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毛主席谈“双百方针”辩证法——香花与毒草的对立统一

　　笔者近日再次拜读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时注意到，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先后两次讲话都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而且用了很大篇幅阐述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他以农民种地为喻，深刻揭示了香花与毒草、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六十余年过去了，这些论述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为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基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战略思考

　　“双百方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然而在科学文化领域，仍然存在着某些“左”的思想影响，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这一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坚实的哲学基础之上的。毛主席援引列宁的论断：“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他进而指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正是从这种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二、“双百方针”的辩证逻辑：香花与毒草的对立统一

　　毛主席对“双百方针”的阐述，处处贯穿着辩证法的智慧。他用农民种地这一最朴素的比喻，讲透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不可能只长粮食不长一根草，同样，百花齐放也不可能只放香花不放毒草。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指出：“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之所以为香花，恰恰是因为有毒草作为对立面。禁止人们同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只会“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与“毒草”的斗争中产生的。毛主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同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努力研究和学习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毒草不仅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毛主席以《乌盆记》《天雷报》等一度被禁的剧目为例指出，“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这些东西，“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毛主席说，“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毒草暴露出来就可以被批判、被改造。“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这里体现的正是“引蛇出洞”、变被动为主动的辩证法智慧。

　　主动“种牛痘”，增强政治免疫力。毛主席特别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他将其比作“种牛痘”——“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毛主席说，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批判苏联只放香花、不放毒草的形而上学做法。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苏联的做法：“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毒草。苏联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不承认对立面的存在，不承认矛盾，恰恰是形而上学的表现，最终必然在政治上犯错误。

　　香花和毒草总得有个主次。毛主席强调，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他将其比作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原子核很小但很重，处于主导地位；电子很轻，围绕原子核运转。有主有次，有统治有被统治，这才是辩证的统一。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三、“双百方针”辩证法的当代启示

　　重温毛主席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文化科学领域在贯彻“双百方针”时，突出问题表现为两个看似相反却根源相同的倾向：一是“不敢放”，因噎废食，限制了创造的活力；二是“不会争”，在纷繁复杂的思想舆论面前，丧失了引导和斗争的能力。

　　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在坚持“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我们应当以毛主席“双百方针”辩证法为指引，确立香花在与毒草相比较并不断斗争中发展的对立统一哲学观。要知道思想领域的“毒草”，不会因为你不承认它就消失，正确的态度是让它们暴露出来，在斗争中加以辨别和克服，在斗争中锻炼队伍、增强免疫力，同时确保主流和方向不动摇。今天的“放”，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以更博大的胸怀、更强的制度自信，去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争”的过程中，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有说服力的学术理论和有效的治理手段，引领方向、凝聚共识。

　　毛主席同时强调：“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他还要求“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毛主席在六十多年前的讲话中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稻子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他告诫全党：“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那棵经得起任何台风考验的大树——既不惧怕对立面的存在，又能在斗争中坚持真理、发展真理。这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原创首发，图片源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