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民：与马列文论唱反调的人如何领导“人民文艺”？

　　我们的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我们的文艺也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根本方法。这个前提不讨论。

　　讨论文学，不能只谈“票房好”“销售多”“好看”“刺激”“有争议”，更要问：作品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把民族矛盾放在什么位置？把侵略者写成什么、把被侵略者写成什么？人物活动在怎样的典型环境里，情节安排体现了作者怎样的匠心，又推动了怎样的历史判断？

　　马列文论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讲的不是给人物贴标签，而是让人物在其社会关系、时代矛盾和价值冲突中显出本质。作者当然可以有主观判断，但成熟的方法不是跳出来喊口号，而是把立场组织进情节、结构、人物关系和结局走向之中。也就是说，倾向性要“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借某张嘴巴替作者作惊人之语。人物性格是有内在逻辑性的。反过来，如果一部作品频繁让叙述者、边缘人、旧式乡绅、日伪空间中的“明白人”出来发议论，而正面抵抗者、群众、牺牲者却被漫画化、粗俗化、动机化，那么作者立场就很难用“我只是在写复杂人性”轻轻带过。

　　阶级分析法仍然是评价作品政治立场的关键。民族矛盾尖锐的年代，文学当然有权利写灰色人物、软弱者、变节者、求生者；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而在于怎么写、站在谁一边写、让哪一种价值最后取得叙事优势。写日军，可以有人的恐惧、厌战、疲惫；写汉奸，可以有他的算盘、幻梦、自欺；但这些“复杂性”一旦被安排成稀释侵略罪责、反转加害/受害关系、把反抗写成鲁莽、把顺从写成智慧的结构，性质就变了。写“人”写到忘了“债”，写“苦”写到模糊了“谁制造苦”，这就不是超越立场，而是更换站位。

　　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作者观点，是文艺创作中最常见也最有效的办法。好处一是自然，二是便于推卸：出了争议，就说是人物之言，不是作者之意；受到批评，就说是读者不懂文学，为莫言辩护的出版社就是这么说的。这个遁词不能成立。人物不是从天外掉下来的，人物说哪句话、在何种场合说、说完之后情节设计如何奖赏或惩罚他、作品最终让他显得“可悲”还是“可叹”，都是作者调度出来的。尤其当某种腔调反复出现在不同人物、不同篇什里，形成一种稳定的“叙事气味”，那就不是角色偶发感慨，而是作者的审美偏好与历史判断在借尸还魂。

　　这些年有一种创作风气，把“逆反”误当“创新”，把“抬杠”误当“深刻”：主流歌颂牺牲，他就偏写牺牲者的愚昧；人民纪念抗战，他就偏写抵抗中的荒诞；史书认定侵略，他就偏在字缝里找加害者的委屈；传统伦理崇尚清白，他就偏让最脏的欲望显得最真。似乎只要把好人写出坏，把坏人写出好，把神圣写出滑稽，把耻辱写出风光，就能立刻获得“突破禁区”的快感。再乘上市场机制的东风，争议越大，曝光越高；骂声越密，版税越稳。这个逻辑与演艺圈用绯闻保温度并无本质不同：前者炒的是私生活，后者炒的是历史观；前者贩卖窥私欲，后者贩卖价值眩晕。文学当然需要冒犯陈规，但冒犯的刀口应对准麻木、虚伪、奴性和新的不义，而不是对准民族伤口上“谁更疼、谁欠债”的基本事实。

　　有人会说：评价作品何必这么上纲上线？恰恰相反，越是大作家、大作品、大传播，越要经得起政治标准和历史标准的双重追问。诺贝尔文学奖的聚光灯，不应成为中国历史苦难被重新剪辑的许可证；国际市场的喝彩，也不应变成模糊侵华责任的赎罪券。真正自信的文学，不怕写黑暗，也不怕写复杂；怕的是在最需要是非的地方装糊涂，在最需要立场的时刻扮超然，把“人性”当成灭火器，哪里起火喷哪里，最后把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抗、守土与媚敌一并喷成暧昧的灰。

　　按这个标准看，争论莫言，不应纠缠他学历几何、脾气如何，也不必神化或丑化其个人；要害在文本，在叙事，在效果。若文本持续提供这样的阅读引导：侵略者可悯，抵抗者可笑，群众可鄙，另类清醒者最可爱；若民族苦难常被转写成欲望材料、闹剧背景、人性实验室，而历史债务被悄悄改写成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人性悲剧”，那么无论作者主观上怎样自辩，作品的客观效果都已经越过了文艺批评的边界。这不是要求作家做宣传员，而是提醒作家：你可以不写英雄，但你不能解构英雄赖以站立的土地；你可以揭示民族性弱点，但不能把被侵略的创伤改写成侵略者也有难言之隐的温情脉脉；你可以写失败和苟且，但不能让苟且显得比赴死更高级。

　　由此可立三条衡量尺：其一，看典型环境是否忠于历史主矛盾，而不是把民族战争偷换成家庭恩怨、性情悲剧、生理冲动。其二，看典型人物的价值落点，谁被命运抬举，谁被叙事惩罚，谁被写得值得尊敬，谁被写得活该如此。其三，看群众的位置：抗战文学若长期让人民成为背景板、笑料、愚昧符号，而让病态个体承担“深刻”的功能，那就颠倒了创造历史的主体。三条有一条长期失衡，尚可讨论；三条彼此呼应、稳定复现，就不能再用“小说不是判决书”来搪塞。

　　文艺可以有流派，立场不能没底线；语言可以狂欢，历史不能酗酒；人物可以复杂，是非不能溶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宝贵的传统，正是在民族危亡中学会把笔当成火把，而不是当成霓虹灯：火把照见道路，霓虹只负责刺眼。对以“反常”为噱头、以“翻案”为深刻、以“受境外奖誉”为加持的书写，观众读者应当自会问一句：这盏灯，究竟照亮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脸，还是照亮了加害者洗白后的背影？答案若在字里行间已经明白，就不必再借“文学性”之名，要求历史和人民闭嘴。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