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冬生：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上演，作为一部红色经典，60多年来一直在部队放映。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师以上机关礼堂里，在团以下部队的操场上，在大山、海岛洞库的水泥幕墙前，定期的都能见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李侠的英雄形象。这部电影跟《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一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人。军人知道电波是不会永存的，而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发出的红色电波却是永不消逝的。英雄的李侠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却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军人。在这部电影中，广大干部战士看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
这部电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把延安最优秀的电台通讯战士李侠派往上海，让他与共产党员何兰芬假扮成夫妻，保证延安与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联络。李侠与何兰芬在上海展开工作不久，由于日军加强了对电台的反侦听，李侠同志不幸被捕。不过日军怀疑他是重庆国民党方面派往上海的情报人员，可加以利用，便将他释放了。出狱后，国民党上海地下情报系统也误以为李侠是重庆国民党派往上海的潜伏者，便威逼利诱李侠为上海国民党地下情报系统服务。李侠面对日伪蒋的包围，在险恶的环境中巧妙的与敌人周旋，不断地截获重要情报，每一次都准确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抗战结束后，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李侠奉命转移。恰在此时，上海地下党获取了敌人的重要情报，必须立即发往延安。李侠中止了自己的撤离，立即向延安发报。当他镇静地向延安发出了最后的告别信号时，他已身陷敌人的包围。
在这部电影中，人们从李侠身上看到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自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中国，豺狼当道，汉奸横行，生灵涂炭，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革命和新中国的到来，顽强作战，勇于献身。也正因为此，英特纳雄耐尔才更加光芒万丈。
李侠来自于一个有信仰的党，来自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民军队，他甘于为共产主义而牺牲。从电影的人物设计中知道，李侠是个老革命，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既能英勇作战于百里井冈;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能应对阴谋诡谲上海的十里洋场，真正的战士永远浴血奋战在最前方。他与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无论敌人怎么猖狂，他们总能从容不迫，不惧生死，坚守信念。这些革命先烈英勇献身时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多岁，他们人生青春的花朵才刚刚绽放，竟能无惧无畏，这更彰显了共产党人信念的高尚。
【1938年在上海的李白】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李侠，人物原型李白。四十年前知道李白名字的人并不太多，知道他英雄事迹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作为早期隐蔽战线上的一个革命战士，身处敌人的巢穴，朝不保夕，这是要有一种操守、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才能坚持斗争的。为了革命的信念方能舍身和忘死，为了人民的利益方能无私和奉献，为了新中国的到来方能英勇和无畏。《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结局是李侠为了革命的胜利，勇敢地走向了敌人的刑场。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甘于牺牲的共产党人，我们伟大的事业才能成功，新中国才能得以建立，人民的幸福才得以到来。共产党宣言，在李侠身上，得到了最生动最实际的印证。
我对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有一份军人的执着。1980年5月，我在整理稿件时，看到了一篇署名老红军周维的手稿《红色电波》。凭借党史军史研究工作的经验，以及所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给我留下来的深刻印象，我立即意识到周维回忆录记述的老红军李白与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李侠应该是同一个人。于是，我认真地编辑了这篇文章，并改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
为准确的回顾历史，为敬畏革命先烈，文章编好后，我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在资料室里查阅档案，在数万篇回忆录里寻找与《永不消逝的电波》相关的机要通信工作历史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既查到了老红军周维的人物经历，也找到了散见在许多资料里李白烈士的基本情况。在上万件历史资料中找到周维很不容易，十多天内我竟找到了6个叫周维、周伟、周为的老红军、老八路。这些来自于回忆和记录战争历史的资料，准确地说明了周维《红色电波》文章中的李白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周维，江西南昌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红军时期曾任无线电台报务员，中央军委无线电总队报务主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第三科(机要通信)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
李白，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无线电台台长、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1937年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从事秘密电台的机要通信工作。1942年、1945年和1948年曾三次被捕，在狱中经受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在上海浦东牺牲。
周维在《红色电波》里是这样回忆李白的：我在红五军团无线电分队当队长。在我们分队里，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就是我们队的政委李白同志。部队刚过彝族地区，就钻进了深山老林。我发了一夜高烧，身子更虚了，勉强喝下半碗糊糊，拄根树棍就随着队伍出发了。李白同志让指导员带队，自己却又来照顾我。许多战士想背着我走，那怎么行呢?几百斤重的机器已经压弯了他们的腰，电台比人重要，我决不能拖累他们。“电台重要，人也重要!”他叫两个战士把我抬到担架上，他和另一个战士抬起担架就走。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军团部的医生和李白同志坐在床边，我一把抓住李白同志的手，望着他微笑的脸，李白同志轻轻地替我揩掉不知是什么时候涌出来的两颗泪珠。长征胜利结束，到了延安。李白同志后来奉党的命令，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党失去了一个坚强的战士，我失去了一个可尊敬的战友……
为了证实这一情况，我还询问了周维和李白的老战友、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红军时期就开始跟随毛主席做电台保障工作、1955年授少将衔的黄有凤。黄有凤、周维和李白曾是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战友，也同为这一时期中央军委电台通信部门的领导。我见黄有凤的时候，他刚从中央保密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对李白从延安派往上海，后来又在上海牺牲了的情况全知道。他肯定地告诉我，《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的就是我的战友李白的故事。
黄有凤、周维、李白的革命经历是相同的，他们在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初期的战斗经历是重合的。周维、黄有凤和李白在长征路上和到延安以后都在军委电台机要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李白的资历比较老，1925年的党员，当时在延安都是职务比较高的领导干部。把李白这样的老党员派往上海，可见中央对上海斗争的重视。把李白从延安派往上海这一最高机密，知道的人肯定不多。而作为军委电台的实际负责人周维和黄有凤是知道的，而来自于上海地下党的电报也都是由周维或黄有凤亲自译电并直送中央有关部门的。
李白即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主人公李侠的原型。随后《星火燎原》杂志(1980年8月创刊号)即以《永不消逝的电波》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我在周维文章的结尾处加了一段话：“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描绘的可能不是李白同志，但他是千千万万个李白同志的缩影，他就是一个‘永不消逝的电波’”。同时加了一个编后附记：“作者周维同志系红军老战士，曾任国防部某研究院副院长，已去世。此文是作者一九五七年撰写。”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全国许多报纸都作了转载。有些报纸就开始把文章中的李白和电影中的李侠说成是同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电影，是不是就是在周维同志1957年撰写《红色电波》文章的基础上加以改编的。这已经不重要了，但电影和这篇文章密不可分的联系就这样存续下来了。
后来北京邮电大学在校园里建立了由陈云同志题写的“李白烈士”的塑像，邓颖超同志并为塑像题词。李白、黄有凤、周维这些电台工作者是当时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一分钟也离不开的人。但凡发给中央和中央发出去的电报，需要中央领导传阅的，都是由他们亲送。由于职业习惯，他们从不和人主动搭话，但当时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不认识他们的。由此可以看出，李白烈士的纪念碑，由两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给他题词，可见李白与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革命感情有多深。
上海邮电管理局为塑像撰写了碑文。他们都是依照周维的文章作为根据的。在此之前，这些单位辗转找到了我，跟我核实了李白烈士的相关历史，并将碑文送我审定。为示慎重，我也找出了李白烈士的经历资料，跟他们做了认真的比对。
现将邓颖超同志的题词和李白烈士的碑文铭记如下：
邓颖超同志的题词是：
“象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所写的原型李白同志，为了党的利益，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碑文为：
“李白，湖南浏阳人，1910年5月1日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班长、无线电台台长、红军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等职。1937年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从事与中央的秘密通信工作，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1942年、1945年和1948年曾三次被捕，在狱中经受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在上海解放前夕1949年5月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浦东，时年39岁。李白烈士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和老红军周维所写的《红色电波》也都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电影和文章所讲述的红色故事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忘来时的路”所要传颂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就像一束“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光辉灿烂，光照历史，光照今天，光照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