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追记刘胡兰生前身后事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刘胡兰的生命钟摆永远停在了1947年1月12日，大义凛然走向国民党反动派铡刀的她还不到15岁。毛泽东曾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虽然71年过去了，但她鲜活年轻的生命、宁死不屈的精神和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她“死也不屈服”的英雄誓言，彰显了共产党员信仰如柱的可贵风采。
胡兰如何英勇就义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继母积极投身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一个多月学完后回村任妇救会秘书。1946年5月调到第五区“抗联”任妇女干事;6月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调回本村领导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年仅14岁的她，在已成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阎锡山军队。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军派粮抢粮、递送情报、派款抓丁、迫害革命家属、勒索百姓财物，无恶不作，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将其处死。阎军恼羞成怒决定报复。
这年冬天分外冷。随着我军主力的转移，云周西村这些原先的老根据地，失去了往日的欢乐，街上很难见到几个人，寒风呼啸着从村中墙头、树梢上扫过，只有那每天各家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才透着些生机。
1947年1月8日，阎军七十二师师长艾子谦亲率驻文水县大象镇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及该镇的地主武装“奋斗复仇自卫队”突袭云周西村，抓走了我地下交通员石三槐、民兵石六儿等及村原农会秘书石五则。在严刑拷打中，石三槐、石六儿坚贞不屈，毫不动摇;石五则却屈膝投降，供出了云周西村的革命干部和党组织。
1月11日晚，文水县第五区区长陈德照向刘胡兰传达了让她立即上山的紧急决定。也就在这天，阎军也敲定了更恶毒的阴谋。据刘胡兰纪念馆陈列的1947年1月11日艾子谦给二一五团一营的指令所写：“该营此次开展工作进行松懈，做法太软……今后做法要硬，去掉书生习气，勿存妇人之仁，速将陈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这封密信上明确写到要将刘胡兰法办、为死去的反动村长报仇等动机，证明了阎军对革命者的赤裸裸的迫害和残杀。
12日早上，东方刚露鱼肚白，刘胡兰早早起来想外出进行革命活动，并将她不准备转移上山而留下来的决心告诉了父母，她的心情愉快而激动。
就在这时，盘踞在大象镇的阎军二一五团第一营营长、副营长及其所属机枪连连长、指导员带队杀气腾腾忽然包围了云周西村，封锁所有路口，严令不许任何人出村。
刘胡兰已无法脱身。她为了不牵连群众，放弃了继母让她到隔壁坐月子的邻居家暂避的建议，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纪念品交给继母。不久，她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
刘胡兰被带到村头的观音庙里接受审问。阎军机枪连指导员大胡子张全宝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刘胡兰回答：“是。”他问：“你们村还有别的共产党员吗?”她答：“没有了，就我一个。”他问：“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她答：“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他问：“你不知道做共产党是要掉脑袋的吗?你小小的年纪就不怕死?”她答：“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了!”他问：“你自白不自白?”她答：“要我自白办不到!”……说罢，她带着不屑的神情大踏步走向刑场。
她阔步走向刑场时，另外6位同志被打得遍体鳞伤已站在那里。阎军连长许得胜宣读了7人的“罪状”。她站在庙台下面向南，离铡刀1丈远。随后，大胡子威逼村民道：“你们说，这7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村民们连连回答：“是好人，是好人呐!”阎兵慌了，把机枪调来冲着村民，不准他们再说下去。气极败坏的阎军首先当着广大群众和刘胡兰的面，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当场用铡刀将那6人全铡死，造成重大惨案，企图震慑群众，以达摧毁人民民主政权的险恶目的。
铡刀旁只剩下刘胡兰一人，铡刀底座被鲜血染红了，刀刃被崩卷了。一些村民不忍再看，偷偷背过身去。这时，大胡子走到她面前，问：“你怕不怕?自白不自白?”刘胡兰眼冒怒火，坚决地回答：“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寒风中，她慢慢把头转向母亲和小妹爱兰的那个方向，深情地望了一眼，然后似在人群中寻找着父亲的身影。阎兵强行把她的头扭转过去，不让她回望亲人们。
面对阎军的凶残和革命群众的牺牲，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愤怒地瞪着大胡子大声喝问：“我咋个死法?”大胡子恶狠狠指指那6位身首分离者说：“一个样!”阎兵再次威逼村民充当刽子手，但依然没人响应，于是他们再次架起机枪，企图伤害村民。
刘胡兰见状厉声喝道：“我一个人死好了，不能叫众人死!”说罢，她甩开押解她的阎兵，腾、腾、腾地走到铡刀跟前，从容躺在洒满烈士鲜血的冰冷铡刀上，面朝向东深情地望向她的亲人们。叛徒石五则害怕了，抓了把稻草盖在她的脸上，但被她扯了下来。
铡刀落下，鲜血喷洒，浸红了白雪掩盖的黄土地……刘胡兰就这样献出15岁的花季生命。
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给了小小年纪的她以巨大的精神支柱，这种敢于胜利和不怕牺牲的巨大力量，使她在白色恐怖和险恶环境中不惜舍弃生命，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铮铮气节!
据当时做妇女工作的县干部吕铭1997年1月13日在《山西日报》载文回忆：
作为刘胡兰的入党介绍人，每当想起和刘胡兰烈士在一起的情景，我的心情便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她)学习班结束后，先后担任过云周西村妇救会的秘书，文水县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在工作中，她积极肯干，勤奋学习，党指到哪里，她就干到哪里。参加“土改”工作队工作时，她访贫问苦，和贫下中农一起斗争地主恶霸、搞清算、分配土地，阶级立场坚定，密切联系群众，政治觉悟一天比一天高，深受群众的赞扬。1946年6月，刘胡兰被文水县五区区委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由一名农村小姑娘锻炼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她在入党时庄严宣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人类求解放，坚决听党的话，革命到底!”刘胡兰烈士虽然牺牲已经50年了，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她。我的名字原来叫吕雪梅，后来改为吕铭，其意思就是为了铭记历史，铭记刘胡兰。
据2001年“七一”前夕新华网乌鲁木齐6月25日电中所载吕铭回忆称：
我是看着刘胡兰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刘胡兰入党时曾这样对我说：“你放心，入党以后，我保证经得起考验!”说完这话不到7个月，她就用生命验证了自己的誓言。
云周西村当时属文水县第五区，据时任该区区委委员和二、五、六区武工队负责人及解放后曾任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杜杰2007年1月12日接受《山西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
我曾与刘胡兰同志在一起工作，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她那无限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却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我是1946年6月由吕梁区党委赴文水县工作的，在云周西村第一次见到刘胡兰时，她穿着芝麻叶花样的土布大襟袄、黑细布裤，浓黑的短发上罩着一条白毛巾，眼睛炯炯有神，透着一股刚毅劲，端庄、大方、秀美，站在姑娘堆里挺出众的。不久，刘胡兰当上了村妇救会秘书，随后参加了大象村土地改革试点工作。1946年10月后，我和胡兰在大象村、东堡村一起工作了3个月。她在土改、支前、备战等各项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出色。记得在大象村工作时正逢中秋佳节，我们到村里石仁虎家做饭吃。刘胡兰、苗之灵两位女同志为大家做饭，吃得是烙饼和稀饭，还有保贤村的牛肉。大象村的工作结束后，我和胡兰又到东堡村进行土改。这时文水的形势开始恶化，敌人经常到各村骚扰。区委要求做好敌人进犯后的应对工作，为此吕雪梅同志(胡兰的入党介绍人)决定开一个各村妇女干部会议，动员大家做好防范工作。有些妇女干部不太重视，迟到早退，刘胡兰严肃地批评了这一现象，使会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刚从延安到山西工作不久，才21岁，衣服穿得整齐好看，不像当地老百姓。为了我的安全，胡兰将她父亲的一件黑色旧土布对襟褂子给我换上，我心里觉得暖融融的……我与胡兰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敌人水漫文水平川时。大批干部群众跑到三区南安村外的开阔地带。敌人离我们很近，我与胡兰没说几句话就被冲散了。胡兰就义的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噩耗。云周西村的民兵跑来告诉我，刘胡兰被敌人用铡刀给铡了，就义时表现得十分刚烈。我怒气冲天，恨不得马上去捉拿元凶。
文水县云周西村当年的亲历者白天广(1930年11月16日出生，1955年入党，解放后曾任云周西村党支部书记)回忆称(据2015年由记者王学涛、梁军和赵丹丹采写的新华社北京6月14日新媒体专电，陈德邻的回忆也节选自该专电)：
刘胡兰的确是被国民党铡死的。刘胡兰死得可刚强哩!就义前，敌人来拉她，被她一胳膊甩开了。她几步走到铡刀前，把头上戴的围巾紧了一下，又望了望乡亲们，一下就躺到了铡刀下面。太残忍了!记得那是腊月二十三，还过啥年呢，过周年吧。有人说刘胡兰是被群众铡的，老百姓还能杀自己人么?这没有问题，就是敌人杀的!
刘胡兰展示在外的多是凛然无畏、至刚至强的形象，实际在烈士15年的短暂生命中，曾有两次订婚经历和一段真挚的恋情。那个年代村里有早定亲的习俗，在刘胡兰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家长为她和陈德邻订了亲。然而当时在外地工作的陈德邻已经有了恋爱对象。于是他找到刘胡兰说明了情况，两人一致同意各自回家说服父母，解除婚约。陈德邻回忆说：
刘胡兰很开朗，品德相当好。令人感动的是，刘胡兰不仅归还了订婚礼，还参加了我的婚礼。由于政治原因刘胡兰后来又退过一次婚。直到1946年，解放军某团连长王本固负伤被送到云周西村疗养，刘胡兰因常去为他做饭、敷药，接触多了，两人产生了爱情。后来两人订了婚，王本固还在刘胡兰家吃了饺子。大家都知道在临刑前，刘胡兰把王本固送她的手帕交给继母，并叮嘱她把东西还给王本固，让人家不要等她了。她那么小，就下定了牺牲的决心，面不改色地躺到铡刀下，真是可歌可泣。组织观念强、处理问题果断，是革命的积极分子。她曾瞒着家人自己跑去贯家堡村参加了“妇女干部训练班”的学习。此外还领导云周西村妇女积极为前线子弟兵做军鞋。当时，一个地主婆交来一双底薄量轻、针脚敷衍的鞋，被刘胡兰发现后指出其欺骗行为。为了教育群众，她一斧头剁开那双鞋，里面的草纸、麻布等都露出来了。地主婆当众检讨并受到处罚。
刘胡兰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在附近战斗的解放军纷纷派代表前往当地进行一系列安抚英灵的革命活动，记下了这个血海深仇。据时任八路军独立二旅宣传科长的黄绍奎在1957年1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怀着渗透着鲜血的土块战斗》一文所载：
旅里派我和其他七八十位代表一齐追悼刘胡兰同志……我们慰问了所有烈士们的家属，在胡兰同志家仅剩下的小屋里坐得很久。胡兰同志的母亲悲痛地告诉我们刘胡兰牺牲前后的情况，战士们和老乡们不作声地静听着。后来我们一齐到观音庙前烈士们牺牲的地方。这时天气很冷，刘胡兰同志和其他烈士们的鲜血已经和泥土凝固在一起了。在这片血地上还放着那满是血痕的已经卷了刃的铡刀。旁边还有许多沾着血迹的高粱秆，那是铡人时垫铡刀用的。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从未这样难受过，同来的许多战士们沉痛地跪了下去，每人拿起一把渗透烈士鲜血的泥土，放在胸前、装在口袋里。在祭奠烈士会上，刘胡兰的母亲和乡亲们要求我们替刘胡兰等烈士报仇，多打些“勾子军”，要求一定把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大胡子抓住，交给他们自己处理。我激动地代表同志们回答说：“我们都包了一块血，这块血将时刻督促我们更快地消灭敌人，更快地替烈士报仇!我们马上就要战斗了，乡亲们!你们等着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我们30多个同志被批准为一支突击队，大部分是去祭奠刘胡兰的代表……部队开始接近敌人的城堡，距离城墙二三百米处是一片无障碍的开阔地，要用炸药去炸城堡的城门，只有依靠后面火力的掩护。3位战士接受了这个光荣的爆破任务。他们拿起炸药包就向前跑，可是敌人的机枪非常猛，瞎着眼乱放射，把去路封锁得很紧。两个同志倒下去了，就把炸药包交给另一位同志说：“别管我们，赶紧完成任务……”第二爆破组很快接上去了……这样几次三番后，当我们冒着危险架上云梯最终爬上城时，看见无数敌人死伤在地上。
据时任晋绥军区《战斗报》随军记者赵戈回忆：
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就是我在文水前线通过军用电台拍发到延安去的。当时，我是晋绥军区战斗报前线特派记者。我目击过许多敌人整师整团的覆灭。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解放文水那样迅速彻底的溃灭，只因为当时我军指挥员高呼着“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全军奋不顾身地严惩敌人……我们没有什么优异的武器，但是我们有革命意志。就凭这种意志，我们仅仅用五分钟的时间，严惩了恶贯满盈的二一五团。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等连续两天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消息，使其英名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随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其英雄事迹进一步在全国广为流传。刘胡兰牺牲半年后，1947年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18岁方可转正)追认她为中共正式党员。
因刘胡兰就义时文水县尚未解放，烈士忠骨被安葬于村外坟地。1951年9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晋绥分团专程赴云周西村慰问家属时，为烈士举行隆重迁坟仪式，将其忠骨安葬于就义处东面空地，并敬立一块“刘胡兰烈士永垂不朽”墓碑。1956年，在山西文水县建起刘胡兰纪念馆，在云周西村修建了烈士陵园，永志纪念。后来她的事迹被写成书，改编成戏剧、电影、电视剧，所在村曾被改为“刘胡兰村”。
谁最先树她为典型
杜杰后来回忆(据2008年9月由文水县史志办公室编纂、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文水解放纪事》一书，郭维屏的回忆也节选自该书)：
胡兰同志就义的噩耗，我是在她就义的那天下午得知的。那天下午，我们武工队正在二区一带活动。云周西村一个民兵跑来告我，说胡兰子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就义时表现得十分刚烈……回到神堂村(注：中共文水县委驻地)，我立即向当时文水县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说：这种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要向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宣传。
随即，文水县五区区委书记王瑞编写了一篇刘胡兰就义的小教材，教育党员向刘胡兰学习。
时任中共文水县委组织部长郭维屏也曾回忆：
刘胡兰1月12日牺牲，2月2日我军就重新攻克文水县城。一天，当时的县委书记说：延安各界慰问团张仲实、吴满有等同志，昨天听了我关于刘胡兰同志生前和牺牲情况的汇报，明天要我们作详细情况的汇报。待第二天汇报后的晚上，县委书记向县委副书记石玉、宣传部长刘光和我传达了慰问团的意见，其中一项是文水县要修建刘胡兰烈士陵园。
据现有资料看，杜杰最先将刘胡兰慷慨就义的事情报告给文水县委，而文水县委最先主张让干部群众学习刘胡兰的革命精神。
刘胡兰等壮烈牺牲不久，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随人民解放军某部挺进文水县阎占区。当他听到云周西村这一流血大惨案后，立即赶到云周西村，采访了知情的陈德照、石世芳等区干部和村民，很快写完报道刘胡兰等人英雄事迹的文章。
此文经新华社吕梁分社负责人审定后，向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发了两条消息：一是《刽子手阎锡山屠杀文水人民，云周西村农民多人惨死于阎军铡刀铁蹄之下》;二是《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后一稿用400多字，既颂扬了刘胡兰面对凶恶的敌人顽强斗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又揭示了阎军惨无人道的罪行。
这两条消息，经过晋绥总分社编辑修改后转发新华总社。总社分别于1947年2月3日、4日向全国解放军各报发了通稿。紧接着，延安《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于5日、6日先后刊登了这两条消息。《晋绥日报》在详细刊登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有关报道的同时，还配发了一篇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全体党员向刘胡兰学习，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解放日报》也于同日登载了题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文章。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也广播了这则电文。2月6日《晋绥日报》所载“新华社吕梁4日电”称：
文水阎匪军于1月12日屠杀我云周西村居民(见5日本报)，17岁(注：指虚岁，实际15周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同志，威武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品质。阎匪军将我刘胡兰同志等逮捕后，当众审问。阎军问：“刘胡兰是否共产党员?”她答：“是!”阎军再问她：“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她回答：“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做事的!”阎军又问：“今后你是否还要给共产党办事?”她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这时穷极卑鄙之阎匪，想用酷刑威逼她投降，当着她的面前，用切草铡刀铡死了70多岁的老人——我陈区长之伯伯陈柱天(注：指陈树荣)及石世辉等几个人。阎匪以为这样就可使刘胡兰同志屈服，当即对她施以诱骗，说：“只要今后不给八路军办事，就不杀你。”我们的这位女青年同志坚决地回答敌人：“那是办不到的事!”阎军又问：“你真的愿意死?”刚毅的刘胡兰回答：“死有什么可怕!”英勇坚强的刘胡兰同志从容地躺到切草刀下面，大声地说：“要杀就由你们吧!我再活17岁，也是这个样子。”在场的全村父老，对阎匪暴行怀着深沉的愤恨，痛悼这位人民女英雄的英勇赴义。为表示对这位中国人民最勇敢的女儿的崇敬，全村决定为她立碑来永远纪念。
我党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仲实，在发现和提议往更广大范围内树刘胡兰为榜样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不仅立即指导和建议当地干部要开展学习刘胡兰的活动，而且还及时上报中央并建议中央大力宣传。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且提请毛主席给烈士题词。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刘胡兰英勇牺牲的革命事迹后来才得以因毛泽东的著名题词而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获知英雄就义的消息后深受感动而宣传其事迹者不乏以上革命干部及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有着澎湃的革命激情和敏锐的职业灵感及责任。
1947年，董小吾任晋绥军区战斗剧社“土改宣传队”队长。2月，剧社随晋绥独立二旅在文水县开栅镇驻扎。离此不远的文水县云周西村发生国民党屠杀刘胡兰等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恶性事件后，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战斗剧社立即派成员魏风赶赴云周西村调查了解。经7天调查，刘胡兰牺牲时的情况逐渐清晰，他很快(仅在她牺牲后22天内)写出五幕话剧《刘胡兰》。此剧在为解放文水的参战部队演出期间，演到敌军连长要用铡刀铡死刘胡兰这一段情节时，台下群情激愤，有个战士甚至突然推上子弹，对准敌连长扮演者就要开枪，幸亏旁边的几个同志及时阻拦才未出事。
1948年初，战斗剧社随部队从晋绥根据地向南来到山西吉县的一个村子并成立了由魏风、董小吾、刘莲池、严寄洲等人组成的创作组，开始创作歌剧《刘胡兰》。在编写演出过程中，贺龙指示：刘胡兰是“中国的卓亚”，剧社一定要编好演好她。
为尽快创作出新剧本，导演董小吾等人白天一边演出一边讨论细节，晚上就趴在老乡家的小炕桌上突击写剧本并完成了谱曲。几乎每天写一场，仅用10天就将剧本写好。随即投入排练。当时村子里的老百姓都来看排练。当排练到刘胡兰被杀害这场戏时，在一边看的老百姓就开始哭，演员们和导演董小吾也开始哭。在吉县排练几天后他们赶赴山西河津县继续排练并准备首场演出。万万没想到首场演出非常成功。演出时，台下观众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特别是战士们不停地高呼“为刘胡兰报仇!”首演后，战士们纷纷请战，群众们哭个不停。
随后，《刘胡兰》剧组又随军渡过黄河来到陕西，为战斗在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演出。董小吾清晰记得，那次，一直不爱看戏的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彭德怀坐在他身边一根木头上看完整个歌剧《刘胡兰》，边看边不停地擦眼泪。次日散步时还专门把几个主创人员叫过去说：“昨晚这个戏很好，就是要排这种鼓舞战士士气、增加战斗力的好戏，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对解放战争最大的贡献。”
歌剧《刘胡兰》前后演出100多场，主要是在战役打响之前给战士们演出，效果非常好，战士们往往都高喊着“为刘胡兰报仇!”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严寄洲当时演大胡子连长，因塑造人物特别逼真形象，常有战士会对着正在演出的严寄洲要向他开枪，好在都被及时制止了。为了保证演员的安全，董小吾在每次演出前都会告诫观看的战士，让大家检查一下枪中是否有子弹，避免发生意外。
主席缘何两次题词
194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延安各界慰问团”，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与阎锡山军队作战并获得重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纵队和陈赓纵队。慰问团由延安各界和各单位代表共十几人组成。陕甘宁边区工会的崔田夫担任团长，党中央直属机关的张仲实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黄静波为副团长。
1月13日，慰问团携带慰问信和慰劳品从延安出发，17日到宋家川过黄河进入山西，20日从吴城开始活动，到3月7日结束，历时47天跑遍离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地，对我军王、陈两个纵队所辖旅部、团部、营部及驻在各地的连队、伤兵、医院等广泛慰问。
2月4日至18日，张仲实等在文水县活动期间，了解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情后，表示积极支持吕梁区党委将她作为人民英雄来纪念的决定。他们建议应将其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时任中共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对张仲实说，决定在烈士墓前立碑，希望由他撰写碑文。但张仲实谦虚地表示：“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还是请中央负责同志为刘胡兰写碑文，这样有利于宣传刘胡兰的事迹。”慰问团为向烈士表示敬意，派白凌云等人携带慰问品：晋绥钞票1000万元、白洋布2匹及其他用品，前往云周西村慰问烈属。驻文水城附近的独立第五旅旅长贺炳炎虑及该村刚解放还不安全，特派一排战士将慰劳品送去，代慰问团表示慰问。另送挽联一副，表示沉痛哀悼。
3月中旬，在延安各界慰问团完成任务解散后，张仲实回到陕甘宁边区子长县东吴家寨子(1946年11月间延安形势紧急时党中央办公厅和其他中央直属机关曾经疏散到这里及附近一带)。几天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从延安到此。张仲实向任弼时汇报了慰问团的活动经过和刘胡兰的英勇就义情形及吕梁区党委要求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意见。张仲实说：“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任弼时答应将其意见转报毛主席。
3月26日，毛主席听取任弼时的汇报后，对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十分敬佩、深受感动，心情也非常沉痛。据目睹当时情景的毛泽东当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
题词稿送达文水后，却因战事不慎遗失。
同年，吕梁地委为加强党的阶级教育，通知各级党组织，将有关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印成专册作为学习材料，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刘胡兰的革命精神，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
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作出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的决定并编写宣传提纲。还作出恳请毛主席为烈士重新题词的决定。12月底，团省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杨小池带着团省委恳请毛主席重新题词的报告来到北京，交给团中央办公厅转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由其呈交给毛主席。
1957年1月9日，毛主席再次为刘胡兰亲笔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词于1月12日早晨送到云周西村(据2007年1月12日《山西日报》载文)。这8个大字奔放遒劲，落款是他那洒脱的“毛泽东题”4个字。这幅题词未注明年月日，为的是体现“重写”的含意。它随即被送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根据当时形势分析来看，毛泽东之所以二次题词深意还在：为了通过弘扬刘胡兰精神，在山西乃至全国继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对毛泽东曾两次题词的这一重要史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也书了必要的一笔：1月12日，这一重新题词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于不同年代为一个人两次题写同样内容的词，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凶手咋被绳之以法
自从刘胡兰壮烈牺牲的事迹传播开来，人民群众在深切缅怀烈士的同时，对杀害烈士的刽子手恨之入骨，纷纷强烈发出必须尽快追查和法办叛徒与杀害英雄的主谋及主犯的呼声，以伸张正义，为英雄报仇!
石五则原是村农会秘书，过去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来文水县五区区党委为纯洁组织，撤销其职务并开除其党籍。1946年12月21日，伪村长被镇压后，大象镇恶霸、复仇队队长吕德芳等人来云周西村摸情况时，石五则就出卖了区长陈德照等人。1947年1月8日，云周西村的石三槐等人被捕，石五则也是其中之一。敌人对他名为逮捕，实质是在保护。在这次“受审”时，他再次将刘胡兰等人全部出卖。
惨案发生后，与石五则一道被捕的石三槐、石六儿都同刘胡兰一起被阎军残忍杀害了，石五则却平安回家，这引起公安机关和许多人的怀疑。因此，1947年10月，我公安机关将其抓获。然因他拒不承认出卖过刘胡兰，加之当时战事频繁，没来得及对其进行周密侦查，未获得有力证据，便只好于12月23日将其暂时释放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难者家属及干部群众心中疑团未释，一直向公安机关反映相关情况。1958年底，公安机关对此案重新进行了严密侦查，终于查清此案。在法庭上，石五则百般抵赖，可是在大量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枪决。在参与屠杀的罪人中他是最后一个受到惩处的。
那么，直接组织和参与杀害刘胡兰的刽子手又是怎样先后被缉拿归案的呢?
据曾在山西新军决死队工作、新华社吕梁分社随军记者马明后来撰文称：
在云周西村农民举行的一次控诉阎军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罪行的会上，一位农民揭发说了“在祁县贩枣时见到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许得胜”的情况。许得胜是亲自指挥并用铡草刀杀死刘胡兰等烈士的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公安部门发现这一线索后，当即派人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从多方面证实许犯在文水解放后逃回原籍，继续作恶;1949年，祁县解放后，许得胜又窜到祁县贾令镇，潜伏进“万和堂”药店当了炊事员，进行反动会道门破坏活动。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经群众检举被逮捕，同年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被枪决。新华社及时对这一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播发了题为《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许得胜伏法》的消息。
随后不久，其他两个凶手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副营长侯雨寅和二连指导员张全宝也于1951年6月伏法。原来，新中国成立后，侯雨寅隐瞒了云周西村惨案的真相，畏罪潜逃外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被人民政府逮捕，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强大攻势下，他才坦白交待了在云周西村犯下的罪行，并且供出了张全宝躲藏在山西万荣县家中的情况。后经公安机关将张全宝捕获归案。
1951年6月24日，在云周西村惨案发生地村南观音庙及其西边广场，先后举行了五六百人参加的公祭刘胡兰、文水县各界两万多人参加的公审侯雨寅、张全宝的大会。
公祭开始后，主祭人宣读祭文：“刘胡兰同志，你是人民的好儿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好榜样，你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自从你牺牲后，全国人民都在天天怀念你，都在一心一意要为你报仇。现在杀害你的凶手张大胡子已抓住了，我们马上就要为你报仇了，请你安息吧!”这段祭文说出了普罗大众的共同心声，是代表参加公祭者、代表全山西和全国人民向刘胡兰英灵告慰。
随后，在广场隆重举行了公审大会。两位凶犯侯雨寅、张全宝被带来并押上台的过程中，台下两万多群众忽地都站起来愤怒地挥着拳头。审判员开始审判了，第一个上台控诉的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在她声泪俱下地控诉中人们脑海中又浮现出女英雄刘胡兰那英勇不屈的高大形象。人们纷纷义愤填膺地质问凶犯：“为什么要杀害刘胡兰?说!……”接着上台控诉的，是同刘胡兰一起牺牲的6位烈士的家属们。会场气氛悲痛愤恨到了极点。最后，侯雨寅、张全宝两犯被处以死刑。可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一万众瞩目的事件和场面，摄影记者吴坚曾专程去采访，后于2000年在《中华魂》上发表当时的照片并配附短文说明：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进行采访。在一阵锣声中，我随着群众奔向公审大会会场。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凶手张全宝、侯雨寅被押上审判台后，像两只被猎获的豺狼缩作一团。第一个登上台的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她早已哭干了眼泪，怒不可遏地控诉刽子手的滔天罪行。我拍摄的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控诉大会群众愤怒的催人泪下的瞬间。它表达了胡文秀和其他烈士亲人以及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军队滔天罪行的仇恨，表达了他们的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据山西省档案馆馆藏与刘胡兰遇害事件相关的密档“残害刘胡兰的凶手张匪全宝伏法前的供词”(结尾有张全宝画押，并注明：1951年6月24日于文水云周西村，盖有文水县人民法院印)所披露：
张全宝，乳名四儿，现名张生昊，年五十岁，山西省运城镇卫家小巷门牌一号人。夏历三十一年(即1942年)参加阎匪三十四军三团任少尉排长、中尉排长、副官、上尉副官等职，三十五年(即1946年)任阎匪六十一军七十二师二百一十五团一营机枪连中尉指导员。参加过阎匪“同志会”、蒋匪“国民党”等特务组织。
残害刘胡兰经过：夏历三十五年十月间，该营匪军窃据文水县大象镇时，该部匪军营长冯效义、副营长侯雨寅、一营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二连连长徐得胜、大象镇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等，开会布置残害刘胡兰等人。
夏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即1947年1月12日)晨，徐得胜、张全宝和吕德芳三个匪徒，带领阎匪军第二连和复仇自卫队，包围云周西村，捉住刘胡兰等七人，并强迫群众200余人到村南大庙旁广场开会。张匪全宝问群众说：“刘胡兰是好人还是坏人?”一个老汉说是好人，张匪全宝说：“你说是好人先铡你。”当时全场群众哀求宽恕刘胡兰等人，张匪全宝说：“决不能饶恕。”接着徐匪得胜就宣布刘胡兰等人的所谓“罪状”。
徐匪得胜问：“刘胡兰，你们村中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刘胡兰说：“再没有，只是我一个。”张匪全宝又说“你自白”，刘胡兰坚决不说。她说：“死了没关系。再过十几年我又是这么大!”匪徒铡死六个农民，铡死一个就问她：“你怕不怕?你说出共产党员来，就不杀你。”刘胡兰说：“我死也没说的。”匪徒又说：“你自白了，给你一份地。”刘胡兰说：“你给我抬一个金人来，我也不自白。”说完就自动躺到铡刀上。
杀害刘胡兰后，张匪全宝、徐匪得胜向匪军营长，当天作了报告。
同时，山西省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张全宝参加阎锡山组织的“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履历表(颁发于1947年12月1日)，详尽记录了其个人资料。他在履历表中所填“功绩”一栏所述“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间在文水做开展工作铲除奸匪地下组织工作人员七名”，正是1947年1月12日在文水县云周西村屠杀7位烈士一事。当年他洋洋得意写在履历表上的“功绩”，恰成多年后留给世人他杀害革命英烈的又一份无可辩驳的铁证。这份证据的面世，再次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战期间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毛泽东对刘胡兰英勇殉国事迹作出的高度评价。从她对共产主义事业和维护群众利益的坚定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到，信念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坚定的信念，就能精神振奋、克服困难，甚至生命受到威胁也不轻易放弃。刘胡兰作为年仅15岁的共产党员，在敌人威逼利诱下，面对敌人的铡刀脸不改色心不跳，镇定自如，宁死不屈，用年轻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也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质与纯洁党性，她的崇高精神和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历史将永远铭记为新中国解放事业牺牲的这些先烈们!
纪念，是为了更勇敢地前行
尹君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47年1月12日，党的优秀女儿刘胡兰为了心中那神圣的信念，大义凛然走向敌人铡刀，用生命捍卫铿锵的誓言，用热血点燃火红的理想。她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坚贞不屈、正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从刘胡兰身上，我们看到共产党人对革命理想的不渝追求，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
回顾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奋斗历程，如同倾听一代代青年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上下求索、疾呼奔走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的一曲曲感天动地的人生华章。高君宇、贺昌、刘胡兰等山西革命先驱，在绚烂的青春岁月，选择了跟着中国共产党为千百万劳苦大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解放这样一条人间正道，虽九死其犹未悔，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尊崇学习的榜样。
理想是千万青年砥砺前行的指路明灯。
从《共产党宣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信仰始终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指引着一代代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铭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忠贞誓言，“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披荆斩棘，奋勇前行，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创造和伟大实践中展现人生的价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崭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的青年要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争取更大的光荣。
尊重历史，尊崇英雄，做伟大梦想的传承者。
历史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库，青年要从中深切感受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磅礴力量，全面了解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充分认识党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的历史必然，从革命先辈的奋斗中获取经验、汲取力量、增强自信。用党的科学理论构筑起强大精神支柱，把个人的追求融入祖国前途命运和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己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做伟大事业的拓荒者。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让青年在无比广阔的舞台上成为创新创业的主角。我们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增强知识更新的紧迫感，潜心静气，如饥似渴地学习，既读有字书也读无字书，既刻苦钻研理论又积极掌握技能，不断提高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要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矛盾复杂的一线，到实施乡村振兴、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掌握真才实学，磨炼顽强意志，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做伟大斗争的实践者。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前进路上各种挑战、风险、矛盾都不可避免。伟大斗争面前，任何贪图享乐、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和生力军，必须树立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身新时代，以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主动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对党忠诚，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实干苦干。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立场坚定、挺身而出，贡献青年智慧，彰显青春力量。
纪念，是为了更勇敢地前行。
瞻仰先辈的丰功伟业，感怀英烈的光辉事迹，我们青年一代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增长知识本领、锤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征程上，永远跟党走，让奋斗和奉献的旗帜在新时代高高飘扬。
这，是我们对刘胡兰烈士最好的纪念!
父亲马烽和他的《刘胡兰传》
梦妮
我父亲马烽着手写《刘胡兰传》时，我还是个没到上幼儿园年龄的黄毛丫头，关于这本书的台前幕后，是我懂事后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或我的所见所闻中断断续续得到的。
我上小学时，每逢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有一年学校决定去文水县云周西村为女英雄刘胡兰烈士扫墓。老师提前几天就已布置，每位同学都要为烈士制作纸花，以表达我们的敬意和哀思。姥姥帮我用文具店常见的一种叫“粉帘纸”的白纸，简单地扎了一朵白花。临行前一天晚饭后，和我们住前后院的“笑非奶奶”来我家串门。她是作家孙谦的母亲，笑非是孙谦伯伯最小的女儿，所以大家都叫她“笑非奶奶”。她听说我明天要去给刘胡兰扫墓，转身回了她家，不一会儿拿着麻纸和染料又来到我家，说要给我再做一朵好看的花儿。她把麻纸剪成花瓣的形状，卷在筷子上一搓，打开就是一张弯曲的花瓣。许多的花瓣完成后，她又把许多根细铁丝绑在一根筷子头上，在每一根铁丝头上缠上棉花做花蕊，然后把做好的花瓣围绕着花蕊一层层地粘在筷子上。最后用颜料把花蕊染成黄色，把花瓣点染成红色。她是文水人，她在做这些事的同时，操着乡音和我们拉着家常。她说她这位老乡好恓惶，年纪轻轻地还没嫁人就被杀害了。她的惋惜之情，深深地印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个花季少女惨死在铡刀下，敌人的手段是何等的残忍。长到一定的年龄，我更理解了这位奶奶的心情。这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纯朴情感和善良人性的自然流露。“笑非奶奶”十五六岁嫁人，17岁就做了母亲。当时农村讲的都是虚岁。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1947年1月12日英勇就义，她牺牲时按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显然已到谈婚论嫁的年纪。在描写刘胡兰的许多作品中，有关她是否“恋爱”的问题，都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这与后世许多观念的变化不无关系。一是英雄不可以有隐私，一是她年龄确实太小了。父亲的《刘胡兰传》中，对她追求婚姻自由有一定的描写，浅尝即止。我觉得父亲在下笔前定有番苦苦斟酌。
那年去刘胡兰烈士陵园扫墓，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位女英雄。当时学校找来几辆敞篷卡车让我们乘坐。“笑非奶奶”给我做的这朵花儿，是全班最漂亮的花儿。我拿着它站在初春寒风吹拂的车厢里，一路上生怕因道路颠簸被同学挤坏，又怕被风吹坏，小心地呵护着我的宝贝。到了陵园，第一眼看到的是刘胡兰的雕像。只见她留着齐耳短发，双拳紧握，迎风矗立，重心向前，一脸坚毅的神情。我把我和“笑非奶奶”的心意，敬献在她的汉白玉雕像前。抬头仰视，她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熟悉，好似曾经认识一样。也难怪，在我生活的山西省文联大院里，从小就听到过一个传说，说是刘胡兰的雕像，是按照住在坡坡上的郭艳梅阿姨的模样塑造的。艳梅阿姨非常漂亮，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好看的双眼皮和白皙的皮肤。我每次碰到她打过招呼，她都会笑眯眯地和我这个小孩子说上几句话。用现在的话来讲，艳梅阿姨在我心目中，简直就是女神。后来我在省文化厅系统上班时又听说，刘胡兰的形象是参考晋剧名家田桂兰塑造的。在漂亮女性扎堆的戏剧界，表演上以做功见长的田桂兰，也十分出挑漂亮。刘胡兰生前未留下影像资料，但身后熟悉她的人还在，于是人们找来与她形象相近、气质相仿的人做模特。著名美术家王朝闻就是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刘胡兰雕塑作品。总之，我们不难揣测，刘胡兰生前单从形象上讲必是位出众漂亮的女性。
在这次扫墓活动中，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给我们作了报告。让我费解的是她与我心目中刘胡兰的形象太过不一致。多年后父亲的《刘胡兰传》正式付梓，阅读后我才得知她原是继母，这才解开多年来萦绕我心头的疑惑。但当时我甚至不知父亲还曾写过这样一本书。因那时“文革”闹腾得正厉害，他本人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他所有作品都被冠上“毒草”这个可怕字眼。《刘胡兰传》这部手稿，能够历经那样的年代保存下来最终面世，实属不易。
《刘胡兰传》这部书的初稿，完成于1964年。后据母亲回忆父亲写这本书是有些内幕的。刘胡兰牺牲后，有关她的宣传有许多，舞台剧、叙事诗、连环画、小故事等文艺作品不断问世。20世纪60年代初，有关方面认为，那些已有的文艺作品，囿于品类容量的限制都不太长，希望有更加全面反映女英雄一生的作品出来。山西省委有关领导认为，刘胡兰是山西人，希望山西的作家们接手这项任务。当时，山西作家的创作实力很强，在中国文坛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作家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女英雄不好写。主要是因为她的一生太过短暂，她所处的岗位决定着她所承担的并非是轰轰烈烈的革命任务，架构长篇作品难度是很大的，写不好还可能砸了自己的牌子。那时父亲正值壮年，从事文学创作也已20多年，无论是体能、生活积累还是创作经验，都在最佳状态。他的创作欲望像团火燃烧着他，正做自己第二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准备。省委领导找他谈话，把这个任务指派给了他。时任省作家协会主席的父亲，心里非常为难，但又觉得领导说得对，山西人不写刘胡兰又推给谁去写呢?不接受这个任务于理说不通。这虽比他构思自己要写的长篇小说难得多，但他还是放弃了自己的创作计划，认真去做调查、采访，收集相关资料。他住在云周西村3个多月，走街串户与烈士父母、亲朋、村邻进行详谈。又走访了曾在此工作过的各级领导和与烈士相熟的同志。经漫长思考，才决定用传记体小说的形式来完成这部作品。他把刘胡兰周边的一些人物集中起来描写，有的人物的名字还做了一点改变。在大事件甚至一些主要情节真实的基础上，不少生活细节、风俗习惯、场景、对话等，都是依据人物性格和情节的需要、可能性和现实性加以安排。他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刘胡兰成长的历史背景，再现了对敌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屈抗争。这既是女英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故事，也是人民争取解放的颂歌。
1964年《刘胡兰传》的初稿出来后，中国青年出版社排印了数百册样本，分送各级领导和相关人士征询意见。父亲拿着这本白皮书，在村里召集刘胡兰的亲友和村民代表，把25万字的书稿逐字逐句地念给大伙儿听，征求他们的意见。
父亲晚年回忆说，刘胡兰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是重大题材，各级领导和相关人士对此书既重视又谨慎。书稿发出后，收集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就用了很长时间。之后，他梳理、综合各方意见，对书稿再次修改。在此基础上中国青年出版社又重新付排并已打出清样。但这时“文革”已开始，最终未能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
1972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来山西采风。当时我家在平顺县西沟村插队，用父亲的话来讲他还没被“解放”。西沟是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所在地，在抗战年代就是典型。玛拉沁夫第一站就直奔我们这里，接着约上父亲要去刘胡兰的故乡，父亲顺便带上了我。胡文秀听说父亲来了，放下正做到半截的午饭，从家里赶过来陪同参观。我现在想，她当时定是大致了解父亲的处境的，但对父亲仍嘘寒问暖热情有加，还带我们参观了不对外开放的她家故居，并邀去她新家吃饭。也许父亲虑及身份怕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
我调到省电视台工作时，恰逢台里筹备庆祝建党80周年的节目，我有幸成为一部纪录片的主要创作者，其中一集里有刘胡兰。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在云周西村公审杀害刘胡兰凶手的影像资料，是当时拍的纪录片，我把这段资料翻录到了我的编辑带中。父亲得知在我未来的片子里只能使用一小段，流露出遗憾的神情。为满足父亲心愿，我从台里借来专用播放机，把我获得的这段资料放给他看。那时父亲的《刘胡兰传》已正式出版，但他仍十分关心着刘胡兰的方方面面。我们摄制组采访了烈士牺牲时的一位目击者。采访结束后，他得知我是马烽的女儿，给我讲了许多当年父亲驻村时的事情。那时他是村干部，与父亲打交道更多些。最后他说，老马那人可好呢，我们常抽人家的“大前门”纸烟。“大前门”在当时是一种高档香烟，烟瘾很大的父亲总是烟不离手。他虽薪水不低，但要养活一家9口人，还要定期接济乡下的众多亲戚。他不但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整个家族的指望。因此，母亲总是省吃俭用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他给乡亲们敬烟，既是对他们的尊敬，也是一种表达亲近的方式。
说来非常搞笑。我家曾有个电扇，天蓝色机身，雪白橡胶叶片，在当时很罕见抢眼。“文革”抄家，被造反派抄去当做“走资派”生活腐败的罪证展览。然而，这部电扇是父亲“被迫”购于云周西村供销社。那时的供销社实行统购统销，也不知啥原因，这部来自上海的时髦电扇被分配到该村销售，售价50元。电扇虽好但50块钱对普通农民来说是笔巨额数字。在那个年代，且不说挣工分的农民，就是城市工薪阶层，也很少使用电扇的。放了好几年也没卖出去。这时髦货长期占压着村里供销社的流动资金，影响了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父亲在村里驻久了，断不了去供销社买点儿生活日用品，与那儿的同志熟悉起来，人家就想让他买走这个负担。熟悉农村生活的父亲觉得这事既可气又可笑，考虑到基层销售人员的难处就掏了腰包。他散尽“大前门”抱了个奢侈品回到太原，开始了《刘胡兰传》的构思。为写好它，父亲付出了几倍于创作其他作品的劳动、时间和极大心血，也倾注了深厚的情感。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都希望尽快出版这本书。封笔10年的父亲再次拿起笔来，已显生涩，有点儿力不从心。但还是在完成诸多行政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克服困难，对书稿再次校改。1978年3月，率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胡兰传》正式与读者见面。之后，陆续又有多家出版社不断出版。
刘胡兰的故乡位于晋中盆地西缘，生活习俗与晋中一致。该书首次公开发行后，一位祖籍晋中的老干部看完非常激动，他给父亲写信说，他不仅认识了一位英雄，还似乎回到故乡走了一趟。他称赞父亲说，你把晋中的社会风貌、群众生活写得这样真实、深刻，人物语言那么逼真，读来感到农民的生活场景像一张张图画，历历在目。
父亲马烽是从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他始终认为是党交给的工作，总是认真对待，努力完成。并且认为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刘胡兰传》出版后，我省以刘胡兰英雄事迹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甚至父亲去世后上演的晋剧《刘胡兰》，在很大程度上都参考了父亲的这本书。然而这些作品并未标明改编自父亲的著作，也未给付过版权使用费。父亲在世时从未争取过这些名利。我作为父亲著作权的继承人，对父亲的内心有所理解：在刘胡兰烈士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面前，个人名利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英雄岂可道听途说，历史怎能标“新”立“异”
杨挺
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对红色资源的戕害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尤其是2007年，北大某教授在其博客中撰写了一篇题为《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博文，文章中称，大家耳熟能详的革命烈士刘胡兰，并非被国民党所残害，而是死于乡亲们的铡刀之下。文章一出便引起轩然大波，短短两天时间，文章点击量迅速突破20万。在新媒体蓬勃发展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大背景下，究竟如何面对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公然“挑衅”，守住历史的根脉和底线，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伴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崛起，由于管制宽松、发帖门槛低、易删帖灭迹等特点，互联网上充斥了很多低级谣言段子、文章，传播影响力却非常巨大，尤其是重复传播会影响、洗脑到占网民大多数的年轻人。微博、微信上一众公知大V和大批营销号格外热衷于造谣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揭密”“真相”的旗号，目的就是博人眼球，攫取粉丝，通过给一些英雄画上另类嘴脸达到自己的企图，“刘胡兰被黑”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伴随着刘胡兰死于乡亲铡刀之下的空穴来风，我们还听到过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不够聪明，黄继光奋勇堵枪口阻挡火力毫无意义，雷锋照片都是摆拍等等。肆意抹黑英雄人物的现象层出不穷，在听到这些尖锐的质疑声音时，不禁令人感到愤怒，但愤怒过后又不得不让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动机使围绕英雄人物的造谣、传谣不断泛滥，甚至聚拢了一批支持这些无稽之谈的人群。细细回顾一次次对英雄人物的抹黑，其基础是由于互联网的不断普及，部分人大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不惜通过捏造篡改英雄人物的事迹哗众取宠，其目的表面上看是为了吸引大众注意力，实质是为了自身“出位”以谋求更大的潜在利益。
回顾北大某教授撰写的博文，尽管文章删除已久，但其带来的影响远没有随着文章的删除而消失，其对英雄人物的无端抹黑，带来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细细分析此文产生的始末，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不难看出其在撰写此文时缺乏严谨治学的态度。在文章掀起波澜后，新华社等媒体调查发现，其内容来自于一位记者的采访，但在实际上，当时仅剩的两位亲历者并未接受过相关采访，文章内容来自何处更成为不解之谜。由此看来，一篇公之于众的文章，直接质疑刘胡兰先烈的牺牲过程，与其说是在质疑一些英雄事迹的细节表述可能不够精确，不如说是不负责任的“杜撰”和“抹黑”，作者大学教授的身份更令人在其治学态度上产生怀疑，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社会责任感。对于一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而言，应该深深知道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生存轨迹，血脉所依，魂魄所在。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都重视自己的历史，尊崇自己的先辈，中华民族尤其懂得传承、借鉴自己的历史遗产。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媒体及互联网上沉渣泛起，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往往都受政治目的驱动。虚无历史是选择性的，它只会虚无中国的历史和先烈，同时伴生的则是近乎肉麻的美化西方历史、价值观和政治模式。虚无中国历史的幕后操盘者显而易见，其目的就是通过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吹，否定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借此瓦解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支持，进而制造动荡分裂，掣肘如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用文化颠覆的形式“下绊子”“挖陷阱”。
除去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文化颠覆的作祟，新时期背景下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也需要我们思考，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致使很多人缺乏完整的历史观，乐于接受断章取义的内容。因此便有人投其所好，用“恶搞”的方式，重新“解读”那些我们早已熟悉已久的英雄人物。但这种做法，对于纯洁我们的心灵，提高我们的情操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反而在社会上吹起不尊重英雄的歪风。历史一次次证明，英雄人物身上凝聚着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這些精神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帮助人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解放前期，歌剧《刘胡兰》在演出过程中，观众的哭声常常淹没了演员的声音，时有战士以假为真走上台要击毙演匪军的演员。彭德怀率一野部队举行宜川战役时，看过歌剧的部队英勇战斗，振奋士气，歼灭了大批敌军。充分彰显了榜样催人奋进的力量，激励无数人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事业。然而一旦先烈、英雄被冷落、亵渎或涂黑，我们就将失去继续前行的指针、衡量是非的标准。纵观一次次抹黑英雄人物的事件，一个个长驻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被摧残乃至打碎，一些人在获得短暂刺激后，精神变得愈加空虚，这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导致社会上一些出现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而在每次事件当中，无论是某些公众人物还是部分新闻媒体，缺乏应有的担当精神，不能为社会发展汇聚更多的“正能量”，不仅做不到面对不当言论义正辞严的驳斥，反而在每次事件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满足围观群众的“猎奇”心理，长此以往形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从某教授质疑刘胡兰事件中便可管中窥豹，我们也不得不再次深思如何在新时期面对英雄先烈。
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表现于社会的现代化，还需要文化的现代化，不仅需要宽容多元，还需要在多元中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而英雄人物则是这种精神和价值的旗帜，引领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下的中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改变，短短数十年时间可称得沧桑巨变，今天繁荣向上的发展局面来自于我们当下的努力，但更是无数英雄先烈以鲜血和身躯奠定发展的基石，我们必须要心怀感恩，时刻保持尊重英雄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来自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崇先辈的传承，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想要走的更快更远，就要铭记和敬畏英雄。其实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英雄离我们不遥远，在每次“抹黑”英雄的事件中，我们都不应成为“围观者”，而应是“反对者”，面对哗众取宠、博取眼球的见解，必须要有维护英雄的正义之感，找准自己的定位，亮明自己的态度，让另类“恶搞”和蓄意“解读”丧失滋长的土壤，将英雄的丰碑牢牢树立于每个人的心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着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焕发什么样的精气神才能引领思潮、凝聚共识、攻坚克难，这是当前必须认真审视的问题，而英雄人物身上凝结着诸多核心价值观的优良品质，追随英雄的步伐审视自己，才能找寻到自己的方向，不断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国家一级作家王树增将军曾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有出息的民族来调侃自己的先辈。我们这个国土上高楼大厦太多，纪念碑太少。”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赋予了更多人公共空间的话语权，但这不能成为肆意涂抹英雄先烈的“捷径”，而是要通过更加理性的认知，还原和维护英雄人物的本来面目，让发展的精神根基扎牢，为换档提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补充源源不断的养分，以更加饱满的姿态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难看出，党中央对中国宝贵历史文化和先辈理想信念的推崇备至，深刻意识到人民有信仰国家才能有力量、民族才能有希望。为了捍卫和传承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维护先辈英雄应有的尊严，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涌动，要敢于“宣战”，决不能听之任之，放任其兴风作浪，侮辱先烈，蛊惑群众，危害发展。要持续不断地增加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成本，压缩它在舆论场的生存空间。对于传统媒体和网站，要求有的放矢，提高其责任意识，在事前、事中针对历史翻案、历史秘闻类的文章、报道进行更为严格审核，事后要依照新闻法规以假新闻进行追溯与惩处，增加媒体放纵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成本，让其为谎言付出应有的代价。但压缩其生存空间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当前历史特别是党史的宣传工作上，要适应时代发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以扶正推动驱邪。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强化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针对近代史、中共党史和先烈英雄事迹多出一些优秀的书籍、电视纪录片、电视剧、电影和动漫作品，让国人真正了解我们中国在近代遭受列强掠夺的苦难，正确认知以先烈英雄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重新在西方列强面前昂起头。在这里面，历史教科书由于其覆盖面全，以及能够影响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优化改善。中国各级历史教科书虽然史实较为可靠，但比较刻板、枯燥，应该丰富更多历史细节血肉来让历史教科书更加鲜活、生动、可读性强，从学生抓起培养强大的文化自信，夯实文化根基。在压缩历史虚无主义生存空间、繁荣丰富主旋律作品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制度层面的建设，严格执行党纪国法，并对部分法律内容进行更加详实具体的完善，有规可依，有据可循，锻造好让贩卖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望而生畏的“利刃”。
中国当前正处于跨越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全社会都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时我们更不能容许某些势力助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来破坏我们的事业。在历史和先烈面前，我们必须时刻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时刻心怀敬畏，時刻满怀憧憬，以行动继承丰沛的精神养分，补足动力，砥砺奋进，让“中国梦”照进现实，续写中华民族的绚烂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