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黄四郎复活之后怎么办？

　　按：昨天写巴西左翼的问题（当巴西“左人”遇上中国“兔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巴西电影《精英部队2：大敌当前》，原本打算穿插讲一讲，成文过程发现有必要单列一篇。

　　巴西电影《精英部队2：大敌当前》上映于2011年11月，国内有网友将其称作巴西版的《让子弹飞》。这个类比并非偶然， 两部影片的主角似乎都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最后都是采取发动群众、公开揭露的方式扳倒敌人，却在末尾发现“城头变幻大王旗”。张麻子推翻了黄四郎，兄弟们却坐着火车去了浦东；纳西门托扳倒了腐败政客，新的权力集团却在真空里就位。两部影片留给了观众一个共同的历史命题：黄四郎复活之后，怎么办？

　　影片开场，纳西门托作为BOPE（精英部队）中校，以雷霆手段清剿贫民窟毒贩。他的逻辑是，犯罪源于毒贩，毒贩源于贫民窟，只要把毒贩清除，犯罪腐败就断了源头，就能解救贫民窟里被毒贩统治的老百姓以及贫民窟外受毒品危害的市民。这套逻辑在战术上是有效的，在战略上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现存的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没有被触动，他清除的只是结构之外的“坏人”，社会问题最后变成了执法问题，阶级矛盾被警匪矛盾掩盖。

　　而弗拉加发现了一部分问题并与纳西门托产生了激烈冲突。作为历史老师和议员，他反对BOPE以暴制暴，警告说“到2081年，超过90%的巴西人将住到监狱里”。这句话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或许弗拉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用监狱和子弹回应贫民窟的结构性贫困时，它只是在把阶级问题刑事化。

　　弗拉加的解决方案也暴露了巴西左翼的根本症结，当他只试图通过议会解决问题时，就已经把体制当作一个超阶级的、可以通过议会和司法程序加以矫正的中立机构。他不问BOPE的暴力为什么总是落在贫民窟的黑人青年身上，不问监狱里为什么塞满了毒品罪名下的穷人，不问谁从这种治安国家化中获利；他问的是“执法方式”是否文明，“体制”是否清廉。于是，他的反抗路径依赖的是竞选议员、议会演说（争吵），试图依靠法律程序扳倒腐败政客。

　　弗拉加看到了单靠BOPE无法根除犯罪，他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政客接管毒贩营生后，有线电视、网络、水和煤气可以打着冠冕堂皇的名义向穷人征税？因为这些暴力与征税不是“体制的腐败”，而是依附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地带的正常运转方式。

　　纳西门托原以为铲除贫民窟毒贩就断了犯罪腐败的源头。然而电影用最冷酷的方式告诉他：毒贩留下的真空不会被爱与和平填充，而是被政客和垄断资本接管。从有线电视、网络到水和煤气，腐败权力直接把手伸进穷人的口袋，打着冠冕堂皇的名义肆无忌惮地征税。纳西门托这才意识到，他清剿的只是非法的剩余价值榨取，而合法的剩余榨取早已在毒贩倒台之前就准备好了接管的通道。

　　笔者不知道这部影片的导演有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也是通过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而影片有意无意之间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魅力：毒贩在贫民窟组织暴力、控制领土、征收“税收”、剥削底层青年，本身已经是一种准资本的权力；政客接管之后，只是把非法的剩余榨取转变为合法的、可征税的、更体面的商品流通。所谓的腐败不是体制的“例外”，而是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常态”：买办资本、国家官僚和政客集团分享从穷人身上榨取的剩余，谁在台上只决定谁参与分赃！

　　醒悟过来的纳西门托开始与弗拉加合作。纳西门托从警队内部反抗，连带他的儿子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弗拉加则利用议会讲坛和媒体曝光，公开揭露腐败政客的罪行。最终，他们联手打了腐败政客一个措手不及，议会演说、公开揭露罪行，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扳倒了一帮腐败政客。

　　当然，纳西门托的“发动群众”与张牧之的“发动群众”有着相似的局限性，他的“发动群众”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揭露，而不是群众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他依靠的是议会讲坛、媒体曝光和司法程序，而不是贫民窟居民对治安、住房、水电和劳动条件的无产阶级经济民主控制。

　　纳西门托的政治想象仍然是“好人推翻坏人”：只要把腐败政客换掉，穷人就能过上好日子。弗拉加则把这种想象系统化为议会改良主义：他相信法律可以矫正权力，程序可以约束资本，选票可以替代街垒。两人合作的政治基础，恰恰是把阶级斗争降格为反腐斗争，把群众动员降格为道德义愤的集合。

　　影片结尾，纳西门托悲哀地发现，种种努力和牺牲的结果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贫民窟群众在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中被支配的地位不变，换一批政客，不过是换一批人继续征收超经济强制的租税。这个结尾与《让子弹飞》的结尾形成跨越大洋的呼应：张麻子推翻了黄四郎，兄弟们却坐着火车去了浦东，火车上穿着汤师爷衣服的黄四郎似乎又复活了，张麻子则骑着白马追向火车，画面定格在一个未完成的追问上。

　　《让子弹飞》

　　《精英部队2》

　　两部影片都以“推翻坏人”的胜利收场，却都以“坏人结构仍在”的寒意结束。这个寒意不是悲观主义的，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清醒：只要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不变，城头变幻的永远是大王旗，而不是穷人的命运。

　　黄四郎的复活，其根源在于群众没有真正被发动和组织起来成为替代旧组织、旧制度的有效力量。而黄四郎复活之后怎么办？ 答案其实就在贫民窟的群众组织之中，在工厂的劳动斗争之中，在把“谁在生产、谁在挨饿、谁在统治”重新变成政治首要问题的阶级斗争之中。张麻子的白马追向火车，纳西门托的悲歌回荡在里约的夜空中，他们同为有良知的精英，群众的斗争需要能够组织和发动群众并领导群众的精英，但绝不需要把群众当群氓、代替群众的精英主义。他们提出的问题，只能由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自己来回答。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