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亚运会“翻车”与日本民众“觉醒”

　　对于刚刚落幕的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很多人用到了一个词——“翻车”。

　　为压缩成本，组委会取消了传统亚运村的建设计划，将超过1.7万名运动员和官员分散安置在邮轮、集装箱房和酒店中，体验如同“开盲盒”。房间空间狭小、过道窄到只能侧身通过、床铺小到部分运动员无法伸直腿休息，还频繁出现漏水、积水问题。

　　交通保障是另一个重灾区：多国代表团在抵达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后，因登记系统崩溃、身份核验失效，遭遇长时间滞留；赛事期间，运动员班车不按时运行、爽约甚至开错场馆的情况屡有发生，韩国男篮因班车未到而错过了赛前投篮训练。

　　运动员的餐饮保障严重不足，引发了多国代表团的公开抱怨。泰国台克球队教练发布的视频显示，赛场提供的午餐仅有3块鸡肉、极少量配菜和半杯用纸杯装的白饭，被形容为“减脂儿童餐”。由于官方提供的餐食无法填饱肚子，许多运动员和工作人员被迫自费到场馆外的餐厅就餐。

　　出了这么多“纰漏”，表层原因是随着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不断加重， 日本政府是真的没钱了。2016年申办时，日本政府打着“节俭”的美名给出的预算仅为850亿日元。而本届亚运会的实际总开支却飙升至约3000亿日元，达到最初预算的三倍多。也就是说钱没少花，事儿却办砸了。

　　这背后固然有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经济危机背景下，日本政府的整个官僚机器越来越腐朽化，各个机构越来越像一个个草台班子，预算编制和控制能力、社会治理能力以及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直线下降。

　　更为致命的是，年轻民众早已对日本政府宣扬的“爱国心”和“国家荣誉”嗤之以鼻，其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志愿者招募遭遇了结构性困难，颁奖典礼不得不采用大量的老年志愿者。组委会最初计划招募约4万名志愿者，但最终实际到岗的赛事服务者仅约1万人，这里面青年学生不足1/3，退休人士成了主力，志愿者年龄跨度从18岁到91岁。

　　反观1964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虽然也面临很多困难和突发情况，当时的日本民众却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将一场危机转化为国家崛起的象征。为了应对奥运会期间的缺水问题，民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全力节水；当时的东京在卫生方面较为落后，市民从赛前开始主动清扫自家门前道路；从工作人员到志愿者普遍干劲十足，全力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

　　名古屋亚运会的“翻车”，不是一场赛事组织的失误，而是“时代变了”的信号。当一场展示日本国家形象的体育盛事都无法唤起年轻人的参与热情时，日本社会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老龄化和低欲望”问题，而是一种更加普遍的历史现象：不仅仅是日本，而是当今资本主义时代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中，那个曾经让普通人愿意为之无偿付出的“宏大叙事”，正在全球范围内失去它的号召力。

　　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所以能够动员全民参与，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国家叙事与个人命运之间存在真实的、可感知的正向关联。民众将奉献视作一种对未来的“投资”，相信国家的上升会带来个人的上升。

　　战后的日本也曾深受国际共产运动潮流的深刻影响，日本国内的左翼运动已有燎原之势。为了应对威胁，美国与日本政府在1949-1950年联手发动“红色清洗”，将约12000名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公共部门雇员清除出岗位；日本政府修订《工会法》，禁止公共部门罢工，从根本上瓦解那种跨企业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产业工会运动。取而代之的是以单个企业为单位的工会制度以及按资历加薪的 “年功序列” 制度，给企业的核心员工赋予稳定的雇佣保障、优厚的福利和晋升通道，从而分化瓦解工人阶级，用经济上的“稳定”和“上升通道”，换取政治上的“顺从”与“去激进化”。

　　1964年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顶峰，民众对国家的未来和个人生活都抱有强烈的上升预期。当时民众的参与热情，很大程度上源于“重返国际社会”的国家叙事。

　　然而，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阶级妥协”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民退潮，更是让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失去了“威胁”。企业不再需要以高成本维持全员稳定，转而寻求极致的用工弹性。核心手段就是对《劳动者派遣法》的持续松绑，其结果就是劳务派遣工占比直接跃升至36.5%（2025年数据），使得大量年轻人只能进入低薪资、缺乏晋升通道的非正规岗位。

　　根据2021年的数据，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月收入为21.6万日元，仅为正式员工的67%。而且这种差距是永久性的，派遣工几乎没有晋升和加薪的通道。派遣工被排斥在企业共同体之外，甚至遭受正式员工的歧视。派遣工的低薪直接导致了“在职贫困”的普遍化，在派遣工群体中，贫困率高达37.2%，其中女性更是达到50%。

　　所以，当一个人连自己的明天都无法保障时，你凭什么要求他为一场赛事的“宏大叙事”无偿奉献？

　　这不仅是日本一国的故事，也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时代下，劳动与社会关系变迁的一个深刻注脚。

　　劳务派遣制度的兴起不是简单的“雇佣形态多样化”，而是在国际共运退潮以后各国资产阶级默契配合、共同推动的一场有意识的阶级战争——通过新自由主义完成对劳动的系统性去集体化。

　　而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的“翻车”，不过是这种“去集体化”反噬的结果。资产阶级甭想“既要”、“又要”。当工人阶级被碎片化为“派遣工”、“合同工”、“零工”等无数身份标签时，他们不仅丧失了集体行动的能力，也丧失了对任何宏大叙事产生认同的物质基础。

　　日本的年轻人对名古屋亚运会的“拒不合作”，反映了日本民众正在从日本右翼政府宣扬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虚幻叙事中“觉醒”过来。然而，这种觉醒不过是被全球化的赢家叙事所排除在外的劳动阶级，以这种方式表达它们的不满——这种不满并未找到有效的政治出口。

　　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宏大叙事”消亡了。其消亡从来不是因为无产者们变得“冷漠”、“低欲望”、“自私”，而是因为那些曾经许诺“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已经在资本的逻辑下被逐一拆解。

　　无产者所要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操控着整个国家机器的压迫，其反抗的成功注定不可能靠单打独斗。劳动者阶层被原子化的结果是今天的日本社会超过七成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时，劳动阶层在政治上必然“失声”。

　　无产阶级的真正出路在于重建服务于本阶级的“宏大叙事”，构建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劳动者大联合，重新拾起那个历久弥新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