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用哲学指挥战争,教员是如何转型的?

2024-03-21
作者: 温伯陵 来源: 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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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众所周知,教员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就指挥两百学生击败三千正规军,己方无一伤亡。

  教员初出茅庐便取得如此成就,后人认为是军事天赋超群,但如果仔细研究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知道教员不仅是军事天赋超群,期间的个人修养、分析局势、揣摩人心都是精彩绝伦的。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教员军事生涯的第一战。

  聊军事之前,我们得先知道,那两年教员都做了些什么。

  1915年11月,湖南一师的“自进会”改名为“学友会”,校长亲自兼任会长,教员当选为文牍,负责起草报告、会议速记等事。虽然工作琐碎,但通过学友会文牍的职位,教员开始参与湖南一师的工作。

  有些时候,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能做为桥梁,把做工作的人送到彼岸,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所以自从做了学友会的文牍,教员逐渐在学生中有了威信,在校领导中有了话语权。

  自1916年起,教员对体育的认识更加深刻。

  因为杨昌济提倡民主科学的新生活,不论春夏秋冬都洗冷水澡,试图以此来强身健体。教员是杨昌济的爱徒,便自然而然的模仿杨昌济。

  每天早晨,教员就到浴室旁边的水井,打满满一桶冷水出来,然后用冷水擦身体,擦完淋一桶水,再擦、再淋,如此反复数次,直到身体发红发热为止,共耗时二十分钟左右,做的比杨昌济都认真。

  湖南一师附近有座岳麓山,山上的望江亭有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受这副对联的影响,教员经常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爬到山巅,赤身裸体站在烈日下、风中、雨里,他们称之为日浴、风浴、雨浴。

  除此之外,教员还到湘江游泳、橘子洲露宿,凡是可以锻炼身体的运动,他都要尝试一番。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那年暑假,教员就能徒步120里,到板仓杨家向杨昌济请教问题,随后又徒步40里拜访柳午亭,请教和体育有关的问题。

  这样的身体素质,远超现在绝大部分年轻人。

  身体素质强悍,又反向影响了教员的精神。

  他给黎锦熙的信里写道:

  “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

  写给黎锦熙的两段话,说明教员体会到两个哲学观点——

  其一是精神依赖肉身,一失肉身万劫不复,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有用的肉身,自杀是没出息的表现。

  其二是身体可以由弱转强,那万事万物都有可能强弱转化,后来他给《新青年》投稿的《体育之研究》,就深度阐述了强弱转化的逻辑。

  这两个哲学观点,影响了教员一辈子。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很容易被人忽视的事,那就是湖南一师成立学生课外志愿军,目的是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参加志愿军的学生被编为一个营。

  因为教员有从军经历,又有学友会文牍的工作经验,便被任命为第一连上士,除了参加军训以外,还要传递上级命令、处理全连的一切文牍事务。

  这样的身份,有利于教员在学生志愿军树立威信,并亲身体会军队的运作流程。

  1917年是教员哲学精进的一年。

  这年,教员又给黎锦熙写信,探讨如何救国救民的问题。

  他认为近代中国变法都是从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着手,但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要想救国救民,需要解决根本问题,即世界之本源、宇宙之真理。

  那什么是世界之本源、宇宙之真理呢?

  教员的答案是人心——“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这个答案,和王阳明的“人人皆可为圣人”异曲同工。

  如何解决人心的问题?

  教员的原话是——“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阵,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也。”

  可以说,教员从此认识到人心的重要性,奠定了调动人心建功立业进而改造中国的基本逻辑。

  十余年读书求学,至此大彻大悟,教员原本就倔强的性格再度升华,拥有了极其强悍的自我意思,他在杨昌济讲授的《伦理学原理》中,做了一万多字的批注,其中有这么一句:

  “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这句话,正是教员自我意思觉醒的标志。

  而这样的自我意思用到为人处事上,便是磊磊落落,丝毫不扭捏,不论和什么人谈论什么问题,都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舒展,大气,光芒四射。

  1917年,湖南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允许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给其他同学投票,每人三票,每票选一人,结果四百多人参加选举,得票当选的只有三十四人。

  得票最多的,毫无疑问是教员,在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等六项细分类目中都有票,尤其是胆识和言语两项,只有教员得票了。

  同年举行的湖南一师学友会改选,教员当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而这两个职务,以往都是湖南一师的校领导和教师兼任。

  这两件事说明,身体素质强悍、认知深邃、自我意思觉醒的教员,已得到全校师生的推崇,成为当之无愧的学生领袖。
 

  2

 

  说完教员的成长,我们再来说说湖南的形势。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拥护袁世凯的湖南都督汤芗铭逃离长沙,但广西都督陆荣廷的兵马已经沿着湘江北上,零陵镇守使望云亭投降,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宣布独立。

  湖南处于南北交战的核心地区,战事一触即发,教员回韶山的路上见到兵痞成群,要么调戏妇女,要么到饭店吃饭不给钱,不禁和萧子升抱怨:

  “此湘之大不幸,实愤愤不能平于心。”

  袁世凯去世以后,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但两人因为职权问题闹得不可开交,黎元洪要继承袁世凯的惯例,由大总统决定大政方针,段祺瑞希望总理负主要责任,大总统变为虚职。

  府院之争,由此而起。

  所谓的府院之争,归根到底是黎元洪的实力不足,压不住段祺瑞,段祺瑞便想凭借实力问鼎天下。

  1917年5月,黎元洪向段祺瑞摊牌,宣布罢免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但实力不足的黎元洪无法控制政局,“辫帅”张勋便拥立溥仪复辟,准备混水摸鱼。

  随后,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拒绝复任,冯国璋出任大总统,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想独揽大权,排除杂七杂八的干扰,于是拒绝重开国会。

  国会是民国的象征,段祺瑞不开国会,相当于给南方的反对势力递刀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战争,讨伐段祺瑞。

  做为回应,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调北洋军第八师、第二十师进入湖南,准备武力消灭孙中山和两广势力。

  南北分裂,战事再起。

  北洋军和护法军在湖南激战一个月,最终在11月初,护法军击败北洋军,攻破宝庆(湖南邵阳),兵锋直逼长沙,北洋军总司令兼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害怕战败受处分,更害怕实力受损,便在11月14日通电全国,要求南北停战。

  发出通电以后,王汝贤便率部北撤,但护法军还没有进入长沙,也就是说,长沙成了一座空城。

  而就在这个时候,王汝贤麾下一支三千人的溃兵,没有及时跟随主力撤退,还在长沙附近游荡,很快就到了湖南一师的南部。

  如果这支全副武装的溃兵进入长沙,相当于狼入羊群,恐怕全城都要遭遇兵祸,抢钱抢粮都是轻的。如果溃兵进入湖南一师,手无寸铁的全校师生,如何抵抗?正值青春的女学生,又将遭遇什么样的劫难?

  这些都是未知数。

  幸运的是,这支溃兵不知道护法军是否进入长沙,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一切都有挽救的机会。
 

  3

 

  明白了历史背景,我们就能说具体战事了。

  面对一支没有军纪约束的溃兵,湖南一师的师生惶恐不安,非常害怕溃兵冲进学校打砸抢烧。

  11月15日,即王汝贤通电停战的第二天,学监方维夏决定,全校师生立即集合,转移到五里以外的阿弥岭,如果溃兵冲进学校搞破坏,那就破坏吧,师生才是湖南一师最宝贵的财富。

  但教员不同意转移,他向学监方维夏和校长孔绍绶说,一旦师生离校转移,学校便成为一座空城,溃兵再无顾忌,一定会冲进学校搞破坏。而且师生在转移的路上没有依托,溃兵阻击师生非常容易,师生一定损失惨重。

  方维夏和孔绍绶都是成熟的人,他们很清楚,教员的判断不无道理,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一旦发生人地皆失的事,代价是学校无法承受的。

  经过一番权衡,他们决定接受教员的意见,组织师生,保卫学校。

  教员的提议,其实是揣摩方维夏和孔绍绶的心理,直击他们不能承受的软肋,然后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只能接受提议,自己便可能成为落实方案的总负责人,拿到保卫学校的主导权。

  教员可能没有这么功利,但客观事实确实如此。

  那方维夏和孔绍绶为什么信任教员呢?

  因为他是学友会的总务,能和校方沟通。

  因为他是学生领袖,得到全校学生的认可拥护,是唯一能把学生组织起来的人。

  因为学生志愿军经过一年训练,稍具战斗力,教员是学生志愿军的文牍,有指挥学生志愿军的威信和能力。

  因为他的自我意思觉醒,外露出来的风采,能给全校师生极强的感染力。

  可以说,正是前两年的个人成长,给教员争取到第一次指挥军事的机会。

  得到方维夏和孔绍绶的信任,教员便开始部署保卫学校的事。

  他把学生都动员起来,把桌椅板凳搬到学校门口,堵住学校和外界的所有通道,然后征召学生志愿军,穿上日常训练的军装,手持木枪,一部分在各个门口站岗,另一部分环绕学校巡逻。

  但这远远不够。

  溃兵虽然是惊弓之鸟,但他们仍然拥有战斗力,即便是利用人心、谋略驱逐溃兵,也需要一定数量的真枪,让他们相信学生志愿军是有战斗力的。

  是的,学生志愿军不需要真的有战斗力,只要能营造声势,让溃兵相信即可。

  于是教员带着学校公函,到警察局借调了二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让他们和学生志愿军一起保卫学校。

  真假参半,虚虚实实,教员的计划成功一半了。

  当天夜晚,溃兵向学校方向移动,如果确认学校守备空虚,他们便要冲进去抢掠补给。

  在战斗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教员把警察、学生志愿军、青壮学生都动员组织起来,手持真枪、木枪、锄头、锣鼓等武器,分三路出学校,迂回到溃兵的三个方向潜伏下来,包围溃兵。

  另外一个方向没有部署人员,倒不是教员要“围三缺一”,而是因为那里有湘江,一道天然防线,不需要专门部署人员。

  教员率领主力,就埋伏在溃兵的正面。

  溃兵逐渐靠近,两军即将短兵相接,但教员知道,一旦爆发遭遇战,学校一方没有丝毫胜算,必须在遭遇战爆发之前,打掉溃兵的战斗意志,击穿溃兵的心理防线。

  于是,教员命令荷枪实弹的警察,向溃兵鸣枪三次。

  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

  听到三声枪响,学生志愿军和青壮学生事先准备的锣鼓、爆竹、冲锋号同时响起,造成发起总攻的声势,与此同时,写着桂、湘、粤字的灯笼一起点燃,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溃兵刚刚战败,战斗意志非常薄弱,现在突然听到“枪声”,没有交战便胆怯三分。

  而且溃兵害怕护法军趁胜追击,更不知道护法军是否进入长沙,这才缓慢的向学校移动,现在看到漫山遍野的灯笼,脑海中直接形成一种印象——护法军已进入长沙,我们被包围了,命在旦夕。

  反击,还是投降?

  如果溃兵做出反击的选择,凭学校的实力,必然是要战败的,所以教员不给他们思考的时间,趁他们思想混乱的时机,命令学生用桂林话喊话:“你们被包围了,立即投降,放下武器就放你们回家。”

  趁你病,要你命,教员穷追不舍,不断向溃兵施压。

  选择战争,胜利的机会微乎其微,选择投降,百分百能活命。人只有在没有退路的时候,才能爆发出惊人的战斗意志,一旦有退路,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最容易的路,战争、职场、生活都是这样。

  至此,溃兵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脱下白衬衫做为投降的白旗,教员指挥学生冲到战场收缴枪支、俘虏溃兵,收兵回校。

  教员不牺牲一兵一卒,便消弭一场兵祸,期间对校方、学生、溃兵的心理把握,可谓是步步为营,精彩绝伦。

  但战斗还没有结束。

  溃兵是受过训练的正规军,学生俘虏他们其实是取巧,他们一旦反应过来,还是有机会抢夺枪支击败学生,甚至祸乱长沙,最好的办法就是趁他们反应过来以前,送离长沙。

  送溃兵离开长沙,需要大量的钱。

  于是在11月16日,教员和长沙商会谈判,筹到将近两万大洋,给每个溃兵发了五到七元,然后陪他们买前往武汉的火车票。

  教员和长沙商会是怎么谈的,《年谱》里没有记载,但从俘虏溃兵的经验来看,教员一定是和长沙商会做了心理博弈,利用商人害怕溃兵抢掠的软肋,逼他们出了这笔钱。

  走到这一步,教员军事生涯的第一战,正式结束。
 

  4

 

  以前网上有个帖子,讨论为什么教员没有读过军校却有顶尖的军事能力,不知这个帖子现在还在不在。

  其实从教员军事生涯的第一战就能看出来,虽然教员没有读过军校,但他非常善于揣摩人心、分析各方的利弊,然后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化腐朽为神奇。

  相比步枪能打多少米、炮弹多大的口径、步兵和炮兵如何配合等技术层面的军事知识,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几乎都是教员文体双修悟出来的,尤其是哲学,教员追求的大本大源运用到军事上,那就是降维打击。

  所以教员说过一句话:“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

  后来,“重视肉身”的观点导致教员对自杀极其厌恶,很多大佬都栽了跟头,“由弱转强”的观点奠定了教员的辩证法逻辑,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甚至联美抗苏,教员无望而不利,“改造哲学变换全国思想”的观点,成为教员提炼新思想、重塑中国文化的先声。

  甚至可以说,“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紧紧抓住全国的人心。

  教员的辉煌人生,早在1917年埋下伏笔。

  现在回头来看历史,教员指挥学生俘虏三千溃兵,不过是小试牛刀,滚滚大江里的小水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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