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证——重温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写于60年前的回忆

　　【编者按：本文整理者段晓光的父亲段连绍同志是一位老红军，长征时在军委二局，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机要科长，他生前珍藏了一张党证。1961年6月28日，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前夕，《江西日报》刊载了他回忆这张党证的文章。值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经授权，特此编发这段写于60年前的回忆，让更多的人能直观地感受和学习段连绍那批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回顾初心，牢记使命。】

　　上图：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段连绍生前珍藏的《中国共产党党证》：第001133号

　　人物简介：段连绍（1915—1999），江西省永新县高溪乡下雨村人。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军部勤务员、宣传员、政治部青年部干事，红一军团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代理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第二局股长、科长，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直属政治处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八军一五一师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广西龙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广西邕宁军分区副政委、第二政委，江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州军区第三局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十一军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顾问（副兵团职）。

　　写在前面的话：

　　1961年6月28日，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前夕，《江西日报》刊载了开国大校段连绍的回忆文章《党证》。

　　上图：《江西日报》1961年6月28日第3版

　　段连绍同志是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生前一直珍藏着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1933年7月在中央军委二局工作时领取的《中国共产党党证》（见附图）。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告诉大家：“党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志。拿着它应该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担负着光荣的使命……它在身边，就是党在身边……”

　　从此，他就一直将这张党证带在身边，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这张党证伴随他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至他去世。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怀着虔诚和景仰的心情，重温这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写于60年前的回忆，不禁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党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是对“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最好诠释，使我们更加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为了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节选《党证》的部分内容（见正文），以使更多的人了解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源泉。

　　上图：《江西日报》1961年6月28日第3版完整页面

　　正文：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路。

　　“1934年10月10日，月牙还挂在天边，我们便在整装待发，这是我们开始长征的日子。出发前，大家都在收捡自己的行装，准备轻装前进。我数着自己所有的东西：一床夹被，两套单军衣，一条毛巾，两双草鞋，一个瓷碗，一个米袋，还有一张党证，一捆书。看来除了从书上打主意外，其他都是生活必需。踌躇半天，才挑了五、六本书打在行军包里。庄严的党证，便小心翼翼地先用几层白纸包上，再用一块打土豪得来的白洋布包叠起来，放在内衣口袋里，贴在我的心口上。

　　出发前，党内开会作了思想动员。支部号召把行军不掉队作为战斗任务来完成。要求每个党员发挥阶级友爱精神，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支部的号召，是一团烈火，燃烧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我们纷纷在党小组的会上表示了永不掉队的决心……

　　1935年的6月，部队进入川康边境，来到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夹金山下……我不服这里的水土，吃不惯苞米，一路上拉了几天肚子，把人搞得精疲力竭。凝视着第一座银光耀眼、高入云霄的大雪山，不禁心头有些怦怦然……开始上山不远的地方，我还勉强可以拉着马尾巴走，因为马背上驮的东西多，不便再骑人，后来连马也累得爬不动了，我便松开手，在部队后面慢慢跟着。每走一步，空荡荡的肚子里，像有一根绳子拉扯似的一阵剧痛。每跨一步，都好像占去了很多的时间，眼前这条由无数脚印踏成的弯曲道路，总是缓慢地向前拖展着，没有尽头……快爬到山腰的时候，我和部队的距离也拉远了，疲乏和饥饿使我快要失去支撑身子的能力，我只得停下来休息片刻，准备轻装再走。打开我的小背包，数着自己的东西：两套单军衣，一条毛巾，一双草鞋，一个瓷碗，一个空米袋，还有三本书，看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只有三本书了，说什么也不能扔掉，是它给了我们革命的理论知识，从一万多里遥远的瑞金带到这里，多不容易呀！再搜搜身上有什么可以扔掉的，哪怕是微小的一点也好，少一点总要轻快一点。重又打开贴在我心口上的小包，在几张起了毛的白纸上，看到了我的党证。《中国共产党党证》几个字，乌黑油亮，在闪闪发光。看到它，我仿佛又听到组织委员庄重的声音：‘党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志。拿着它应该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担负着光荣的使命……’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许多事情，想起1931年5月，在永丰南龙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斗空隙时，我们一群人在翠绿的竹林里举行的入党宣誓，想起党支部行军不掉队的战斗号召，想起自己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生命才刚刚开始，党的使命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想到这些，革命的意志就像夹金山一样坚定起来。我扔掉了几张起了毛的白纸，用白洋布迅速包起了党证，重又迈出坚强的步伐，踏着战友们的脚迹前进……

　　上图：《党证》插图（《江西日报》1961年6月28日第3版）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饥寒、疲劳和高原稀薄的空气，驱使我们在黄昏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安营下来烧点青稞麦糊糊吃。草地，这纵横数百里荒凉的旷野,一直逶迤到遥远的天边，尽是绿黑色的，令人恶心汪洋草海，没有人烟，也没有大树，去哪里找引火的干柴啊！在这遍野潮湿的草地上，一小片纸也和火柴、粮食一样，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胜利连在一起，成了十分珍重的财产。几天来，我仅有的三本书，已经拿出两本用来引火了，现在我身上所有的纸张只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本书和党证了。我把它们拿出来，准备交给李作鹏科长。当我刚要伸手交出的时候，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党证上，《中国共产党党证》几个字，乌黑油亮，在闪闪发光，那交织在五角星上硃红的铁锤、镰刀，像一簇烈火在熊熊燃烧。我的手本能地缩了回来，党的十大政纲:‘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在我眼前一一而过。想到共产党员担负着这光荣使命，完成这旷古的事业，眼前一张纸固然宝贵，可这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纸片呀！它比我的生命还宝贵。它在身边，就是党在身边，我怎能把它烧焚！于是我只交出了最后一本书。

　　稀稀的麦糊煮好了，空气稀薄的高原，虽然水煮不开，可总算煮成糊糊了。大家有笑有说地吃着，吃得那样香甜。青稞麦多一些的同志，总是把多一点的往别人面前送，你给我，我又转给他。每一个战士的心灵上，都闪烁着阶级友爱的光辉。入夜了，我和李科长合伙睡，我们选了一块稍干的草地……当要合上眼睛的时候，饭前交党证引火的事又在我心头奔腾起伏，我又像看见交织着的硃红的铁锤、镰刀，化作一面胜利的红旗，漫天飘动。

　　抗日的烽火燃烧着整个华北。1942年5月，日寇向我太行山进犯，发起了报复性的‘五月大扫荡’，5月21、22日，我们就得到敌人向山西辽县进攻，要合击总部的消息，便当即转移，准备在24日拂晓，当敌人的合围圈尚未形成之前跳出包围圈，赶到南艾铺，辽县以北地区，争取主动打击敌人。

　　上图：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南艾铺十字岭

　　在转移的路上……我们与日寇遭遇了，陷入敌人的包围中。这时，左权参谋长和司令部机关在一起，他一面亲自率领警卫部队顽强阻击，一面组织机关人员有组织的分路撤退，向西北方向突围……我们有些战友光荣地倒下了，左参谋长也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尽管敌人如此猖狂，阻击部队仍然顽强战斗，视死如归，英勇地掩护总部机关突围……我们很多人还没有突围出去，敌人的包围圈却越拉越小了。这时，我想起了背在身上的皮囊，皮囊里装着党中央和全军通报的密码、中央军委发来的绝密文电和我的一张党证。文电密码，是党的咽喉，全军的动脉。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军队的行动，要通过它去传播，这些重要机密如果落在敌人手里，我们的党和军队将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啊！想到这个皮囊，我心头突然涌上一片愁云。怎么办？个人可以牺牲，党的机密无论如何不能失！想尽办法也要使党的机密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借着敌人机枪换梭子的一瞬间，我使劲一扬鞭，纵马向左侧一个山沟里飞奔。敌人发现我，便集中火力向我扫射，子弹在我耳边‘嗖、嗖……’飞过。这时我什么也不顾，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保卫党的机密。

　　我紧贴着马背，一股劲地往前冲。接近山沟时，马中弹倒下了，我便匍匐急进，朝着长满小树的山沟里爬去。在一丛小树林里，找到了一块大石板，我把密码、文件和党证藏在底下，石板上放些小石子作为伪装和暗记。这时我像搬掉了心上一块大石头……冒着敌人的枪弹，我从十字岭南面方向突围而出，从下午五点到下半夜三点，一气跑了一百多里。到达总部原来住过的武军寺附近时，才发现自己又饥又渴,疲劳无力，全身沾满了污水和尘土，我便到一个老乡家里找水喝。老乡都躲鬼子去了，没有水，我便拿起喂猪的潲水咕咕地喝了个饱。稍事休息，我便去寻找部队。在东坪找到了执行侦查任务的二科长魏国运同志和他带领的一个班，历经了艰险再相聚在一起，像阔别了多年的亲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这半夜，上下眼皮直打架，却久久不能入睡，与战友相聚的欢乐情节和对密码、文件、党证的悬念，使我的心情起伏不定。

　　翌日拂晓，我和魏科长带着侦查班返回南艾铺，去取党的文电机密。一路上，我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绕道疾行。当来到埋藏文电的山沟里……我们安然顺利地找到了藏文电的大石板，大石板上依旧放着几个小石子，敌人没有发现它。重又见到密码、文件、党证，我像获得一种崇高的奖赏，心里洋溢着无限的幸福。

　　这张党证又重新回到我身边。此后，在解放战争，在狂飙式的革命生活里，它再也没有离开我，每当我看到它，想起它，我便想起党领导我们所走过漫长、曲折、胜利的道路，想到了过去……使我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

　　后记

　　据段连绍老人后来回忆，他从十字岭突围出来遇到总部二科长魏国运同志和侦查班后，仍担心密码和机密文电落入敌手，遂顾不得个人安危和同志们的劝阻，坚决要求魏科长和侦查班随他返回十字岭，进入敌人合围圈取回了密码、文电，确保了党中央和全军的安全。在后来的总结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高度赞扬了他为保护党的机密不惧牺牲的精神。

　　本文整理于202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