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是寄生虫？

　　“寄生虫”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一个集团不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却通过垄断政治权力，系统地占有和消耗社会财富，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破坏社会机体的健康。

　　而历史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以赫鲁晓夫为其开端，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为其成熟形态代表的，正是这样一个集团。

　　十月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其根本特征不是国有制本身，而是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国家机器，进而掌握生产资料。

　　这个政权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管理者由工人阶级监督和罢免，生产计划服务于社会需要而非利润积累，剩余产品通过国家预算重新分配于扩大再生产和公共福利。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反复强调的，正是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般的国家形式，而是“半国家”，是正在消亡中的国家，它的存在恰恰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国家最终消亡。

　　这个逻辑的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直接参与国家管理，防止管理者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

　　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但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管理这个体系的官僚阶层。

　　这个阶层在斯大林时期还受到党的严格约束和政治运动的压制，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利益。

　　斯大林逝世后，这个阶层内部积累起来的利益诉求开始寻找政治表达。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表面上是批判个人崇拜，实质上是这个官僚阶层在政治上的一次反攻倒算。他们需要的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而是摆脱党的监督、摆脱工人阶级的监督，把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变成事实上的所有权。

　　这就是修正主义上台的阶级基础。

　　修正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思想错误，不是某些领导人个人的道德堕落，而是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利益在政治上的反映。

　　这个阶层——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不再满足于作为工人阶级委托的管理者领取薪金，他们要求把管理权转化为占有权，把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转化为对剩余产品的占有权。

　　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在理论上是一堆混乱不堪的废话，但在政治上却有一个极其明确的功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从而取消工人阶级对官僚阶层的监督和制约。一旦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成了“全民”的党，那么党内的官僚阶层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代表“全民”来支配一切——实际上是为自己支配一切。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中断，而是它的巩固和深化。赫鲁晓夫时期还带有某种混乱的、冒险的色彩，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把修正主义体制化、稳定化了。

　　1965年开始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是这一体制化的核心步骤。它的公开口号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经济刺激，但它的实质内容是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引入国有经济。

　　企业不再以完成国家计划为核心目标，而是以利润为核心目标；企业领导人不再对工人阶级和党的组织负责，而是对上级官僚机构负责，而上级官僚机构考核他们的标准就是利润指标。

　　这样一来，国有制在形式上没有变化，但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关键在于，企业领导人获得了对工人的实际支配权，包括雇佣和解雇的权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企业管理者是受委托的公仆，工人不能由管理者任意解雇，因为管理者不是雇主。但在“新经济体制”下，企业领导人为了追求利润，可以裁减工人、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他们的行为逻辑和资本家没有本质区别。

　　区别只在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是凭借私人财产权，而苏联的企业领导人占有生产资料是凭借政治权力——他们通过自己在官僚等级中的位置，获得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收益权。

　　这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它不是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财产，而是通过政治权力直接占有财产。

　　当时苏联基米罗伏州九万妇女失业，全国约百分之十二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修路机械站一年开除七十九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五家汽车公司五个月裁减二百三十九人，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整套剥削机制在运转。

　　失业大军的存在，对于官僚资产阶级来说有两个功能。

　　第一，它压低了在业工人的工资，使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第二，它制造了恐惧，使在业工人不敢反抗，不敢提出权利要求，因为随时有人可以替代他们。

　　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产业后备军的作用。苏联的修正主义集团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完整地复制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核心机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解雇权本身的政治含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不能被任意解雇，这不是一个福利问题，而是一个政权性质问题。工人不能被解雇，是因为他们是企业的主人，管理者是他们的雇员。

　　一旦管理者可以任意解雇工人，这个关系就颠倒过来了。管理者成了主人，工人成了雇员。苏联当时盛行的那些解雇理由，如提意见被解雇，揭发盗窃被解雇，“诽谤领导人”被解雇，说明解雇权不仅是经济剥削的工具，也是政治镇压的工具。官僚资产阶级用解雇权来消灭任何形式的反抗和监督，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

　　工资克扣是同一个剥削机制的另一个侧面。苏联罗斯托夫州煤矿工人劳动一天应得十三卢布，实得三卢布，其余被剥削。这不是个别管理者的贪污行为，而是制度性的剥削。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企业领导人必须压低成本，而工资是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部分。他们可以巧立名目克扣工资，因为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权力来对抗他们。

　　工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是工人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但是在修正主义体制下已经变成了管理者的附庸，它的功能不是组织工人斗争，而是配合管理者安抚工人、压制不满。工人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就失去了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一切手段。

　　这就回到了列宁的那个著名论断：“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

　　列宁说的“国家统计和监督”，不是指官僚机构对社会的控制，而是指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国家对社会生产进行管理。这个管理和监督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不是官僚阶层。一旦工人阶级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国家机器就从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变成了一个官僚阶层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

　　苏联的修正主义集团所做的，正是完成了这个转变。他们打着“全民国家”的旗号，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专政。

　　现在可以回到“寄生虫”这个判断上来了。

　　为什么说这个修正主义集团是寄生在苏联社会身上的寄生虫？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寄生虫的定义是，一个不参与生产性劳动的群体，通过垄断某种权力或资源，从生产者的劳动成果中抽取一部分供自己消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损害生产者的再生产能力。

　　苏联的官僚资产阶级完全符合这个定义。

　　他们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企业的生产是由工人完成的，技术是由工程师和科学家发展的，管理在抽象意义上是一种必要的劳动，但官僚资产阶级的管理不是为了组织生产，而是为了抽取利润。

　　他们的“管理”实质上是监督和镇压工人，确保剩余产品能够顺利地流入自己的口袋。他们通过政治权力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然后以利润、奖金、特殊待遇、灰色收入等形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苏修当时的那些企业领导人，他们“想怎样干，就怎样干”，用资本家的口吻威胁工人“谁不愿意，可以另找工作”，这些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生产的组织者，而是寄生在工人劳动之上的剥削者。

　　这个寄生过程对苏联社会机体的损害是全面的。

　　在经济上，利润原则取代计划原则，导致生产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追求利润。这必然造成比例失调、浪费严重、技术进步缓慢，因为企业领导人只关心短期利润，不关心长期发展。

　　在政治上，官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寄生地位，必须不断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取消一切民主权利，使整个社会陷入政治冷漠和恐惧之中。

　　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必须用“全民党”“全民国家”“发达社会主义”这类空洞的口号来掩盖阶级压迫的实质，导致整个社会的思想生活堕落为虚伪和欺骗。

　　苏联社会从内部开始腐烂，根源就在这里。

　　勃列日涅夫集团吹嘘的“劳动权和休息权”“苏联人民不担心失业”，在庞大的失业大军面前，是对苏联劳动人民最大的嘲弄。这种吹嘘本身也是寄生性的，他们不仅从工人身上榨取财富，还要从工人身上榨取赞美，用谎言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一个寄生集团必须不断制造意识形态的幻象，因为如果人们看清了真相，看清了这些“领导人”不过是一群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统治就维持不下去了。

　　毛主席在分析苏联修正主义时指出，苏联出现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掌握了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

　　这个判断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般的“错误路线”，而是一个阶级的统治。

　　这个阶级的寄生性在于，它不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财产，而是直接通过政治权力占有财产；它不承担生产的风险，却享受生产的果实；它不创造价值，却决定价值的分配。

　　这种寄生性比传统的资产阶级更加赤裸裸，因为它连资本主义形式上的等价交换都不需要，它直接就是权力的变现。

　　苏联工人阶级从主人变成奴隶的过程，是理解这个寄生关系的最直观的入口。十月革命后，工人获得了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的权力，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

　　修正主义集团篡夺政权后，工人失去了这些权力，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失去了政权就失去了一切，这是苏联工人阶级用血泪换来的教训。

　　当工人不能监督管理者，不能罢免管理者，不能参与生产决策，不能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国有制就只是一个空壳，里面的内容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了。

　　所以长期生活在苏修统治下的苏联人民，自然的产生了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这种意识是从日常生活的压迫中产生的，失业的痛苦，工资被克扣的愤怒，被任意解雇的屈辱，被禁止说话的压抑。

　　苏联人民后来认清了修正主义集团的叛徒面目，冷眼看着苏修完蛋，这不是因为读了什么理论著作，而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剥削和压迫。

　　一个寄生集团可以控制国家机器，可以控制宣传工具，可以控制经济命脉，但它控制不了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寄生统治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经典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畸形的、不稳定的社会形态，官僚资产阶级利用社会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国有制形式，进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

　　这种社会形态内部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国有制的形式要求至少在名义上承认生产资料属于全民，但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要求实际上把生产资料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个矛盾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全民国家”的谎言，在经济上表现为计划与利润的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官僚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

　　这些矛盾不会自行消失，它们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激化，最终导致这个寄生集团的崩溃。

　　苏联工人阶级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推翻过沙皇，打败过白卫军和外国干涉军，建设过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阶级不会永远容忍一小撮寄生虫骑在自己头上。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越是暴露出它的寄生本质，人民的反抗就越是不可阻挡。

　　历史已经证明，一切背叛人民、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集团，不管它掌握多么强大的国家机器，最终都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

　　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命运，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