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精英”的道德优越感碎了一地

　　李云迪事件的走向，越来越有趣了。

　　只不过，跟李云迪本身没什么关系，变成了“精英”的哇哇乱叫。

　　一般而言，李云迪作为著名公众人物——注意，这个身份，意味着他应该给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也意味着他可能变成一个影响甚广的坏榜样（这本来无需强调，只是我们的“精英”似乎刚好忘记了这些，把水搅浑了）——他本来就应该接受比普通人更严格的道德要求，这与他享有的资源、关注度和由前两者带来的利益是完全相匹配的。

　　自然，当他违反了连普通人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和法律要求时，他也应当受到来自大众和舆论的更严厉的道德批判——谁叫他是所谓“名人”，所谓“精英”呢？

　　然而，中国右翼“精英”，和他们的外围队友胡锡进之流非常、非常有意思：

　　只想享受精英的特权，不想承担精英应有的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最好打个引号——“精英”，因为从表现看他们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精英。

　　当然，共产主义革命要反对任何一种精英文化，要使传统剥削社会所谓“精英”和“大众”的利益融为一体，要使人民的代表真正为人民服务；但是，当我们不得不降低标准，从一般剥削社会对精英的要求看，中国所谓“精英”也是严重不合格的。

　　资产阶级历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为推进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妄称为“全民”的利益，在特定时候需要群众起来声援他们的行动；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不过是近代以来新型的剥削阶级，他们害怕群众离开资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思考，害怕群众自己起来，害怕群众内生性的强大运动。

　　这种两面性，不独近代中国半殖民地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连欧美强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是具备的。只不过中国半殖民地条件下的资产阶级，这种两面性更加突出罢了。

　　现代以来形成的新资产阶级，也一样继承了这种两面性；他们的特点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权的路线政策变动而形成，对权力和来自权力的支持总是有某种依赖性，他们不是光明正大地搞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搞起资本主义；他们比起欧美同行有较强的急功近利性，有鲜明的暴发户做派和心理，因为“你不知道哪天政策变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暴发户做派的一个表现就是：对自己，对资本宠儿们的道德要求很低，很难形成统治阶级应有的道德和精神权威。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人心不古”的原因之一：精神上处于“无君无父”状态，资本家老爷们和偶像明星们并没有树立起什么良好的榜样作用，反倒在网民群众心里一再“人设崩塌”“社会性死亡”，近年尤甚。

　　然而，又不能说资本精英们完全没有道德优越感的；他们当中的一个群体，即右翼知识分子，恰恰是道德优越感，以及整个精神优越感特别、特别强烈的！

　　在面对人民时，他们以“启蒙者”自居，不但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恬不知耻地直接充当起“道德导师”来：你道德或不道德，由我认定。

　　然而，事实上怎样呢？

　　他们不但知识是匮乏的，只会跟在西方同行屁股后面，靠翻译、搬运、注解西方时髦货为生，反对马克思主义，试图沿着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旧地图寻找中国的新出路。

　　他们在道德上也是堕落而乏善可陈的，品味低级，生活混乱，还爱好卖弄“文化人”人设，扯着除了自己小圈子以外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怪名词之类，附庸风雅，自我陶醉。想要在右翼分子里面真正找一个博学人士，也是比较困难的。这种作风，同样传染给了他们的支持群体——公知粉。

　　就是这样一批人，这些天，为罗昌平喊冤，想宋冬野登台，要李云迪隐瞒。不信你看看，真的就是同一批臭鱼烂虾。

　　这种言论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洗地，还有胡锡进那类建制内两面人“挺身而出”以为声援。好家伙，弄得好像黄赌毒没有错，谴责黄赌毒的声量稍微大了点儿就是有罪。

　　这种言论，再往前一小步，就是鼓吹黄赌毒合法化。而黄赌毒产业合法化，只能给资本带来暴利，反面则是给普通人造成更多伤害——你以为你能分一杯羹？其实你只是更加深刻地沦为被剥削者而已。假使你能从中获得更多的新鲜刺激，得到更多所谓的“自由”，你失去的和得到的也完全无法平衡——因为你将彻底沦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奴隶。

　　“精英”们此种舆论战手法，很老练，也很老套：你平民百姓可以谴责“成功人士”嫖娼，但你不能“过分”谴责，“过分”了就是民粹，就是极左，就是网暴……等等等等。

　　问题是，什么叫“过分”？怎样算“过分”？但凡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可以“自定义”；而阶级立场相互冲突的人们，更是完全可能在“过不过分”的问题上南辕北辙。

　　中国多数网民如此反对黄赌毒合法化、地上化，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心理，那就是上世纪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塑造的“社会主义道德感”。从延安的“十个没有”，到新中国几乎一夜之间扫平黄赌毒，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经济政治结构的巨大变革，也意味着道德风尚、人民的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

　　比起驱逐外国帝国主义，这是更深刻的“站起来”。

　　而这种社会主义道德感，恰恰是一众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道德堕落所俘虏了的自由派“精英”所没有的，所反对的。他们宣扬那是“自由”，殊不知那是更深刻的奴役。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一般人民确实比自由派“精英”更有道德，更有资格充当社会的道德评判员。

　　“精英”们这回之所以恼羞成怒，正是因为他们最近翻车的同党太多了，而人们的谴责声又是如此一致、集中，弄得他们好没面子，也弄得他们没办法再装下去、混下去了，似乎不能不接受更严格的舆论和道德监督，似乎再也无法垄断道德的评判权。

　　“精英”们为罗昌平、宋冬野、李云迪护驾，转移焦点，淡化主要关键，反过来指责谴责的声音“过分”，还有一层用心，那就是害怕“火”烧到那里，这跟他们前些日子谴责“挖坟”是一模一样的。

　　那些还没有被挖出来的“精英”当中，反共恨国辱毛的，涉黄涉赌涉毒的，肯定少不了。即使披上一层“爱国”皮的胡锡进，也有“我愿意生在美国”的真情流露，以及什么“做胡适”之类，他不反对“挖坟”谁反对？

　　人民对于这些可怜兮兮的“精英”们，应该如何呢？照我说，就是要学习鲁迅，“一个都不宽恕”，该挖的挖，让他们一个个该“社死”的都“社死”。到时候，中国的舆论环境，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只会更好，不会更坏。他们是最反动的一类人群，他们不仅不是什么“人民之友”，而且是人民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