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语言中汲取养分——伟人毛泽东的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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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在湖南农民运动时期，针对中国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毛泽东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讲农民一听就懂的话。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在阐述群众路线时，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也有效地传播了革命思想。

　　毛泽东特别善于学习和运用当地的语言，注重把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充分发动群众，因而很容易被劳苦大众认可。1928年，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遂川后，为宣传党的主张，逐字逐句修改陈正人起草的《施政大纲》，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当年，正是这种带烟火气的大白话，把革命的道理和思想播撒四方。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形象地说明充分的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破解矛盾的必由之路。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充分运用历史典故、寓言和神话来阐述革命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拿“曹刿论战”的故事说明怎样以弱胜强;《将革命进行到底》利用古希腊“农夫和蛇”的寓言表达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的决心;《矛盾论》中用《山海经》的“夸父追日”、《淮南子》的“羿射九日”、《西游记》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鬼狐变人的故事，说明“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而“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奥道理。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列宁也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毛泽东善用群众语言宣传革命思想的做法启示我们，无论深奥的政治理论还是深远的革命主张，都要适应群众的认知水平和语言习惯，在理论通俗化、语言群众化、形式多样化、载体时代化上下功夫，用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接地气的形式和生动鲜活的语言宣讲、阐释深刻的道理，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进群众的心坎里，进而产生强大的感染力、穿透力和引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