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李云迪事件：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会有“嫖”与“娼”？
昨日晚间，知名钢琴表演者李云迪先生，被北京朝阳警方官宣“因嫖娼进了局子”。
一日劣迹，终生难祛。
15天的拘留过后，这位人前光鲜、人设饱满的艺术家、音乐才子、钢琴偶像…将会迎来和所有劣迹艺人无差别的待遇：境内彻底封杀，永无登台出镜之日。
但是我个人的关注点并不仅在李云迪先生本身，而是在其嫖娼事件爆出后，网络上某些“自由派人士”的言论，真乃魔幻：
1
这样的话术其实是不陌生的，
七年前的东莞大扫黄，“知名性学家”李银河大放厥词，认为“卖淫嫖娼应该非罪化，性服务完全是个人行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间是否给钱也是出于自愿，这实际上最符合人类性活动的基本逻辑！”
伴着这位性学老妪的呐喊逻辑，《钱江晚报》亦公然发表所谓《钱江晚报时评》，大喊“东莞挺住！”
同时还在《钱报网》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于《新闻晨报》的文章，引用东莞出租车司机采访，称不觉得“小姐”被逼无奈，因为她们对司机小哥“出手阔绰”……
随后，广东省政府官方微博账号更是雷霆发博：“力挺东莞！”，这在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公开反击中央扫黄打非决策的叫板动作……
在微博中，粵府官方大力为东莞“鼓劲”，称“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质疑…不要害怕污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轻视”，最后一句最受关注、引人遐想：“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
根据粵府设置，那条微博彼时不允许回复和评论。
一切皆可自由化，而鼓吹所谓自由化，其造福指向实质为是「私有制」。
所以所谓“自由”，向来都是资本需要去鼓吹的。
手无寸铁的民众在舆论场每每高擎“自由大旗”，要么为被收买的资本走狗，要么为拎不清现实的精神资本家，即过分高估自己一旦真的被扔进一个“自由化”了的市场环境里的抗压抗榨能力。
资本及其代言人用以洗脑、挑拨、煽动的“自由”，其实就是拉动贫富阶层分化之合法化。
因为在一个绝对自由的资源竞争环境里，手握资本的一方和手无寸金寸银寸铁的一方，看似都获得了公平的“自由”，但是鸡蛋和石头碰撞之结局将无需多言。
此处之自由，还是自由吗？这是毫无异议的阶级压迫。
就拿去年年末开始硝烟弥漫的社区团购为例，菜贩子们，和阿里腾讯美团滴滴等手握巨型流量平台和前期砸钱补贴诱惑消费者的互联网巨头，大家都是“自由竞争”，然而菜贩子在巨头们面前真的有活路吗？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
因而，资本鼓吹自由，阴谋也好阳谋也罢，都是蓄谋的暗战。
而那些精资小萌新们也跟在屁股后面叫嚷着“皿煮滋油”，属实可怜可悲。
2
同理，卖淫自由、嫖娼自由、代孕自由……这一系列鼓吹社会全业态“自由化”的结局，会是什么？
卖淫一旦合法化，那么新中国建立后被毛主席那一代人用尽全力扶起的女权高度，将会再次的、彻底的破碎。
在毛主席的妇女观中，女性必须参加社会劳动，包括进入学校学习知识、进入公社农社锻炼等，绝不可如旧社会中的女子“拿生殖器换馒头”、“张开大腿换大米”。
原本改开之后，近四十年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已是一路走低、大有向日韩两国靠拢的趋势，如若再开放卖淫等“肉体交易”，那么靠拢的方向恐怕就不仅是日韩，而是苏联解体后的东欧了。
在韩娱圈，为了出道，韩国姑娘们要接受公司按照社会男性的性喜好，对其进行改造与物化：必须美颜、大胸、丰臀，出道后的大部分女团成员必须以短裙和性感舞姿示人，以迎合男权社会的主流审美。
即便如此，这些忍受着性压迫、整容药物、减肥毒素等摧残的年轻姑娘，挣得的大部分收入还要上交公司，同时还一丝不得懈怠，否则分分钟被新人取代。
在韩国，女艺人中有45.3%曾被要求陪酒，62.8%表示曾被节目关联者或社会有势力者要求性接待。试图反抗的女艺人则要面对被封杀或收入下降。
吊诡的是，韩国和日本这样的大男子主义被“道德合法化”的国家，明明一直是世界排名靠后的两个女权低地，却长年深得中国年轻女性的向往……
雷霆手段取缔妓女妓院、成立专项卫生组整治女性性病、大力开展扫盲运动、鼓励女性入学接受教育、宣传女性参加工业劳动、甚至喊出封建男权社会里大逆不道的话：“妇女撑起半边天”——这些毛主席一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送给全中国女性的礼物，在七十年后的今天难道要在一群自由派公知的指挥下开倒车了？
当女孩们可以用身体去快速地换取金钱，当这条灰色的捷径无限的被美化、被粉饰、被褪去它原本的羞耻……
那么，对于女孩们（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女孩们及其监护人）而言，是选择接受怀揣大把钞票的恶魔，还是选择义务教育的十年寒窗苦读？
我想答案显而易见吧。
长此以往，中国必将拉美化、东欧化。
3
事实上在今日中国，“三个世界”已现端倪：
「北上广深杭」是一个世界，这里发达先进、文明程度趋近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最高峰，是国家前进的火车头与示范地；
「二线城市群」又是一个世界，这里充斥着大量潜规则和江湖规矩；
「深山老林、偏远幽谷」，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三个世界，这里是随处可见的原始封建形态和完全断档断层的落后文明——而这些鸟不拉屎的封闭地域，正是改开之后一大批“艾滋村”、“童养媳村”、“拐卖儿童村”、“代孕村”的聚集地。
对于女性来说，出售身体、买卖器官、贩卖子宫卵子，与接受校园教育与现代知识相比，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女权？
这个问题并不难想通。
裸贷、裸聊、裸播、校外陪酒，都已然在今天中国不少二三流大学高校内明晃晃大行其道，卖淫等黄色行业一旦再放开，某些社会性的场景你真的无法想象…
这是资本变相的奶头乐，也是阶级压迫再度的“台面化”。
不论是涉及有偿交易的李云迪嫖娼，还是涉及自愿献身的吴亦凡选妃，淫事均为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压迫。
在李云迪面前，在吴亦凡面前，作为女孩，不论你是收获了金钱还是满足了“与偶像睡一夜”的愿望，你都付出了尊严沦丧的代价。
这就是阶级压迫。
如地主阶级的黄世仁借钱给杨白劳，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正常地收息，而是从根子上就是瞄准了喜儿。
又如诸多贷款公司给在校女大学生们打造的裸贷项目，人家压根就没指望你还上钱，从一开始就给你准备了更多的还不上钱时二次三次借贷的“拆东墙补西墙”的金融产品，某些借贷公司更是从一开始连“以身还债”的卖淫渠道都给你准备好了，只等着你一边哭鼻子一边脱衣服——胆敢不从？群发裸照伺候。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不但严禁黄，甚至还将其列为“黄赌毒”之首。
黄（卖淫）一定会让阶层深度固化，它会让无数女性走上“挣快钱”的路。
相比于赌和毒，“黄”是门槛最低的犯罪，只要有生理本能（色）和生存本能（需要钱）即可参与犯罪，这是无数祸乱的万恶之源。
而一旦女人卖淫，就意味着被控制，古往今来卖淫组织无不都是带有黑社会性质。
就史而论，王朝的崩塌无不源于阶级的分化和统治阶层资本的压迫，卖淫等黄业的口子一旦打开，说句一点不危言耸听的话：亡国灭种近在眼前……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被共产党人称为“不彻底的革命”，从女人的遭遇即可一窥全貌：辛亥之后，一大批新上台的权贵志得意满，恣意享乐，导致北平的妓院发展迅速。
最兴旺的1917年，北平全城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至抗战后日军占领北平，战乱和饥荒又使大批良家女子被人口贩子拐卖，落入烟花巷，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仅次于居世界各大城市中第一位的上海……
除却卖淫，包括今天某些鼓吹“代孕合法化”的声音，或许不孕夫妇、LGBT、丧偶人群们是代孕产业的诉求发端，但是当产业被合法化之后，他们一定不会是规模最大的运作势力。
届时境内外的资本合流、掮客横行、国际中介欺男霸女……这根本无法控制。
昔日我国偏远地带的农村卖血猖獗、导致劳动力尽失、艾滋泛滥的惨剧，还不够吸取教训吗？
4
人类生物，看似一样，大家都是四肢一首、五官七窍。
但是从「阶级性」这个人类的第一性来说，整个历史上有两种人群是在不断被剥离出「人」的：最上层与最底层。
只不过前者是主动，而后者是被动。
最上层的人不想做「人」，从生理层面他们渴望长生不老，从权力层面他们渴望面积与力度双重的加大统治渗透。
甭管是中国古代寻求不死药方的皇帝们，还是今天西方那帮财阀头头天天琢磨去火星生存、逃离被人类污染了几百年的地球（他们不想跟几十亿“下等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
同样，最底层的人，在历史长河中亦被不断地“开除人籍”。
他们在统治阶级（即资本之人格化）势力的眼中，向来人不为人，而是可以被明码标价的“工具人”，他们只是奴隶，只是商品，只是韭菜，只是玩物。
人，本能里的欲望只有两个：食欲和性欲（或许还有求生欲），除了这两个之外，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一切行为都是可以“代”的，不就是付钱嘛。
所以代孕，应运而生。
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吃人”，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剐骨刀”。
放在今天这个擅于包装和扯淡的社会，就是“996福报”、“商业是最好的公益”等等等等。
最可耻和无力的是，资本对于利润的贪婪，决定了他们在攫取了剩余价值之后依然不满足，还要占用你包括身体、人格、尊严在内的“全部价值”。
卖淫去罪化、代孕合法化的构想便被托出。
如马克思那段我引用了太多遍的话：“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2014年7月时，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在泰国出钱让一名曼谷女性代孕生下双胞胎，但生育成功后他们只愿意将其中一个孩子带回家，而要留下了那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
那位澳大利亚父亲戴维·法内尔当时表示，他宁愿当时孕妇停止妊娠，“我觉得任何父母都不想要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
他和妻子要求曼谷的中介机构，“把钱还给我们！”
其他人称，巴谷格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革颂·翁姆尼当时直言：“代孕是较发达国家的富有夫妇利用贫穷、弱势女性的行为，这是道德堕落的象征，也是人们推崇金钱至上的象征。” 5
压灭卖淫、取缔妓院、拯救妓女、消除黄色交易，这是新中国最标志性的建国成就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核心的人权（女权）之一。
曾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建政的合法性，是从挽救妓女开始的。
1949年解放之前，北平的妓院有273家，妓女1268人，女性被黄乱压迫的局面让毛主席寝食难安。
当年5月，毛主席带着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当街揍一个逃出来的妓女。
毛主席看到了这一幕赶忙让秘书去阻止：“不准你们毒打她！”
此后不久，彭真同志来见毛主席，也谈到妓院的事，制定了党一定要取缔旧社会根深蒂固的妓院产业的决策。
出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随后于深夜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进行调查，其中一个15岁的小妓女当时触动了所有人，她痛哭流涕讲诉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四个窝窝头……
彭真同志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能坐视不管吗？”
毛主席更是为此事气愤不已，急电瑞卿同志：“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1949年11月12日，瑞卿同志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宣布：“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
11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报导了封闭妓院的经过，并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
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千余妓女开始新生活，正组织学习改造思想》，《欣闻千余姐妹跳出火坑，首都各界妇女万分奋兴》等文章。
当时，北京被服厂女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同学纷纷写信，表示坚决拥护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决策，并派人送书、看望，鼓励姐妹们好好学习。
捷克大使夫人也闻讯来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捧着鲜花，对封闭妓院、集中妓女学习改造的举措表示国际主义的祝贺，认为中共是世界政党的楷模、是世界女性的福音。
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发布，其中第一章就高度肯定了建国后这项成就：“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6
古龙先生曾在他的小说写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古老的生意，头一个就是妓女。”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娼妓史能够追溯到殷商时期，管仲就因为设立了“女闾”而“无奈”地成为娼妓行业的祖师爷……
为什么，共产党和毛泽东能够得到中国亿万妇女的拥戴？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旧社会的中国女人都是如何的模样。
晚清后期，由于黄河改道、蝗灾、旱灾等一系列灾害，加之西方列强经济入侵，大量手工业者破产，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的增多和军阀混战，在民间出现了“去年旱、今年淹、树皮草根都吃完”的民谣。
如是情况下，百姓们开始卖儿卖女，其中一部分女子就沦为了娼妓。
当时，购买小男孩可以充当养子，贩卖年轻妇女可以作为妓女。
至于贩卖的价格更是惨不忍睹，一位年轻妇女的售价只有10斤小米，即便是识文断字的女孩也最多卖15斤小米，甚至一些妇女眼看全家人即将饿死，会主动找到人贩子把自己卖掉、换取全家活路……
40年代时，根据苏北地区土改工作者调查：“地主对佃户的妻女，可以随意侮辱、霸占……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还保留‘初夜权’制度，佃户娶妻，首先要让地主睏过，然后可以同房……”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大地主，不仅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权力。
早在20年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案即指出：“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规定：如欠租的时候，地主得直接没收其家产……甚者虽其妻儿，亦把来抵租。”
40年代末期，最繁华的上海市注册在案的娼妓达到几千人，再加上暗娼，总人数或超过两万人…
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和毛泽东能够得到中国亿万妇女的拥戴？
还是从侧面来回答：为什么中国亿万妇女那么痛恨国民党、那么痛恨地主？
我别的不说，就说以邱清泉为代表的国军高级军官，被我华东野战军围堵在青龙集和陈官庄一带、几乎喘不过气之际，竟依然不忘在一个个临时挖开的地下掩体里，搂抱着他们一路强征强抢的女子寻欢作乐，度过最后的狂欢。
1982年时，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过一部收入637篇文章、共计360万字的《星火燎原》丛书里，记载了这样的场景：“在不足20里的陈官庄地区的冰天雪地上，一张张降落伞张开做为帐篷，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毒菌长在冰雪之中——那里面就是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们得过且过，在等着死亡的来临。”
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躲在烟台、青岛、济南等地的“地主还乡团”也尾随国军而来。
有人曾说“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女人在战争中根本就走不开。
国军携还乡团奸淫横荡，仅驻枳沟、淮河两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嫡系83师（师长李天霞），其部在9天时间内就强奸妇女2500余名…
战争，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女人。
血债累累的结果是什么?
正是毛主席所言：“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一年后，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打响。
当时，每名解放军战士身上都带着一双甚至两双新鞋备用，试问哪里来的鞋？
“你们男人在前面打仗，俺们女人给你们做鞋！解放军同志的鞋，俺们全包了！”
山东费县东南35里的沾化村，全村110户482人，男性劳力120人，分担架、运输、民兵3期全部赴前线支援；而42岁的妇女会长李自兰，则兼任村长、带领97名妇女和老弱病残，在后方生产军鞋，号召妇女给解放军做军鞋支援淮海战役。
李自兰在村妇女大会上说：“你们忘记去年国民党来的时候吗？我们到处躲避，成天提心吊胆、担心受怕被那帮畜生扒衣裳、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现在咱有经济地位，有政治地位，彻底翻了身，再也不受那肮脏气！难道我们多做活是吃亏吗？谁说咱女人上不了战场？咱手里的针线就是战场！”
1948年11月，当战神粟裕指挥的华野第7、第10、第11纵队进攻徐州、掀起淮海战役高潮时，苏北地区的妇女老农们同时正争着给解放军织军鞋、缝棉衣、打粮草、援前线……
共产党，焉能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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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人，几千年来是没有尊严的，她们从来都是一群连畜生都不如的胯下玩物。
皇权、父权、夫权、族权，无不将她们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直到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共产党，诞生了解放区，诞生了毛主席，中国女人从此翻身把歌唱。
她们不再是牛马、不再是娼妓、不再是工具，她们成为了社会的一份子，她们在党的教育和呵护下学会了「做自己」。
1949年1月，毛主席从西柏坡进入北京时，站在西山眺望整个四九城，感慨的说：“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这不仅指看得见的垃圾，还有看不见的糟粕。”
建国后，北京全城总计1300多名妓女被集中，当时如何进行管理和改造是一个大问题。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第一步就是为妓女们全面检查身体。
经过检查，总计1303人中只有40多人没有性病。为此，财政专门下拨资金购买进口的盘莫西林等药物，为她们们治疗。
在改造工作中，毛主席数次勒令：不能对她们进行排斥、谩骂和歧视；不许称她们是妓女，而是统称“学员”；更不再分成一二三等，而是所有人一律平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劝导和教育改造以后，绝大部分妇女同志已经改过自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北京地区的1300多名旧妓女中，有500多人选择了嫁人，和其他的家庭妇女没有什么区别；还有400多人返回了老家，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耕地。
另有相当一部分人，经过自己的学习之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的国棉一厂二厂三厂和印染厂，成为了光荣的工人，有了自己鲜亮傲人的阶级身份：工人阶级。
除了北京之外，全国其他地区也进行了封存妓院、妓女改造等工作。
当听完了各地区关于查封妓院、改造妓女的工作细节以后，毛主席非常满意：“这个决议很好，执行得也很好！好！”
连说三个“好”，配合着主席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新中国让中国女权从此拔地而起。
旧社会，新中国，“新旧之分”从女性这一群体身上，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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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来到眼下，或许我们应该更多思考的是，在飞黄腾达、纸醉金迷的改开四十年后，为什么会有人渴望用卖淫/代孕来“脱贫致富”？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卖淫是一种“谋生方式”？
她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她们的生计困境是如何形成的？
如同那些特殊场所里的三陪女子，我们在对她们嗤之以鼻、悲叹世风日下的同时，往往也不得不疼惜她们：都是为了讨生活而已啊……
所以，这其中伦理体量、财富体量、阶级体量的三重下跌，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很值得去深究的。
因为这同时也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
2014年8月，人民网在报道泰国代孕产业时有文，一名56岁泰国妇女直称有人开价35万泰铢，要她26岁的侄女成为代母。为了养活一家十口，侄女立刻答应……当时，他们一家住在狭窄、破旧的小木屋里。
住在那位老妇隔壁另一个村的泰国老农卢穆(70岁)也说，当地农民的收入不多，有些人为了赚钱而不得不成为代母。
根据2007年《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在湖南祁东县，代孕公司首先会给当地代孕成功的妇女们发放一套价值500元的假证件：假身份证、假结婚证、假准生证。“教官们”还会传授她们“如果有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检查露出马脚，一定要咬定肚子的孩子是情人的……”
在最初的1到22天，“志愿者”姑娘每天需要服用补佳乐6颗，注射黄体酮3支，随着时间推移药剂数量会逐渐减少，整个服药、打针时间长达72天。
很多姑娘臀部两侧布满针孔，每天需要定期敷上冻土豆和热毛巾止痛。
每当她们注射一针，会获得30元的额外补助。
除了湖南、四川、贵州等西部山区，珠三角地区在十几年前同样代孕、卖淫、黄色理发厅泛滥。
那些女人当中有相当大部分是来源于东北三省——她们从上世纪末的东北国企下岗潮里走出，来到“美丽的南方”谋生。
从1998年开始，广州、东莞、厦门、丽江、大理、海口等城市里的风月场所，大量充斥着南下挣钱的东北女人，以及寻欢作乐的北京高官、山西/内蒙煤田老板、东北矿山老板。
“千万工人下岗，百万小姐上岗”
这背后，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损，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阶级的尊严被碾压、被践踏。 推荐阅读：一九九八，工人下岗
在宁浩的电影《心花路放》中，马苏饰演的在云南大理从事三陪服务的女人，即操着东北口音。 不知是否宁浩有意为之，但电影场景颇具黑色幽默。
在欧美最著名的AV系列X-ART中，也有相当大比例的捷克女优——经历了国家解体的捷克，和中国东北地区如出一辙：遭遇了社会制度变革、休克经济疗法，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基础毁于一旦。 四十年来，随着空前规模的城镇化、人口与资源向城市中心移动，农村地区的“被抛弃感”远远要大于前三十年。 建国后前三十年，不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赤脚医生”这样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产物，优质资源反哺农村、坚决不抛弃农村，这是毛主席时代的经略国策之一。 只是后来随着对资本集聚的强烈需求，已闻不到多么浓烈的“拥抱农村”的味道。 与之相伴的，就是一座座浮华奢丽的城市森林的阴暗面：各种农村问题的频现——留守儿童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代孕问题，以及死灰复燃的黄赌毒、童养媳与黑社会问题……都缠绕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国的许多基层乡镇地带。 马克思有云： 回望文题，是两个主体的行为，除了分析“妓”，也需要探究“嫖”。 昨天，我还看到了这样一则言论： 这种自由派的经典言论，其实是反映出了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中国男人（尤其是底层男性）的性需求根本得不到满足。 只不过，这位公知给出的方子是卖淫合法化，这就属于乱开方子了。 晚近四十年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一样，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同样发展成了性资源极不平衡的国度。 这导致了两方面的恶果： 在百万蓝领打工人奉送青春的深圳，去年还出现了“情趣娃娃放松馆”…尽管从法律的角度，这已经算是一个优选的解决方案了……
极度讽刺和悲凉的是，就日本韩国而论，由于这两个东亚小国在历史上沦为美国财阀的殖民附庸，从而至今未能发生真正成功铲除封建体制和男权压迫体系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这奠定了今天日韩尾大不掉的性压迫现状，不论是顶层的政治圈、娱乐圈还是基层的家庭单位。 就眼下，我们一边在将底层的男性作恶者（强奸犯、偷拍者、黄色网站开发者、视频贩卖者）绳之以法，一边却对顶层掌握巨量资本的男性流氓们目睹无谓——比如对王振华，我们居然束手无策，任由其挥洒钞票煽动9岁女童“翻案”。 从资本的角度，“保大弃小”是公关利益的考量，但是从人伦出发，这是法西斯式的执法思维，绝不是社会主义的人道。 思考，不应止步于此。 四十年的演进，今天中国上层社会的「多妻制」早已在事实上恢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底层阶级的极端单身制，中日韩确实没啥差别。
底层是郁郁寡欢的男性单身狗，不单是性欲，各个领域的欲望都几乎难以满足，遑论谈及“阶级跃升”。 然而上流社会则是难以想象的骄奢淫逸，尤其以大批享受着性贿赂的达官贵人，以及淫欲无度、每每自诩“国民老公”的资本家们，包括那些受到资本庇护、可以随性地艹粉的娱乐圈头部男星……最为典型。 乃至于，他们不但可以艹粉，还能受到舆论打手的粉饰、洗白、美化…… 这个时候，当这些“精英”们某天某日突然遇到一个胆敢反抗、胆敢不从的姑娘，登时会被激怒，甚至会以一句“不知好歹、不懂规矩”相以洗脑。 油腻的章文，油腻的赵忠祥，油腻的阿里巴巴“破冰文化”………莫不如此。 油腻，源于阶级的高位，源于阶层的压制。 所以，每当我们看到诸如强奸犯的新闻时，我希望人们的思虑可以更宽广一些。 毛主席1958年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过时了吗？ 或者再问：阶级区分被消灭的模样是何貌？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曾骄傲地说道： 解放区的天空为什么如此晴朗？ 列宁同志在《致女工》中间接给出过穿越时空的答案： 两千万烈士用鲜血以解放、用生命以换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绝不允许有「嫖娼」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