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在印尼欠下的血债同样不该被遗忘

　　不必怀疑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

　　比起历史上残暴的日德法西斯，这个带着自由主义假面的法西斯更加邪恶、更加阴毒。

　　远的例子就不举了。西方国家之所以拼命封杀法国女记者乌克兰新法西斯暴行的影片《顿巴斯》长达八年，正是因为这些新法西斯分子就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而这八年间，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族乌克兰平民遇害。

　　笔者完全相信美帝国主义的确干过扶植乌克兰新法西斯在乌东挑起民族冲突以及制造屠杀这件事，因为美帝早已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

　　上世纪6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形成对峙，美帝国主义通过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极力争夺自己的势力范围。1945年日本法西斯战败后获得独立的印尼，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之下，遵循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在保卫民族独立解放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苏加诺曾三次访问中国

　　在国际上，苏加诺与社会主义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受欣欣向荣的红色中国的道义感召，也为了制衡日渐尾大不掉的军方，苏加诺在国内跟印尼共产党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考虑在他去世后，把国家权力移交到印尼共产党的手中，实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使得印共当时成了中共、苏共以外拥有近300万党员的第三大党。

　　苏加诺的政治倾向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不安，在中情局的唆使与操纵下，国防长纳苏蒂安等一些亲美右派高级将领集团成立了“将领委员会”，他们在1965年9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还秘密组成新的内阁，他们策划1965年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

　　苏加诺当时因病卧床不起，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地和印共商量对策；印共却采取了保守退让的方针，丝毫没有考虑“枪杆子”的问题，仅仅准备在军队中下层做一些争取工作，幻想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中下层军官便可能站在印共一边。

印共主席艾地

　　印共主席艾地身为一个数百万党员大党的领袖，却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将希望寄托在几个中下层军官和两千名士兵身上，相信苏加诺个人魅力的力量，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面对亲美右派将领集团的倒行逆施与印共的无所作为，总统卫队查克拉比瓦营营长翁东中校等同情左翼的中下层军官，急躁地抢先于9月30日发动兵变，击毙了内阁部长兼陆军参谋雅尼等六名右派高级将领，国防长纳苏蒂安逃脱，随后指令当时的另一亲美右派将领、时任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进行反击。10月1日下午，印尼首都被苏哈托占领。

　　“930事件”发生后，美国中情局在雅加达发给华盛顿的一封信件中这样写道：“如果印尼军方不把调查扩大化怎么办？这是我们消灭整个印尼共产党的好机会，让我们干掉他们所有人。”

　　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在发给华盛顿的另一封电报中，表示希望印尼陆军军方能够借“930事件”中6名军官被杀一事，将事件扩大化，指控印共谋划了这一事件并准备政变夺权；马歇尔·格林代表美国暗中与印尼军方首脑和宗教领导人密谋了其后的行动。苏哈托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允诺，只要彻底消灭印共，美国就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独裁的军事政权。

苏哈托

　　在中情局的帮助下，苏哈托大造国内外舆论，污蔑“9·30”运动是印共一手策划的，随后制造印尼现代史上最凶恶、最残暴的白色恐怖，五十多万印共党员、非党人士和普通男女群众被屠杀，其中还包括很多婴儿，六十多万人被关进监狱。

　　上台后的苏哈托为了将政变与屠杀后激化的社会矛盾转移，也为了获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在美国的指导下，苏哈托政权欺骗民众，将印尼人民的贫穷完全归咎于华人的经济掠夺，掩盖了私有制导致的经济剥削和阶级分化的事实。苏哈托在印尼疯狂地煽动起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排华惨案，成千上万的华人华侨惨遭迫害。

　　苏哈托当局将西加里曼丹与马来西亚交界处一片广袤的土地划为“红线区”，强迫居住在该区域内的华人往山口洋、坤甸等都市迁移;更有甚者，印尼军方散布谣言，指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的长老被华人所杀，借以挑拨华人与大雅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导致了“红碗事件”，大批华人死于民族仇杀。

　　据不完全统计，苏哈托法西斯独裁执政的31年间，有三百万包括印共党员和华人华侨在内的印尼人民遇害。这是美帝国主义在印尼欠下的血债。

　　而在印尼各族人民忙于民族仇杀的时候，美国给苏哈托提供了一个由诸多有名经济学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在印尼实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政策；其后，印尼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便车，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和工厂，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与之同时，笑面虎苏哈托一面纵容华人被屠杀，一面还鼓励华人经济大发展，占华人少数的少数富人成了苏哈托政权的忠实拥趸。

　　苏哈托在位期间印尼的经济每年以6.5-7%的增长率增长，国民人均生产总值也由100美元上升到1300美元，这是苏哈托能够执政长达32年之久的原因。但经济大繁荣的背后则是印尼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经济泡沫化，印尼广大无产阶级日益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地步。印尼人民在招商引资政策中创造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流入了苏哈托及印尼买办手中。

　　苏哈托有三子三女，他的孩子掌握着印尼各大商业的命脉，影视、房产、军队、政界均有涉及。这为苏哈托家族赢得了六大称号，一是“10%夫人”、二是“20%家族”、三是“基金家族”、四是“丁香垄断”、五是“印花家族”、六是“发展国有汽车”。据统计，金融危机之前，苏哈托家族的总资产为450亿美元，占据印尼总资产的 70%。而在此期间苏哈托当局，还在不停地喊穷向世界银行借款，让印尼欠下了800亿美元的外债，这些钱大部分通过地产泡沫流入印尼富豪和官员口袋里。

　　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苏哈托家族的腐败才彻底暴露了出来，也刺破印尼经济繁荣的真相。高失业、高通胀让愤怒的印尼人民走上了街头；苏哈托被迫下台，而接任苏哈托的哈比比故伎重施，再次让占绝大多数成不了“老板”的普通印尼华人在1998年成了替罪羔羊……

　　苏哈托执政31年，印尼广大无产阶级遭受全球产业资本以及国内腐败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的苦难历史，同样是美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充当美帝走狗的台湾当局在1965-67的印尼排华惨案中同样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如果当时的印尼华人能够有力地团结起来，或许能够应对这场人造灾难，避免或减少被屠杀。遗憾的是，当时的华人社团大多是亲台湾的，而且是既有中华民国国籍，又有印尼国籍，只有少数是亲大陆，这里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华人在当地所处经济地位的因素。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同样遭遇了十余次武装袭击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了1967年10月中印彻底断交。撤离前，使馆留守人员一面多次进行严厉的外交交涉，一面组织当地华人进使馆避难，使至少五千华人幸免于难。

　　此外，新中国还竭尽所能接收安置了大批中国政府集中接运或零星独资逃回中国的华侨，有数万名印尼归难侨在广东、福建、云南、广西等省得到了妥善安置，仅广东一省在1965-67年的两年时间里就安置了1.5万名印尼侨民。在国内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中侨委拨付专款用于安置侨民；国家对华侨农场的经营也给予照顾，完全不追求盈利。

仅1967当年广东一省新安置的归难侨人数统计

　　而大量华人在台湾当局的鼓动下，拒绝与大陆使馆配合，以致造成大量华人被杀。在扶植苏哈托的过程中，台湾当局更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沆瀣一气，在排华事件风头刚过不久，蒋介石就秘密与苏哈托政权商讨恢复印尼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十四年前在西藏的发生一幕、十三年前在新疆发生的一幕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这是美帝国主义欠给中国各族人民的一笔血债；而美帝国主义在印尼欠给印尼人民和华人华侨的这笔血债，同样不该被我们遗忘。

　　题外话

　　问题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阶级矛盾导致的民族矛盾以及民族关系的紧张、印共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这些内部因素才给美帝国主义挑动极端民族主义仇杀创造创造了机会与条件。

　　历史警示我们，面对美帝国主义这种邪恶、卑劣的手段，一面是要坚定地反帝，另一方面也必须致力于消灭内部的剥削压迫和阶级矛盾，不给美帝国主义提供挑唆的机会。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在这两方面做得都很到位，也是民族关系空前和谐的时期。而只讲第一方面不讲第二方面，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反而让矛盾进一步激化，给帝国主义提供了更大的利用空间。

　　在封建社会早已消亡，资本主义走向末路的今天，还想用民族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用魔法打败魔法，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民族主义者自己被民族主义反噬——在俄罗斯达成自己的军事目标之后，普京接下来又准备怎么应对进一步激化的俄乌民族矛盾以及战争赤字所加剧的俄国内阶级矛盾呢？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