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欣宇：从先锋派诗人到无产阶级战士——刘继明老师创作的精神脉络

　　学习了《刘继明歌词作品演唱专辑》，颇有感触。在分析这些歌词之前，我想先谈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起点——刘老师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的文学生涯是从诗歌开始的。

　　刘老师1963年生于湖北石首，1984年发表第一首诗歌。高中毕业后他回乡务农、学瓦匠、在乡镇文化馆工作，198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他的写作开始于先锋文学，九十年代以“文化关怀”小说引起文坛注目，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底层文学”和“新左翼文学”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他早期具有文学青年特有的先锋姿态与忧郁气质。如果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精致的、飞黄腾达的作家，但他没有。他身上有一种东西，让他注定无法安稳地待在书斋和沙龙里。那是一种不容触碰的底色，像龙的逆鳞，长在咽喉之下，触碰必怒。他一辈子都在“不妥协”——不向潮流妥协，不向体制妥协，不向谎言妥协，不向自己的良心妥协。而这份不妥协又从不冰冷，它始终带着火焰——敏感、炽热、燃烧，是一个诗人与生俱来的赤子之心。逆鳞与火焰，坚硬与滚烫，共同构成了他全部写作的驱动力。

　　几年前，人境网寄给我一本《刘继明诗选》（2013年出版）。我自己也写诗，所以读得格外仔细。这本诗集没有引起主流诗坛的重视，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更能透露出刘老师的心灵轨迹和精神来路。我翻到《流水十四行》时，被一句诗钉在了那里：

　　“我注定在旅行中掉队/并且很快被同伴遗忘/而两岸的风景/和不具姓名的人民/将收留我。”

　　这首诗写于1997年。那时刘老师三十四岁，刚刚调入湖北省作协任专业作家，文坛之路一片光明。但他在三十四岁那年就写下了“掉队”和“被遗忘”。不久他当选了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个体制内的主流作家，却已经预感到自己终将“掉队”，终将被“同伴遗忘”，而他甘心如此，因为他相信“不具姓名的人民”会收留他。那不是预言的姿态，而是一个战士在奔赴战场之前，就已经看清了自己的命运。那是心口上的一道血痕，在词句之间淌了整整二十一年，直到2018年的某一天，终于从纸上流进了现实。

　　2018年，刘老师与主流文坛决裂，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黑与白》，彻底脱离主流文学体制。他明确宣称“为无产阶级写作”，强调文学应服务于人民，批判资本与特权。那一年，他55岁。一个55岁的人，放弃了体制内的所有身份，选择了一条不被主流认可的路。这不是一时冲动，那个在1997年写下“掉队”和“被遗忘”的诗人，早已预见了这一天。

　　此后的刘老师，开始了高强度的创作。《黑与白》3部9卷120万字，构思加写作耗时整整五年。在此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刘继明文集》10卷、长篇小说《江河湖》《人境》等大量作品。加上中短篇小说、随笔、文论、报告文学，总字数超过五百万。刘老师今年63岁，写作超过四十年，创作精力如此旺盛，著作如此丰硕，实属罕见。更不容易的是，他在与主流文坛决裂之后，没有停下来，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写作——决裂是另一种生命的萌芽，是与过去的自己告别，更是涅槃重生。

　　我想起另一个人——鲁迅先生。

　　1926年，鲁迅离开供职14年的民国教育部，辗转厦门、广州，又辞去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职，于1927年10月来到上海，从此脱离体制，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那一年鲁迅46岁，此后的九年，是他一生中骨头最硬的时期，也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在上海的著作量超过了此前的二十年。他租住在上海半租界的大陆新村，参加左联，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容留瞿秋白避难，保存方志敏的狱中文稿。

　　刘老师脱离体制时55岁，鲁迅脱离体制时46岁。一个在中年出走，一个在壮年转身，两人相差近百年，但精神轨迹惊人地相似——都是在体制内走到了某个位置，然后选择离开；离开之后，创作力反而迎来了爆发。1927年之后的鲁迅成就了杂文写作的巅峰，2018年之后的刘老师写了《黑与白》这部3部9卷120万字的煌煌巨著。所谓“体制内”，对有的人来说是安身立命的根基，对有的人来说却是一层必须蜕掉的壳。蜕掉之后，骨头更硬，声音更响。

　　鲁迅曾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刘老师的写作，从来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生命深处涌出的血——热的、红的、带着体温的。一个人到了六十多岁还能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还能不妥协、不投降、不闭嘴，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而是因为他身上的逆鳞从未被磨平，血管里的血从未冷却。

　　2018年决裂之后，刘老师创作了短诗《我愿意……》。四个小节，浓缩了全部的精神转折。

　　“在喧嚣的人海，我愿意做一个逆行者，让孤独的身影，像一根桅杆高高挺立。”——在所有人都顺着潮流走的时候，选择逆行。孤独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自觉的选择。

　　“在漆黑的长夜，我愿意做一个烈士，以微弱的磷火，为迷途者照亮前行的道路。”——烈士不是死了才算，而是愿意以燃烧自己的方式去照亮别人。磷火微弱，但在漆黑的夜里，足以让迷途者看见方向。

　　“当讨好富人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尚，我愿意做一个穷人，捍卫一个阶级的尊严。”——这是全诗最锋利的一句。当“讨好富人”成为时尚，他选择站在穷人一边。捍卫的不是个人的尊严，是一个阶级的尊严。这是他2018年之后所有写作的底色。

　　“当所有人选择沉默，我愿意做一个孩子，大声说出我着见的一切。”——最后一句回到了安徒生童话。在谎言流行的时代，保持说真话的勇气。

　　这首诗的基调是深沉的、悲壮的，宛如战场上的宣示。它宣告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立场的确立。

　　如果说《我愿意……》是决裂后的宣言，那么《刘老师歌词作品演唱专辑》中的二十首作品，就是这种宣言的展开和深化。

　　《人民》尖锐地追问“谁是人民”——“我和马云不是同一个人民/他的人民是韭菜/我的人民是汗滴”。《牛马谣》把“牛马”这个侮辱性的称呼翻转过来——“牛马不是天生的/是被驯服的/牛马不是哑巴的/是被吓住的”——揭示了一种从“被说”到“自说”的主体觉醒过程。《阿英》用纪录片式的冷静书写一个哺乳期女工从车间到审讯室的遭遇，拒绝美化或煽情，不提供廉价的解决方案。《一个都不宽恕》是对鲁迅精神的直接继承——“你宽不宽恕已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还记得/你永不宽恕的理由”。今年恰逢鲁迅逝世90周年，这首歌的纪念意义尤为深重。《那年，我十三岁——为纪念毛泽东逝世50周年而作》从个人记忆出发，写出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不是因为你站在最高的山/而是因为你弯下腰/握住工农的手/坐在田埂上/吃一样的粗茶饭”。从少年时“似懂非懂”的懵懂，到花甲之年“走过工厂/走过村庄/走过变迁”后的领悟，歌词见证了阶级意识的觉醒。

　　这张专辑的全部歌词由AI作曲和演唱，实现了文学、音乐与人工智能的融合。这本身也呼应了“新人民文艺”的核心命题：新的时代必然产生新的大众，新的大众必然有新的文艺。用什么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谁歌唱，站在谁的立场上。

　　从八十年代的先锋派诗人，到1997年写下“不具姓名的人民将收留我”的清醒者，再到2018年之后宣称“为无产阶级写作”的战士——这条精神轨迹不是断裂，而是一以贯之的深化。形式在变，关切在变，但那个在1984年写下第一首诗的青年，六十多岁了，依然没有离开过他所站立的那片土地。从青丝到白发，四十年间他始终在向前走，一直在进化，从未止步。一个人能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保持这种赤子般的纯粹与炽热，保持着一个热血青年前行的姿态，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的品格。

　　他在《流水十四行》中预言的“掉队”成为了现实。但“掉队”之后，他没有被遗忘——他被“不具姓名的人民”收留了。这张歌词专辑，就是他从人民中发出的声音。正如他在《我是后革命时代的一杆老枪》中所写的——

　　“我将兑现自己的承诺/永远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成为后革命时代的一杆老枪/永不投降！”

　　最后，我想用《我愿意……》中的一句来结束，也是刘老师对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召唤：

　　“当所有人选择沉默，我愿意做一个孩子，大声说出我看见的一切。”

    【文/付欣宇，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窗前一盏灯”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