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珩墨| 长征胜利90周年：毛主席究竟看透了什么？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

　　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

　　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

　　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

　　——1935年，毛泽东，《行军告示》

　　一

　　今天，是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日。

　　回望九十年前的那场战略大转移，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令人窒息的血色与悲壮：从1934年10月离开江西瑞金，至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整整一年时间，中央红军转战14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

　　期间，翻越18座巍峨大山，趟过24条大河，进行了600余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

　　在这条绝路上，营以上干部牺牲430余人——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永远地倒下。

　　这是一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宏大史诗，却也是中国革命在遭遇最惨烈反扑与最严重内耗之后，不得不进行的一场向死而生的突围。

　　1935年12月，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为这场远征定下了不朽的基调：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它向全世界宣告了红军是英雄好汉，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彻底破产；它向沿途两万万苦难的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的道路；它在十四个省的广袤土地上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星星之火，必将燎原。

　　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在九十年后的今天，去剥开历史的血肉，去直视那个残酷的起点：

　　是谁，让红军不得不长征？

　　又是什么样的思维梦魇，差一点将这支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我看来，长征不仅是革命事业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其惨痛的血的代价，对党内“教条宗派主义”与“左倾盲动主义”进行的一次最深刻、最彻底的认识论清算。

　　二

　　回首党的早期历史，革命队伍曾遭遇过两次致命的低潮。

　　第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屠刀下，党员人数锐减至一万余人；

　　第二次，则是在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投降错误之后，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路线。

　　尤其是第二次低潮，其损失的幅度与烈度，远超大革命失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推行，直接导致根据地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所谓“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正是对这一时期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的沉痛概括。

　　然而，正是在这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毛主席却展现出了令人震撼的乐观主义精神。

　　观察这种至暗现实与宏大乐观之间的巨大落差，我们才能真正触碰到毛主席对于“路线偏差”的深刻洞察，以及他对劳动群众革命潜能的无限信任。

　　1960年秋天，当美国记者斯诺问及“一生中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时，毛主席的回答出人意料：

　　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

　　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

　　很显然，在毛主席看来，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数不尽的雪山草地，都不算最黑暗的绝境。真正的绝境，是党内决策层的多数同志，未能实现世界观的革命。

　　他们的脑子里依然盘踞着旧时代的梦魇，本能地追捧错误路线。

　　在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兵力运用上，他们陷入了极度荒谬的盲动主义；同时，他们缺乏政治眼光，反感红军内部的政治化建设，凭借单纯的军事观点去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和“死打硬拼”。

　　到了长征途中，张国焘更是企图以“枪指挥党”，凭借四方面军的人数优势武力胁迫中央。这无疑是党内错误路线发展到极端的具体表现。

　　可恰恰是在这令人窒息的至暗时刻，毛主席却接连挥就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与《清平乐·六盘山》。

　　当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六盘山时，多日未曾休整，掉队者甚众，全军仅剩八千余人。

　　区区八千疲惫之师，面对前方胡宗南等部的重兵围堵，毛主席写下的却是：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不仅是诗人的豪情，这更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在确立了正确政治路线之后，对历史规律的绝对自信。

　　正如他在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所言：

　　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人民群众中蕴含的革命潜能，是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

　　只要有正确路线的引领，只要为这片汪洋大海打造出坚实的“政治身体”，这股力量就能摧枯拉朽，压倒一切敌人！

　　三

　　可是，正确的路线，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在长征之前，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完美地演绎了什么叫作“思想懒汉”与“宗派主义”。

　　这帮高高在上的“左倾”决策层，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生吞活剥，异化为办公室里纸上谈兵的主观教条和八股。

　　他们拿着从苏联生搬硬套来的经济决定论公式，在根本没有触及劳动阶级政治领导权建设的情况下，幻想着“抄国民党的作业”。

　　是的，抄作业。

　　回想国民党当年，1924年平定广东，1926年北伐，摧枯拉朽，1928年就在南京建立了全国政权。

　　于是，博古、李德、王明等人，脑子里装满了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统治想象力。他们狂热地追求“一省或数省的率先胜利”，要求红军放弃游击战与运动战，放弃分兵发动群众，去集中兵力打赣州、打大城市，去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消耗。

　　在他们最激进的“纯左”口号之下，掩藏着的却是一种过时的、坐在城市里对农村发号施令的旧式官僚统治模式。

　　至于政治领域的新质，如何让劳动群众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如何推动行政走向群众化与公共化，他们不仅缺乏想象力，甚至根本不屑一顾。

　　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了可以随时念诵的咒语，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代价，就是几十万红军将士的鲜血，与被迫放弃的中央苏区。

　　1958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沉痛地谈到：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

　　1964年，他又直言不讳：

　　‘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革命队伍内部那些未能完成世界观改造的群体，仅仅依靠正面的理论教育，是难以真正唤醒的。他们必须从现实的教训中认识问题，把蒋介石的屠刀、大溃败的鲜血、两万五千里的绝境当作反面教员，才能被迫直面现实。

　　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时早就指出：

　　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成为伟大转折，正是因为反面教员的极致压迫，终于使得党内对单纯军事上的盲动主义完成了部分纠偏。

　　而要彻底清算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要等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要彻底摧毁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教条宗派主义，则要一直等到延安整风。

　　长征，就是这场伟大清算的起爆点。

　　四

　　如果说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无产阶级革命揭示了“必要条件”（没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反抗）；

　　那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在长征及其前后的血火淬炼中，探索出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革命“充分条件”。

　　什么是充分条件？

　　那就是：统治阶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劳动群众如果不被组织起来、不被赋予政治身体，就永远只是马克思口中那“一口袋马铃薯”。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就是在讲，必须通过根据地建设、深度的群众动员、减租减息与土地革命，建立起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

　　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场，依靠建设充分条件（农村包围城市、深度组织农民）而武力打垮旧政权镇压机器的革命。

　　这场革命形成的独特理论，就是让劳动人民掌握领导权，让政权真正由群众掌握、为群众服务。这才是毛泽东主义的核心。

　　反观那些教条主义者，他们恰恰是在认识的零点上跌倒了。

　　他们把“必要条件”盲目等同于“充分必要条件”。他们以为只要社会有阶级剥削，只要自己手里拿着马列主义的教科书，革命就能像行政指令一样自动生效。

　　在他们的逻辑里，完全不需要去艰苦卓绝地发动群众。

　　他们身处革命的队伍中，却幻想着一种“外在的”教师爷姿态。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通过读书、背语录就能垄断真理，然后把群众当成只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工具。

　　这种脱离群众政治实践的“无机知识分子”幻想，与当年在苏联试图绕开底层动员干革命的孟什维克，又有什么两样？

　　五

　　今天，当我们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时，如果仅仅将其视为一段苦难辉煌的凭吊，那就太轻浮了。

　　左倾路线赖以出台的认识论盲点，作为一种严重的形而上学思维缺陷，依然是今日左翼甚至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思想进步上的致命桎梏。

　　环顾今日之舆论场，有多少自封的“纯左派”，正在完美复刻当年王明教条主义的丑陋姿态？

　　他们以形而上学的眼光去理解阶级与国家，将复杂的社会整体对立生硬地“实体化”。

　　在他们的脑海中，革命被扭曲为一种“阿Q式的具体革命想象力”：只需要彻底否定某一个具体的旧统治集团，只需要在口头上喊出最激进的口号，他们自己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天然正确的一方。

　　于是，判断一个人、一件事是否革命的标准，不再是看你是否扎根于劳动群众、是否在推进群众的觉悟与组织；而是看你的口号是否足够“纯粹”，看你是否能熟练背诵某一两句断章取义的经典语录。

　　这，正是教条主义的荒谬与危险之处。

　　在这套扭曲的逻辑下，这群毫无政治眼光、对劳动群众的真实诉求嗤之以鼻的“纯左派”，往往会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那些不够“纯粹”的底层群众。

　　他们不需要去调查研究，不需要去搜集证据，仅仅依靠一套静态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结构分析模型，就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化身为不需要推理逻辑就能批判一切的“左翼公知”。

　　毛主席在七大口头报告中曾对这类人一针见血地扒皮：

　　很多同志由于马克思主义不很多，可以随时忘记农民，不要人民战争，这样即使发表演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也是他自封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用途，是内在地用于促成群众觉悟与组织奋斗，而不是预先和外在地成就教师爷的指手画脚。

　　如果把马列毛理论仅仅当成炫耀自身品味的“文化资本”，那就不是在学习革命理论，而是在拿革命理论装点自己。这不仅背离了长征精神，也背离了学习马列毛的初衷。

　　那些把静态结构分析当成教条，以为只要照本宣科就能判断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往往无法跟上真实政治实践的发展。

　　跋

　　从战争学习战争。

　　人生，何尝不是一场长征。

　　出发时，往往猝不及防，前途未卜。大路、小路、弯路、直路，乃至绝路，交织成漫长的征途。

　　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来不是先想好了所有的完美方案再行动，而是在干中去学，在绝路中蹚出一条生路！

　　就像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的：

　　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长征用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左与右的识别，政治路线的真伪，从来不可能在群众领导权建设的“过程之外”去判定。

　　那些企图用“去政治化”的结构分析框架来指导现实的人，那些脱离群众搞自我感动的“形左实右”者，终将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碾碎。

　　只有真正在整体的对立面内部起作用，只有自觉地戒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懒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识，投身于劳动阶级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中，我们才能真正读懂长征。

　　天无绝人之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

　　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这个纪念的日子里，如果面对现实的泥沼与理论的迷雾，你感到艰难，你感到彷徨，那么请回头望一望九十年前那倒在夹金山与草地里的先烈们。

　　再难，还能有红军长征难吗？

　　凡是遇到困难，你只要这样想——

　　从此，天下便没有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