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的倒掉

　　十年前就已退休的黄奇帆最近突然被官方宣布接受调查。目前，他落马的原因除《财新》杂志披露的涉及其子黄然非的内容外，其他具体细节还无从知晓。

　　这位退休后频频亮相各类财经论坛和高校的官员，俨然已成“网红经济学家”。他的突然落马，舆论中不乏同情和惋惜之声，认为其懂经济，尤其在重庆的一系列施政措施曾引起高度关注。正因如此，在其落马事件中，除了关注腐败问题，分析黄奇帆的经济思想与地方施政，对于我们理解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影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改革目标经历了不断调整：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其间经历了十多年的激烈争论和博弈。但是，即便确立了目标，还需要一套能够落地、可量化、可执行的操作方案，以及一批操盘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总设计师提拔了一大批技术型官员，最有名的就是他眼中“懂经济”的朱。总设计师还说："朱只能当一把手，不能当二把手。"对其寄予的厚望可见一斑。而黄奇帆，则是这一代技术官僚在地方上的典型代表。

　　他16岁当工人，当过工农兵学员，还曾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改革开放后社会风气转变，小说《伤痕》的作者正是黄奇帆所在城市——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黄奇帆还曾在带有政治转折意味的"整党办公室"当过联络员，从此跻身政坛，被领导和同事叫作“阿黄”。

　　一、黄奇帆在上海

　　技术型官僚的“技术”并非虚言：黄奇帆大学毕业后确实当过工程师，改革开放初期还担任过厂长，工程师思维影响了他的政治生涯。

　　进入政坛后，他较重要的政绩，是20世纪90年代初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制度设计，探索土地有偿出让、基础设施统筹建设等要素资本化路径。离开浦东之后，他出任上海市经委主任，主持上海国有上市公司大规模资产重组，首创“净壳重组”模式，推动大批老国企剥离不良资产，并向资本市场注入优质国有资产。

　　这场重组推动了上海传统工业的产业升级，淘汰了纺织等落后产能，培育了汽车、电子等新兴产业，但改革的社会成本主要由一代上海产业工人承担。全市累计下岗、协保、提前退休人员达159万人，仅纺织行业在“压锭”调整过程中就净减员43.89万人，大批“4050”大龄职工首当其冲。上海创设再就业服务中心、建立协保制度作为缓冲机制，允许部分职工协议保留社保关系；然而，仍有大批职工告别计划经济时代由单位提供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障，由计划体制内享有稳定身份的固定工人，转变为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谋生的雇佣劳动者。这种阶级地位的下滑影响到了他们的下一代。赵颖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父母下岗会对子女教育获得产生4.3%—6.9%的显著负面冲击[i]，主要体现为受教育阶段推迟，直接加剧家庭教育的不平等；另一项基于国企改革冲击的研究同样证实，父母下岗显著降低子女就读高中、大学的概率，大量困难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受到长期制约。

　　上海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和社会问题，得益于中国主要证券市场设在上海，上海可以通过国企改制包装上市实现脱困，工人安置较好、退休金较高；而当时的东北老工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

　　二、重庆：黄奇帆更大的舞台

　　2002年，黄奇帆调任重庆市副市长，这成为他更大的舞台，也是他进入公众视野的起点。他日后常被提及的政绩，主要就是对重庆经济的重大贡献[ii]。

　　重庆经济在他任内确实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这些政绩背后的政治经济意义是什么呢？他推行“地票”制度，把农民宅基地按每亩20万元折现进行置换，农户可以获得85%的收益，剩下的15%归村集体。这个制度设计看上去很完美：土地价格远超其他地方的每亩3万元，农民得利，村集体也有收益，政府又能扩张城市规模，同时保住耕地。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地方政府能支付如此高昂的土地价格吗？事实证明，至少有许多地方政府是不能的。例如2011年，重庆北碚区歇马镇及周边多地因大规模土地征收、房屋拆迁以及较低的补偿标准（如每亩1.5万元左右），引发了农民维权；到黄奇帆2016年卸任时，维权仍在继续。2011年4月，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楼房村的失地农民因征地拆迁及补偿安置问题与有关方面发生冲突。同月，重庆失地农民草拟了《要求罢免黄奇帆重庆市市长职务的动议》，并征集到上千人联名。不知当时黄奇帆市长如何看待此事。

　　2002年后，重庆组建八大国有建设投资集团，把土地、规费、存量国有资产注入融资平台作为资本金，依托土地资产抵押融资，以未来土地增值收益偿还基建债务，大规模推进城市道路、水利、公租房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八大投"模式成为全国地方城投平台的标杆，世界银行也曾推介这套方案。2008年"四万亿"刺激政策落地后，全国各地大量人员赴渝学习，纷纷搭建地方融资平台。"八大投"本质上是土地资产资本化的方案，依靠政府统筹要素、加杠杆快速推进城镇化，债务向后递延，高度依赖土地持续增值。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它可以快速做大城市基建，但形成了巨量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最终需要政府通过增加税收等方式来化解。今年（202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岗位有三分之二是税务系统的岗位，税收压力可见一斑。但税收最终还是由百姓承担，就连社保缴费现在都由税务部门征收；就连少数未缴纳社保的人员，也引起了人社部门领导的关注，追问"这些人到底在哪儿？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动员参保"。

　　总的来说，"地票"制度是重庆版的"圈地运动"，"八大投"模式是巨量负债驱动下的基建扩张，服务于富士康、惠普、蚂蚁金服等国内外资本赚取利润的需要；而重庆的农民和工人在其间获益很少，除了个别抓住机遇创业成功的人之外，普通工农只能在电子厂、汽车厂里打工为生，拿着微薄的工资，住在并不宽敞舒适的"农民公寓"中。我们现在知道，黄奇帆本人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大资本的"守夜人"，其子黄然非借助父亲的影响力，早已成了呼风唤雨的"官僚资本家"。

　　三、黄奇帆们真的懂经济吗？

　　许多人同情、惋惜黄奇帆，就是因为他懂经济，能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用通俗的话讲明白；网上呼吁黄奇帆出任证监会主席的人，也不在少数。黄奇帆的基本主张，是认为通过市场经济的道路，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如果按照王绍光的说法，这就是社会主义的“3.0版”[iii]。但是，真的如此吗？

　　技术官僚属于市场经济的稳健派，有别于叶利钦“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派。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走西方早期那种原始资本主义道路，那样太痛苦，国际上也不给我们这个时间。”这一判断还是比较冷静的。这批技术官僚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与底层民众接触较多，对国情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黄奇帆在重庆的经济实践，对于经济稳定发展、控制房价过快上涨、稳定物价，确实有正面意义。但若声称这就是社会主义“3.0版”，就太拔高了。社会主义曾经使苏联避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2022年国内房地产危机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号称“3.0版社会主义”的重庆并不能置身事外：“八大投”之一的重庆能投及下属企业倒闭重组，千亿民企龙头隆鑫集团也面临破产。就财政来说，重庆市被中央列入12个债务高风险省份名单，黄奇帆引以为傲的“重庆债务可控”神话被戳破。就社会来说，重庆是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离婚率超过经济发达地区；其中黄奇帆打造的两江新区作为富人聚集区，是离婚的“重灾区”；重庆“八大投”也是腐败官员的集中地。从社会两极分化的角度看，重庆“棒棒”中56岁以上的占63.2%，农村人口占88.2%，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占六成左右；其中很多“棒棒”为了节省开支，到现在还拒绝使用智能手机[iv]。列举以上事实，是为了说明：只有认真、全面地审视黄奇帆的经济主张和地方实践，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解决之道。

　　从本质上看，黄奇帆是西方经济学的拥趸。讨论他属于西方经济学的哪个派别，意义不大，因为他的经济思想有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也有新自由主义的痕迹；但无论哪个派别，都把每个人当作能掌握充分信息的个体，认为每个家庭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教育孩子的能力、有理财习惯，然后在这个起点上通过竞争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政府同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底层兜底，避免竞争的失败者滑向深渊、影响社会稳定。但事实上，不可能每个人都掌握充分信息，也不可能每家都有足够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

　　地票制度正是建立在这种“理性人”假设的错误前提之下。这个制度设计把每个农民想象成掌握充分信息、有理财习惯的农户；实际上，农民退出宅基地后，拿到一笔钱很快花光、进而陷入贫困的，不在少数。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梁调查发现，有一个镇几万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不少人找不到工作，还在靠仅有的那点土地征用款过日子。“这些钱总要花完的，他们以后的生计怎么办？谁给他们找份工作？”[v]

　　“八大投”的产生背景，是2014年前中央禁止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只好建立城投公司来借债搞基础设施建设。但借债最终是要还的，而且要连本带息偿还，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投资必须能产生足以覆盖本金和利息的收益，才能维持下去。但是，城投借债本质上是一种金融运作，不可能凭空变出财富；政府债务最终由税收支付，而税收最终由老百姓承担。近来，社保费改由税务征收、重庆燃气公司乱计费[vi]、煤气罐涨价、汽车加油涨价、机票燃油附加费涨价，这些都是身边生活可以感受到的变化。

　　这类技术官僚的思维方式是机械的、工程师式的思维，喜欢给社会建设等事务冠以工程之名：民生上有“菜篮子工程”，教育上有“211工程”，就连马列主义研究也被冠以“马工程”之名。

　　这类“工程化改革”具有统一的特征：可立项、可量化、分阶段实施、有配套考核机制；自上而下将总目标逐级分解发包，重数量考核、轻社会成本；采用试点先行、标准化复制推广的路径；设置明确的建设周期与竣工验收节点，预设社会问题能够在期限内一次性解决。这套工程化治理的认识论特征，是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利益矛盾简化为资金、土地、人力等要素配置问题。它以工程项目作隐喻来理解社会改造，便于集中力量快速推进资源再分配，却容易遮蔽改革背后的成本转移、阶级损益等深层矛盾。凡是难以量化的社会成本，如工人下岗带来的代际冲击、农民退地后的长期生计风险，在考核指标体系中往往被忽略。

　　工程师化治理习惯于争取各种要素的均衡，试图使各方都得利而没有矛盾，就是各种文件里经常出现的“既要……又要……还要……”。这就是黄奇帆自诩的“智慧型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折中主义和阶级调和论的反映。

　　四、经济危机的解决之道在哪里？

　　毛泽东曾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但除此之外，没有见到毛泽东把社会改造、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称作“工程”；毛泽东更喜欢用“运动”来命名社会改造和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共产党人把领导的各种事业称为“运动”，是符合辩证法关于“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一原理的。在群众运动中寻求秩序和制度建设，而不能靠工程师们的顶层设计。社会之所以不能像工程师设想的那样运转，是因为其中有人的活动——投资、商品交换、分配、补偿，说到底背后是人，而人分成各个阶级，他们之间的利益有冲突，你总要站在一定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制定政策。事实证明，工程师们倒向的仍是资本，无论他们的初心如何，背后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的腐败和肮脏的官商交易说明了一切。

　　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呢？还是要回到经济科学而不是“经济神学”。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老百姓手里有钱不愿意花、需要被刺激去消费，而是收入太低。因此，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

　　黄奇帆也大谈共同富裕，但具体措施却是隔靴搔痒的税收调节，以及更不靠谱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农民的土地和城镇居民的住房，是最主要的财产形式：前者即使能出租，每月也就几百元；后者若只有一套，只能自己住。如果城镇居民都有房出租，那谁去租房呢？房租肯定跌得一塌糊涂。而股市和理财则是中产阶层财富的“收割机”，更谈不上增加收入。

　　同时，应该降低不合理的税费，减轻老百姓的沉重负担。例如，中国汽车产能过剩，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还有一半家庭没有小汽车。小汽车本身购买价格已经比较便宜了，但车主缴纳的车船税和每年强制缴纳的保险费过于高昂，构成了买车人的沉重负担。最为明显的是滴滴司机，他们缴纳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每年普遍达到1万元以上，超过一个多月的纯收入；而这些保险属于意外保障，不能用于消费，形同纯粹的负担。

　　说白了，经济危机的实质，无非是老百姓承受的各种剥削和负担过重，出路是减轻剥削。黄奇帆们经历过1970年代那种超级稳定的上海：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物质生活虽不丰富，但没有失业、没有黄赌毒，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每天平均只有一对夫妻离婚[vii]。他们应该知道真正的解决之道究竟在哪里。

　　注释：

　　[i] 赵颖：《国企下岗、家庭资源与子女教育》

　　[ii] 褚朝新：《当年采访黄奇帆的几件小事》

　　[iii] 王绍光：《重庆经验与中国社会主义3.0版本》

　　[iv] 刘国强、颜廷旺：《底层群体为何拒用智能手机?——基于重庆棒棒的扎根研究》

　　[v] 《谁为2000万“失地农民”找份活儿？》

　　[vi] 新华社：《重庆通报燃气企业收费问题调查情况 拟处罚金810万元并问责责任人》，2025年2月14日。

　　[vii]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