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大帝的特朗普效应

　　“特朗普现象”是“普京现象”在美国的翻版；“普京现象”也是对“特朗普现象”的警示——普京能够犯让国运倒转的错误，特朗普未尝不能。这是最高领袖自负自恋中，独断专行的必然逻辑。人性难移，有实力后就会觉得自己不用移了，应该是别人让路。

　　“百年巨变”之首，是美国自认的国际角色的改变。二战后美国一手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冷战中不断受到苏联阵营挑战；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方一统天下。但自始至终，它由美国独家领导并负担几乎全部成本。同历史上各类帝国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帝国形式，也是最开明的——尤其在冷战中，美国对盟友的宽容和慷慨，成就了“东亚奇迹”和欧洲的复兴。

　　冷战后借助胜利的余威，连美国的宿敌中国，也能够从这个自由主义秩序中，获得快速发展的空间和资源。

　　现在美国认为在这个秩序中吃亏了，不再愿意承担制度成本，并有意利用帝国余威，像老牌帝国主义一样攫取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仍期望占据道德高地来维系盟国体系，以弥补不断衰落的国力。特朗普的共和党则认为盟国尤为可恨，揩油比敌国更甚，所以要“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支撑世界秩序的文明大厦正在崩塌。

　　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常见的政治组织形式，它的基础是人的本性——恃强凌弱，唯我独尊，唯利是图。自由主义秩序建立的80年来，出现过一长串战争过时论和文明进化论者。1985年，理查德·罗塞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发表《贸易国的崛起》一书，描述一个用国际贸易取代征服的新时代；哈佛的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善良的天使》（2011年）一书中，系统阐述文明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2014年）也颇自信地宣称战争已过时。当然，美国二战后在欧洲老牌殖民帝国解体中的作用，以及卡特总统在1977年签署条约，将巴拿马运河管辖权交给巴拿马的壮举，都让人感到人类进步了。

　　但进步中的“杂音”，包括里根总统1983年出兵格林纳达推翻左翼政府，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就职演说中，刚刚宣布完美国将以一个“更善良、更温和”形象出现于世不久，就出兵将巴拿马总统诺列加逮捕归案，到美国受审并服刑。其实在各国领导者中，基于人本性的思维方式的不在少数。如俄罗斯的普京还停留在沙俄时代，他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根据的是沙俄逻辑。中国吃沙俄的亏最多，但不少网民不无羡慕地称他为“普京大帝”，说明同样的人性在作祟。“普大帝”发动战争后，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惊慌失措，到处讲如不制止普京，历史就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