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长发曾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孰不知它也是革命的一个侧面

　　头发，虽然只是普通的人体皮肤组织的一部分，但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头发却承载了太多的文化、习俗甚至是政治内涵，这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哪怕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头发有关的故事也很多，非常值得我们细细探究一番。

　　一、头发所承载的文化与时代风气转变的象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十三经”中的《孝经》记载过孔子的一句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古代，头发一般是不能随随便便修剪的，剪发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上古五刑之中，专门有一种刑罚“髡（kūn）刑”，就是将头发全部或部分剃掉的刑罚。可见，古人认为，剃掉头发是一种严重的羞辱和惩罚。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典故就是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东汉末年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夏，曹操率兵讨伐张绣。正值麦子成熟季节，曹操下令不得践踏麦田，违令者死罪。然而，曹操自己却一不小心骑马践踏了麦田。于是，他挥剑割断头发扔在地上，算作是自我惩戒。由此可见，头发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正因为古代中国人如此看重头发的重要性，所以，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头发往往成为时代风气转变的象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剪发或剪辫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通俗易懂的口号。1912年3月，孙中山先生发布《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要求“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剪辫令刊布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剪辫运动的社会浪潮。

　　毛泽东与斯诺。

　　这次社会浪潮也深深地印在了青年毛泽东的脑海中。时隔多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县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对谈中提到：“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由此，剪发或剪辫成为孙中山先生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标志。

　　二、短发或平头成为追求革命进步的外在标志

　　同样的道理，头发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头发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重要的关系是：发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外在标志。大革命时期，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当时，他穿着朴素，剃个平头。一位苏联同志对此的评价是：“延年不但思想无产阶级化，而且相貌也无产阶级化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以辛亥革命前的大辫子相比，短发或平头是新的发型式样，并逐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标志。

　　对此，毛泽东在写于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就调查指出，大约从1926年大革命开始，在江西省寻乌县县城里面，“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在整个寻乌县的人口中，剃平头的人几乎全部都是青年工农革命群众，而盛行于学生和商人群体中的是“文装”（西装）、“花旗装”（美国装）等。

　　与此同时，女性剪短发则成为追求革命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普通的家庭女性还是基本上留长发和保留发髻的。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曾志回忆过，1924年，她考入湖南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期间，学校里面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非常活跃，也有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那时提倡剪短发，我很快响应，将一头秀丽的长发给剪掉了，放假回家因此挨了父亲的一顿臭骂。”同为女革命家的陈修良也回忆过，1922年9月，当她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后得知，该校有一项特别的规定，那就是女学生的头发剪短了，要被开除。湖南与浙江，不同省份的不同学校，校规校纪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青年女性用剪短发的方式表示自己与旧传统、旧习俗的决裂。

　　《青春之歌》剧照。

　　基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女生们的齐耳短发的发型被称为“革命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是要推翻“三座大山”，而且还要通过思想文化层面的宣传与教育改造社会，移风易俗。从工农红军到人民解放军，齐耳短发成为现代中国女兵发型的基本式样。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乃至于著名烈士刘胡兰的雕像，这些经典女性形象的发型都是“革命头”，引领了一时的社会风尚。

　　三、头发与革命生活的艰苦卓绝

　　有短发，就会有长发。头发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个重要的关系是：头发的长短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革命的艰苦卓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和环境的险恶，很多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精心修剪发型，以至于头发有时候会比较长。比如，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陕甘根据地，陆续采访了一些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和将领。他是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

　　毛泽东的长发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更早的时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过程中，“毛委员”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是头发很长。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曾志这样回忆见到毛泽东的情形：“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他热情风趣、平易近人，使我对他从仰慕变成了崇敬和亲切。”同样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张平化这样回忆见到毛泽东的情形：“只见屋里有一张用两条长凳和一块旧门板搭起的床，上面正睡着一个人，身穿粗布衣裳，头发留得很长。”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所熟知的标准发型，革命年代的毛泽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留着比较长的头发。我们一方面可以由此看出，贯穿毛泽东一生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不重外表的豁达品格，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革命工作的艰辛。1927-1928年的毛泽东时年35岁左右，风华正茂，拿到今天类比，正应该是注重发型仪表的年纪。然而，农村革命斗争的复杂和日常生活的艰苦让人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去关注自己的仪表。

　　客观讲，这也是平头短发能够在革命年代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发型式样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打理，也不需要抹上发油固定造型。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知名文学家茅盾在汉口见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茅盾晚年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写道：“他精神焕发，但头发却留得很长，大概没有时间理发。”茅盾的观察是仔细的、敏锐的，他的这个回忆恰好就成为今天的人们了解革命年代实际生活的一个“小窗口”。

　　电影《红色娘子军》剧照。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长发可以反映革命生活的艰苦卓绝，短发同样也可以反映这一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不同于城市生活，农村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土地革命时期，困扰红军战士的一个重要东西就是会咬人的虱子。因为缺少灭虫的医药，换洗的衣服又少，卫生条件差，身上就容易长虱子。有些红军战士为了减少虱虫的寄生，会故意把头发剪短甚至是剃成光头。长征时期，由于军情紧张，行踪不定，更没有多少时间保持身体和住处的卫生，因此，红军战士的身上、头上往往都长满了虱子。长征结束抵达陕北地区后，生活条件有了基本的保障后，身上的虱子消灭了，但头发里的却不容易清理干净。无奈之下，很多红军战士甚至包括女同志在内，都把头发剃掉了。当时，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等女同志都曾经这样做过。农村革命的艰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四、长发可以在特定环境下发挥化装掩护的作用

　　短发可以成为追求革命与进步的标志，长发也可以在革命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头发与革命的第三个重要关系是，它可以在特定的情境下起到化装掩护的作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女革命家都一定是齐耳短发。

　　在革命军队中，女兵一般留着短发，但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工作，情况则有所不同。短发或平头既然成为了革命的象征，那么它也有可能会给革命者带来危险。刘英在自述中提到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南长沙城内流传着一句恶毒的话“巴巴头，万万岁！瓢巴鸡婆遭枪毙”。所谓的“巴巴头”就是指妇女的发髻，而“瓢巴鸡婆”是当地的俗语，意思是秃尾巴鸡，专门用来侮辱剪了短发的女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抓住剪了短发的女性就要枪毙。同一时期，在河南省做革命工作的周惠年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当时河南地方的红枪会很厉害，“专抓参加共产党、剪短发的”。周惠年此前也剪了短发，头发一时长不起来，只好到处躲藏。

　　有鉴于短发可能给女革命家带来生命危险，所以，在城市中做地下革命工作的女同志通常会留有长发。道理很简单，当周围的普通女性都留着长发或者盘着发髻的时候，留短发的女性就会非常显眼，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这个时候，留着长发对自己来讲就是一种很容易做到的额外保护措施。据罗亦农烈士的遗孀李文宜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一个规定，不允许女学生剪短发，目的就是为了返回中国后便于化装。回国后，留着长发的女同志一般会梳一个假发髻。为了革命工作能够顺利推进，就必须学会融入周围的人民群众的生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上述事例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小小的头发见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多个侧面——既能看出革命带来的社会习俗与时代风气的变化，又能看出革命生活的艰难困苦，还可以发现它在革命工作中可能发挥的特殊的保护作用。说到底，这些侧面反映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在纸面上进行数学演算与绘画制图，而是实实在在地改造中国社会和改变中华民族集体命运的系统的政治革命运动，其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可想而知。今天的我们在学习与探究党的历史的过程中要牢记革命胜利成果的来之不易，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