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并不是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

　　激流按：马克思并不是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值得每一位探索中的青年了解与学习;马克思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他是每个试图接近真理的人们学习的楷模。今天是马克思逝世136周年的日子。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导师，激流网特整理这篇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而作的旧作《〈莱茵报〉与青年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示崇敬与怀念。

　　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观点的形成，有一个发展和转变的过程。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表现出超众的智慧和敏锐而顽强的探索精神。在他的父亲和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教育薰陶下，早年就有了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意向。在中学毕业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十七岁的马克思，就已经开始探索社会关系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明确表示了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崇高志愿。

　　马克思在大学是学法律的，但是他却把对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放在首位。1841年3月，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这篇论文中他选择了古代希腊唯物主义者作为研究对象，推崇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和哲学的能动性质，开始探讨哲学和现实的相互关系。这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虽然还受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他已经怀疑这种哲学，在有的问题上超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另外，从1841年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也有重大的影响。

　　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这时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属于唯心主义的，政治观点是民主主义的。在以后的时期，他开始了明显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转变的原因，除去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外，就是他对理论不懈地探索和钻研，尤其是他参加革命的实践活动，其中，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促使他开始转变的最初动因。

　　《莱茵报》的全名是《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于1842年元旦在科伦创刊。股东们原意想把这份报纸办成温和的、主要论述经济问题的报纸，后来这个报纸实际上成为青年黑格尔派革命思想的喉舌。青年马克思1842年4月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二十四岁的马克思成为该报的主编。反动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官圣·保尔曾在给他上司的报告中，称马克思是《莱茵报》“整个事业单位的精神首脑”“马克思博士在这里是理论的核心，是这家报纸活生生的理论源泉”(见《马列主义发展史参考资料》(二)36-37页)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积极结果。他改变了德国哲学界专门研究理论问题的传统习惯，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特别是到体现了各种矛盾焦点的、极其敏感的报刊部门去工作，这对他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哲学和现实相结合的渴望，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里就已经有了生动的体现，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哲学同现实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遇到许多现实的政治问题、经济利益问题，促使他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的德国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官僚、贵族、地主对劳动人民百般重压，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马克思，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更加强了他用哲学理论去阐述许多复杂的现实间题的决心。

　　当时，反动的《科伦日报》主编海尔梅斯，在他的报纸上指责《莱茵报》攻击作为国家墓础的基督教，呼吁政府禁止在报刊上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实际上妄图把哲学束之高阁，使其一与现实完全脱解。对此，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猛烈地抨击了他的谬论。文章阐述了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哲学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他批评了德国哲学界那种坏习气“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这种坏习气同“经常的战斗准备”对“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奥占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335页)，他还讽刺性地指出，德国人习惯于把思想当作崇拜的对象，但不去培育它，由于过分地敬重思想，所以就不去实现这些思想。马克思认为，哲学是符合时代的需要和愿望而产生的，反过来指导现实的发展，他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入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马克思还从实际行动中反对了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人”这个组织的脱离社会实践，只强调抽象理论批判的错误倾向，把他们给《莱茵报》撰写的空谈高调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淘汰掉，并给他们提出了“三少三多”的要求:“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马克思这一要求，对我们今天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何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哲学从单纯地论述理论问题进步到和当前的政治现实相结合，这是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由人民性向阶级性的转变。马克思给《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面对反动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在他过去写过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基础上，继续对人民出版不自由这一尖锐问题，进行评论。他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坚决捍卫出版自由。他认为，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出版物中表现自己的精神。他指出:“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从这些论述，可见他已经坚定地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了。更为可贵的是，在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里，马克思阐明了社会等级地位对思想观念的影响，分析了莱茵省议会辩论中诸侯等级、贵族等级、市民等级和农民等级的代表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这时不仅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而且具有了阶级性的思想，这里明显地表现了他的哲学是为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证明了马克思已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作为《莱茵报》的主编，马克思经常遇到关切到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问题，面对反动当局在经济上对底层人民的残酷压榨，促使马克思去辩论、探讨、分析、斗争。这集中反映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问题以及对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同官方的论战中。当时，因为穷苦农民买不起柴烧，拣枯枝当柴烧，成了例来惯例，但是贪婪的林木占有者却向官方诬告拣枯枝的行为是盗窃林木。1836年在普鲁士因这类行动(包括所谓违犯牧场法)而受到惩罚的有十五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普鲁士政府提出法案规定，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不得拣枯枝，否则以盗窃论处，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林木占有者利益、压迫贫困农民的法律，省议会通过了这一法律，并认为应加重对这类行为的惩罚。为此，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第六届菜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探讨尖锐的社会经济问题。马克思痛斥了这一反动法案，指出拣枯枝和盗窃林木根本不是一回事，法律把这两种行为相提并论本身就是撒谎，而穷苦人民则成为谎言的牺牲品。法律剥夺穷人的这种习惯，这就是明显地保护林木所有者的特权。关于林木盗窃法这场辩论，使马克思更注意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一步与经济问题相结合的又一集中体现，是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摩塞尔盆地，位于莱茵省，它以出产优种葡萄及酿造葡萄酒而闻名，但是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使摩塞尔地区的种植葡萄的农民陷入极度贫困之中。当《莱茵报》刊登了驻摩塞尔记者揭露葡萄酒酿造者的赤贫状况是由于吸血鬼和上层人物造成的这一事实之后，反动总督妄图抹杀事实，要求辩论。马克思根据他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亲自写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文中明确指出，葡萄农的悲惨处境，是与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密切相联的。他深刻地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的世界观进一步向唯物主义转变，已经对社会关系的客观本性进行研究。

　　对经济问题的探讨，是马克思理论上、思想上巨大飞跃的时期，同时他也感到经济学知识之不足。马克思在1859年回顾当时的情况时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8页)。1895年4月，恩格斯指出:“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马克思从研究哲学进而研究经济学，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为他以后建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如果不把哲学理论与现实经济相结合，便不能彻底突破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束缚，也不能超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如前所述，马克思原来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尽管他在许多问题上超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但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仍然受着它的影响。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既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又发现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质与现实不可解决的矛盾，对这种矛盾，马克思感到非常苦恼，于是开始打破思辨哲学的空谈恶习，把哲学与现实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而且在实践上和他原来所属的派别——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促使马克思去清算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逐步转向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由于政治上是站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上，其斗争锋芒，直指普鲁士专制制度，反动当局于1843年3月31日最后查封了《莱茵报》。通过这件事情更坚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立场，促使他更自觉地运用哲学这一武器，为现实斗争服务。他带着《莱菌报》时期尚未彻底弄清的问题，于1843年夏天，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在这篇论著中，他分析了黑格尔哲学关于国家和它的基础之间的唯心主义观点，已经具有了经济基础决定国家的思想。到1844年2月《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该刊物发表了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极其重要的文章。这些文章表明，在《莱茵报》时期转变的基础上，他的哲学观点与现实更紧密地结合为一体，从深切地同情劳动人民和坚决地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转变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从而从革命民主主义彻底转变为共产主义。在这两篇文章里马克思还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对思维和存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作了既唯物又辩证的解决。他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又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这些观点表明，马克思的世界观已经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实践中，马克思的思想逐渐充实、成熟，与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理论指导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可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青年马克思对社会对哲学顽强地探索精神，经过《莱茵报》接触到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促使他转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正是由于有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才有以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现在有些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者，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违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任何事物都有其萌芽、生长、成熟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学说，也不例外。为此，我们研究青年马克思在《莱菌报》时期的思想转变过程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