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私怨与历史的公义

　　很有一些人常这样别有用心地揭示革命领袖、农民起义领袖走上反抗旧政权道路的原因：不过因为没得到某某东西，不过为了泄私愤，报私仇，发泄个人的不满……这些人想藉此来否定革命领袖、农民起义领袖的人格，否定他们个人行为的正当性，进而否定革命和起义的正义性。

　　的确，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大多并非赤贫到活不下去的最底层人物，想来想去似乎除了朱元璋便找不出更多这样的例子来了。事实上，这些起义领袖大多出生于社会的中层或中下层，刘邦是秦朝的泗水亭长，是当地县令家的座上常客；东汉黄巾起义领导人张角也因行医而家资不菲；隋末瓦岗起义首领翟让是隋朝小官吏，李密更是世家大族出身；唐末的著名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出生于大盐商家庭；明末的李自成虽出生底层，但他后来当上了明朝一个驿站的驿卒，也算是“体制内的人”了；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洪秀全虽是底层的落第书生，但那时他的家庭既然能供他读书应考，就可推断他家绝不是一无所有的赤贫人家……这些人后来之所以走上造反的道路，很多也的确是因为私人的恩怨，比如前段时间网络上热度比较高的黄巢就是因为屡试不第，胸中的愤懑难抒，最后加入了王仙芝的造反大军，成了让官军闻风丧胆的农民起义领袖。那么，黄巢因为个人的恩怨而走上推翻反动政权的起义道路，会对他的形象有负面的影响吗？我认为并没有！恰恰相反，这种历史的真实才真正契合历史的辩证逻辑！农民起义领袖也都是一些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天生就悲悯苍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虚幻的神！

　　我这样说绝不是在否认起义领袖的情怀，绝不是认定这些领袖都是为了自己的私仇而故意煽动人民造反的蛊惑人心之徒，因为造反或革命是煽动不起来的，假如人们没有不满和仇恨，再去煽动也是枉然。恰恰相反，我对这些农民起义领袖的人格和情怀是坚决肯定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悲悯苍生的情怀，即使他能力再强，资历再高，也很难在革命运动过程中成长为起义的领袖。只是，这些领袖们的情怀并不是天生就具备的，而是在后天的生活经历中逐渐形成的。这些领袖在他们的早年生活中受到黑暗势力的排挤和压迫也只是他们的个人仇恨、个人恩怨，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回避或否认。虽然说阶级压迫是群体性或集团性的压迫，但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却都是对个人的压迫，是以被压迫阶级成员对压迫阶级成员的私人仇恨表现出来的。单个单个的不公积聚成了社会的不公，单个单个的仇恨积聚成了阶级的仇恨，因此，肯定阶级仇恨的正义性就必须同情私人仇恨的正当性。革命领袖、农民起义领袖们因个人私怨而走上革命和造反之路，丝毫无损于他们个人的光辉人格，更无损于革命和起义的正义性。因为自己与恶势力有私怨，而发现许许多多和自己有相似私怨的其他人，于是这些人走向联合，向他们共同的敌人宣战，私怨就上升为公怨，私仇就上升为公仇，革命和起义领袖的初心也得到了升华，不再仅仅为报自己的私怨与私仇，而是为了整个被压迫阶级而战斗。这应该就是绝大多数革命或起义领袖的真实的精神演变过程。

　　因此，农民起义领袖为报私仇、泄私怨的造反初心非但丝毫无损于他们光辉的历史形象，也丝毫无损于革命和起义的正义性，这反而使得领袖们的个人形象更加真实、丰满，据此，我们也能对历史洪流中的细微之处观察得更加清晰，对历史上的革命和起义这些宏大事件的历史意义认识得更加深刻。

　　【文/雨凡，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