盖面积减少了100万英亩。因此，在1993-1994年和2004-2005年的两个时期内，农民收入每年仅增长1.96%。

　　2020年12月31日，妇女在德里辛胡边境装饰锡克教建筑——帕尔基沙希卜。

　　成本的高涨、世界市场的低价以及农作物的歉收共同引发了持续性的农业危机。自1991年以来，政府缩减了对消费者的粮食补贴，给数百万印度人的食品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从 1995年到2001年，印度的营养不良人口增加了近2000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U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发布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2003）》（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03)）显示，在当时全世界8.42亿营养不良人口中，就有2.14亿人（即整整四分之一）生活在印度。在同一个十年里，至少有25万农民因金融负债丧失生存希望，最终自杀。

　　然而，农业危机并不殃及全社会，它主要影响小农和贫农。富农往往从事园艺、水产养殖等多种经营领域，他们能够通过利用这些关键行业的国际市场来缓冲危机。他们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投资，也有能力在不景气的年份吸纳损失。自由化对大农场主并不像对农业社会中的其他成员那样无情。

　　1991年以后，自由化的危害开始影响田间工人和工厂工人、失业者和贫民窟居民，骚乱和反抗随之迅速到来。这其中有农民自杀的悲痛；有反对侵占公地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比如在印度奥里萨邦发起的反对外资企业浦项钢铁公司侵占槟榔园的社会运动）；还有在巴塔帕索尔村（Bhatta Parsaul）针对经济特区土地掠夺的耕地保护运动。印度的每个州都经历了动荡，因为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恶化，就业前景依旧停滞。

　　为了给工农业资产阶级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跨国公司和民族企业创造价值，人们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社会发展的代价沉重地压在原住民社区和达利特人（受压迫种姓）身上，前者的土地是资本剥削得以开始的物质基础，后者在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下从事田间劳作。但是，在当今的印度，日常生活的残酷性却难以真正转变为政治活动。社会安全的缺失、危险的临时工作、碎片化的社区、长途迁徙和每日长时间的通勤，都使政治行动的组织困难重重，但同时这些困难也进一步加深了政治行动的迫切性。

　　六、暂时的缓和

　　2004年，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UPA）赢得了议会选举并组建政府。联合进步联盟在议会中得到了左翼政党的支持，左翼力量主张打破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议程，并要求政府支持农业生产者，双方就此达成了协定。这些协定载于《施政最低纲领》之中，该文件概述了联合政府的目标。纲领的六项基本原则之一明确主张政府要“提高农民、农业劳动者和工人的福利和福祉，特别是来自非正式部门的工人，并确保他们的家庭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安全的未来”。

　　农业信贷发放和农村公共投资均得到了改善。2005年，政府推出了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即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承诺包括为所有农业工人提供一份100天的工作，为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并通过流域开发工程提高易旱区的地下水位。这些项目推动了农业扩张，尤其促进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农民通过发展园艺作物和家禽养殖，开展多样化经营，以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印度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有助于全球农产品价格保持较高的价格水平，国内GDP保持着每年7%到8%的增速，公共和私人投资也在增长。2004–2005年至2011–2012年间，农民收入每年增长7.6%，而前几年仅为1.96%。

　　但是，尽管有来自左翼的压力，联合进步联盟政府还是在许多领域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使得印度资产阶级从中受惠，蓬勃发展。这一转变在联合进步联盟的第二个任期（2009–2014），也就是在其不再依赖左翼支持的执政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此期间，政府进一步解除对化肥行业的管制，放宽土地租赁，开放农业期货交易，启动了农业市场化改革。换言之，联合进步联盟在其第二任期就为后来莫迪全面提速新自由主义做了政策上的铺垫。

　　印度的大资本与政治阶层紧密勾结，利用私有化政策攫取公共资源（包括盈利可观的公共部门资产），借助迁移村庄和森林部落获得大片土地，控制国家的矿产资源，并通过一系列欺诈、拒付等手段来破坏公立银行。这一过程——包括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通货紧缩政策——就是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所说的“侵占式积累”，即资本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夺取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行动。从2008年起，实业家穆克什·安巴尼 (Mukesh Ambani) 每年都能出现在福布斯亿万富翁榜上；2008年，他的净资产达到208亿美元，这使他很快就能成为除欧洲和北美以外最富有的人。而当联合进步联盟政府在2009年获得连任，且在没有左翼支持的情况下执政时，股市止跌回升，在五天内就将安巴尼的公司市值提高了1200万美元。

　　七、莫迪的瘟疫

　　2011年，包括穆克什·安巴尼在内的印度大资本家们，参加了一个名为“活力古吉拉特邦”（Vibrant Gujarat）的秘密会议，在会上他们赞扬了该邦的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搁置了针对莫迪在2002年实施穆斯林种族灭绝的指控，并积极响应其竞选总理的声明。出于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渴求，这些资本家希望利用莫迪以推动他们对于“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比如剪除工会）和“土地改革”的诉求。三年后，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果然赢得议会选举，成为了印度总理。

　　莫迪政府一上台就需要面对出口作物国际价格（如棉花价格）的暴跌、两年干旱以及农业增速放缓的影响。但莫迪政府不仅没有解决已经发生的危机，反而为印度平添了另外三场经济灾难：

　　第一，通货紧缩（2016年）。莫迪在毫无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将80%以上的货币退出流通，迫使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需求萎缩。当农民发现手中的现金一文不值时，他们不得不丢弃牛奶和蔬菜。

　　第二，商品与服务税，又称GST（2017年）。商品与服务税的实施削减了小商贩和零售商本就微薄的利润。农业市场因而受到影响，垄断企业的势力随之扩张并取代了多样化的商贩市场。

　　第三，新冠疫情爆发（2020–2021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未能有效应对疫情的迅速蔓延。2020年 3月突如其来的封城迫使数百万外来务工者从城市工作离职，返回农村和小城镇。当感染率和死亡率回升时，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那些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的危机。

　　在新冠病毒病危机刚开始时，政府趁机在2020年6月向议会提出了三项农业法案，这些法案于2020年9月在未经议会辩论的情况下获得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这三部法律为巨头农业公司进入农业领域大开绿灯。虽然政府声称这些法律能让农民获得最佳市场价格，但事实上他们是让小农与控制市场信息和享有规模优势的农业企业直接竞争。

　　摄于2020年12月12日，一名来自哈里亚纳邦的农民在德里的蒂克里边境抗议。

　　这三项农业法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对农业市场的有限监管。这些既存的市场管制自1991年以来就一直被压抑，而现在在新政策的冲击下，它们将最终走向消亡。

　　农民立刻认识到这三项法案意味着让巨头企业接管农业领域。在印度，农民生产作物的市场收益本就少得可怜：农户种植水稻能获得的收益不及其零售价的一半，种洋葱和土豆只能得到零售价的35%。一旦农业综合企业控制农产品贸易，小农收益势必进一步萎缩。

　　此外，农民还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受管制的购销市场被关停，政府下一步就会减少对谷物的收购份额，甚至可能取消最低支持价格政策（MSP）。印度政府已经表示，与其提供化肥补贴，不如向农民提供现金转移支付。农民指出，政府所提供的现金补贴很可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最后还有可能会被取消。而一旦停发补贴，农民就将面临高额的生产成本，最低支持价格的取消也意味着农民将孤立无援地面对动荡的农产品市场。

　　2021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一位来自旁遮普邦的农民，德里GT卡尔纳尔外环路上行进在拖拉机游行队伍中。

　　为这三项法案辩护的观点认为，化肥补贴和政府收购基本商品的做法会造成化肥滥用，进而导致土壤退化和地下水资源透支（尤其是水稻和小麦种植扩张对环境的影响）。但这种辩护并不足以证明大企业关心土壤健康或过度用水。应对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案并非取消已有制度，而是改良它。例如，农民一直以来呼吁政府扩大农作物收购范围，进而提升除水稻和小麦以外作物的产量。如果这一倡议能被落实，就能使政府采购机制向未受绿色革命影响的地区延伸，并确保更均衡的作物种植模式。通过改进农业推广服务向农民提供技术帮助，可以优化农业生产投入。而对农用化学品公司有关化肥和杀虫剂建议的依赖，并不能优化化工品的使用。对公共推广服务的加强才能够大大减少刺激性农用化学品的过度使用。

　　很明显，印度农业的问题并不是制度支持过多，而是扶持制度部署不充分和不均衡，以及这些制度本身难以回应农村社会固有的不平等问题。没有证据表明农业综合企业会发展基础建设、强化农业市场或向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农民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始于2020年10月的农民抗议运动清晰地展现了印度农民对国内农业危机，以及加深危机的三项法案的态度。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包括试图以宗教的方式挑起抗议者的矛盾，都未能打破农民的团结。新一代印度农民学会了如何反抗，他们已经做好了让抗争席卷全国的准备。

　　任教于旁遮普邦的阿姆利泽纳那克大学（Guru Nanak Dev University）的Sarbjot Singh Behl教授为此创作了题为“农人颂”（Tale of a Farmer）的诗歌一篇，以反映农民的斗争精神。

　　农人颂

　　伐种传家，稼穑不辍

　　了却我誓言一件

　　换它良田一片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我的汗水化作泥土香味

　　我的胸膛撞击风雨激烈

　　无论隆冬，无论夏夜

　　无所谓畏惧，无所谓退却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四时回以祝福，权贵奉上残酷

　　嘲弄灵魂栖居的雕像

　　恰如那草芥千万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穹庐苍苍，四野芒芒

　　曾记沃野纵横，麦浪翻香

　　而今愁怀一念

　　薄田几片，债台日渐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麦黄覆陇，苗青满目

　　纵有硕果累累

　　希望也被市场击溃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死亡降临

　　帮我解脱束缚

　　孩子饿了

　　身体倦了

　　灵魂累了

　　梦想像散落的瓦砾

　　碎了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锱铢尽去，空留身心孑立

　　我仍要将这饥饿除去

　　为这贪婪服役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载车麦穗灿如金

　　熙熙商贾无问津

　　负债累累，血泪满襟

　　胸有块垒意难平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我走我的路

　　但何方是出路？

　　绞架在升起

　　农民要革命

　　锄头镰刀曾经是农具

　　如今是武器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2021年1月26日，一辆拖拉机在卡尔纳尔大干道上冲破路障进入德里，引发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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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The Farmers’Revolt in India

　　原文链接：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41-india-agri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