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志：共产党人要重视资产阶级的体制内生长及政策性催生
引言：被遮蔽的资产阶级生成逻辑
当我们将“资产阶级”的概念局限于工商业资本家时，往往忽视了一个更隐蔽的现实——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资产阶级并非只能通过传统私有制积累自然生成，其更危险的形态恰恰是通过体制内部的蜕变与政策的定向催生而“内生”。这种“体制内生长”与“政策性催生”的资产阶级，不仅侵蚀着社会公平的根基，更以合法外衣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本文将从官僚集团的异化、体制外围势力的依附、政策漏洞的利用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并最终落脚于如何通过制度反思阻断这一异化进程。
官僚集团：资产阶级的体制内核心生长力量
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矛盾常被包装为“个体能力差异导致的财富分化”，资产阶级鼓吹“只要努力就能成为资本家”的叙事，试图掩盖其独占生产资料与文明成果的核心机制。但事实上，这种独占并非孤立完成——它依赖于与国家机器中权力掌握者的深度结盟。
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官僚集团本应是“人民公仆”，承担着资源分配、公共服务的职能。然而，当权力失去有效监督，部分官僚逐渐脱离“服务者”定位，转而将公共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时，他们便踏上了资产阶级化的道路。这种异化并非简单的“贪污腐败”，而是更深层的阶级立场偏移：他们开始认同资本增值逻辑，将公共资源（如土地、税收、特许经营权）转化为私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来源，并通过与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交换巩固自身地位。
例如，在某些地区，官员通过干预土地出让、项目审批等环节，与房地产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官员获得灰色收入或政治资本，开发商则获取超额利润；再如，部分掌握财政分配权的官僚，将公共资金倾斜向特定企业（如关联私营公司），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非对称优势。这些行为本质上是通过权力垄断部分生产资料（如政策资源、公共设施使用权），从而复制了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却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核心特征。更关键的是，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官僚集团因其对国家机器的直接控制，甚至成为资产阶级中最具支配力的部分——他们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更是资源的实际分配者，其资产阶级化程度往往比普通工商资本家更为深刻。
体制外围势力：资产阶级势力的结构性延伸
当官僚集团完成资产阶级化后，其必然寻求更广泛的同盟以巩固权力与利益网络。文化、教育、传媒等“软权力”领域，因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成为官僚集团重点拉拢的对象。这些领域中的群体虽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却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如教育经费、文化补贴、媒体拨款）获得生存资源，进而成为资产阶级阵营的“坚定拥护者”。
以教育领域为例，当部分高校领导与官僚集团形成利益关联后，学术资源分配、职称评定、科研项目审批等环节可能被异化为“关系运作”的场域，教授群体中逐渐分化出依附于权力与资本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通过为资本站台（如参与商业性课题、为企业撰写美化报告）、维护现有利益格局（如反对教育、医疗公平改革），间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同样，传媒领域中的部分从业者，因依赖官方渠道获取报道资格或广告收入，在涉及阶级矛盾的议题上选择沉默或选择性发声，甚至主动塑造“勤劳致富”“阶层流动畅通”的虚假叙事，掩盖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真实对立。
这些群体虽不直接拥有生产资料，却通过依附于官僚-资本联盟，从公共财政中分得“残羹”（如科研经费、文化补贴、媒体拨款），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阵营中最具“政治忠诚度”的延伸部分。他们的存在使得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赖暴力机器与经济控制，更获得了文化合法性——当“奋斗神话”“市场万能”的观念被广泛接受时，劳动阶级对自身被剥削地位的认知将被系统性消解。
政策性催生：制度漏洞下的新生资产阶级浪潮
除了体制内部的自然异化，资产阶级的扩张还依赖于政策制定中的妥协与监管缺位，如劣质企业虚假上市圈钱相当突出。当政府为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或回应精英阶层诉求，放松对生产资料与公共资源的管控时，便会人为制造出大量“政策型资产阶级”。
（一）平台经济：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典型样本
互联网平台（如社交网络、电商平台、流媒体）本质上是全体人民共同构建的“数字公共空间”——用户的投入资金、注意力、数据、内容生产构成了其核心价值，而网络基础设施（如电视网络、宽带、光纤、基站）则由全国用户、国家财政与全民税收长期投入建成。然而，部分平台企业通过早期“跑马圈地”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后，利用政策对数据产权、垄断行为的监管滞后，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或生产资料。例如，某些头部互联网公司在国外上市后市值暴增，其背后是公众平台资源支撑，数亿用户免费贡献的数据价值被资本收割；演员、网红等群体通过平台获取天价薪酬（如范冰冰、王力宏等案例），本质上是平台利用垄断地位将流量、广告收益集中于少数头部个体，而普通创作者却只能分得微薄分成。这种“少数人凭借公共资源攫取暴利”的模式，正是政策性放松监管（如对反垄断、数据所有权的忽视）催生的典型资产阶级形态。
（二）福利事业市场化：公共服务的阶级转向
教育、医疗、住房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核心领域，其本质是“福利事业”而非纯粹的市场商品。然而，当政策导向从“公益优先”转向“市场化改革”时，这些领域迅速成为资产阶级牟利的温床。例如，教育产业化催生了“贵族学校”“天价补习班”，优质教育资源向付费能力强的群体集中，寒门学子的上升通道被挤压；医疗市场化导致公立医院逐利倾向增强，“以药养医”“过度检查”等问题频发，普通患者成为医疗价格虚高的承担者；房地产市场化更使住宅从“居住需求”异化为“投资工具”，开发商与炒房团通过囤地、哄抬房价攫取暴利，而普通工薪阶层却因高房价沦为“房奴”。教授、医生、房地产商等原本应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职业群体，在市场化浪潮中相当部分转化为“资产阶级化”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通过垄断专业知识（如名校教授的招生权力）、医疗资源（如专家号源的寻租空间）、土地开发权（如房企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绑定），直接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三）资本家的外围势力：隐蔽的剥削代理人
除上述显性资产阶级外，政策还间接催生了大量“外围剥削势力”，如物业公司、劳务派遣公司、保安公司等。这些组织看似提供“服务”，实则依仗资本与权力的庇护，对劳动阶级实施二重甚至三重剥削：物业公司通过垄断小区管理权，将业主缴纳的物业费转化为高额利润（如部分小区物业费十年涨幅超200%却服务质量下降）；劳务派遣公司通过“临时工”制度，帮助企业规避正式员工的福利责任（如社保缴纳、工伤赔偿），同时抽取高额中介费，使务工者遭受多重剥削；保安公司则为资本提供“廉价维稳力量”，协助压制劳动者维权行动，自身又享受劳务利益分成。这些势力虽不直接创造生产资料，却通过制度漏洞（如对物业费定价的监管缺失、劳务派遣比例的限制放松）合法化剥削行为，成为资产阶级统治链条中最贴近劳动者的“打手”。
反思与出路：如何阻断资产阶级的体制内生长？
面对资产阶级通过体制内蜕变与政策催生不断扩张的现实，我们必须超越“个案反腐”或“道德呼吁”的表层逻辑，从制度设计的根本层面进行反思与改革。
首先，为什么我们会允许某些人利用网络平台肆意窃取全国人民的财富？是监管的缺失，还是对新兴经济模式认识不足？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相关政策，加强监管力度，确保网络平台这一公共资源能够为全体人民谋福祉，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敛财的工具。其次，为什么要将公共资源和房地产当作搜刮人民钱财的工具？我们的政策初衷本应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促进社会公平，但现实却背道而驰。我们必须反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纠正错误导向，让公共资源回归公益属性，让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居住权益。最后，为什么像劳务派遣这样令人发指的双重剥削能够在我们的社会中横行无忌？这反映出我们在劳动权益保护方面存在严重漏洞。我们必须加强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行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剥削劳动者的行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共产党人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资本化带来的种种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刻反思自身的不足，不断调整政策，加强监管，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结语：守护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资产阶级的体制内生长与政策性催生，并非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而是制度漏洞与监督缺位下的阶段性现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体现在其能够通过自我革新阻断阶级异化的进程——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制度完善与群众参与切断资产阶级生成的土壤，就能真正守护“共同富裕”的本质目标，让文明成果真正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少数特权阶层。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