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您离开47年了！周总理，我们怀念您

2023-01-08

作者: 共青团中央 来源: 环球时报

　　制图：高玺璐

　　47年前的今天

　　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

　　有一位饱受癌症折磨

　　只有61斤的老人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弥留之际，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

　　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

　　那里更需要你们

　　……”

　　三天后

　　几十里的长安街站着百万民众

　　有的从城郊步行十几里而来

　　有的从外省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奔来

　　他们臂上都缠着黑纱

　　胸前都佩着白花

　　流着泪，踮着脚

　　等待老人的灵车到来

　　这位老人

　　就是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眺望着他深爱的土地和人民……

　　那个冬天

　　人们在寒风中驻立

　　只为送周恩来总理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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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周恩来逝世47周年

　　让我们一起回顾周恩来生平里的

　　那些点点滴滴

　　再一次缅怀我们的好总理！

　　人们抬着周恩来总理画像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图片来源：新华社

　　青少年时期

　　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到“五个不虚度”

　　1898年，周恩来生于江苏淮安。12岁那年，他随伯父到东北求学。一天修身课上，校长提出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

　　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明理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吃饭而读书”……

　　周恩来站起来清晰而坚定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少年周恩来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要想不受帝国主义欺凌，就要振兴中华。

　　1912年，周恩来就读于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前排中为周恩来）

　　1913年，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中学，他为自己制定了五个“不虚度”的要求：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

　　1915年，周恩来参加了反袁运动，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组织同学演讲、募捐，在“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的情况下，青年周恩来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深造，他筹划考官费留学生。“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临别时刻，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青年时期，他大声疾呼：

　　“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的领导核心。他以南开校友身份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文章随时报道运动形势，他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前排左一为周恩来

　　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该报上，周恩来以“飞飞”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

　　1919年9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天津学生运动骨干组成的觉悟社成立。首批社员有周恩来、邓颖超等二十人。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并将天津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再次推向高潮。

　　1920年1月29日，为抗议北洋政府逮捕学生、查封学生联合会，周恩来等率领数千名学生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遭到血腥镇压，周恩来等当场被捕。

　　“五四”时期，周恩来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周恩来自己曾说，“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前排右三为邓颖超。

　　“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

　　20世纪20年代初，22岁的周恩来来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以求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柏林大学考察学习。

　　1921年，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自此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事实也正是如此。

　　周恩来在德国

　　1922年3月，周恩来移居柏林，为成立旅欧青年团积极奔走。1922年6月3日，团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负责宣传工作。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任书记。

　　1923年3月周恩来写给团中央的第一号报告中提到：“我们现在已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说：‘我们愿努力毋违！’”

　　“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这一天

　　终于来到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一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将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函告各国政府，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愿与各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入夜，周恩来又具体组织和安排领导人、外宾一起观看天安门前的焰火晚会。这就是周恩来在开国这一天的主要活动，也正是在这一天，开始了他26年的总理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科技、文化等各领域，作出奠基性的贡献。

　　“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即使以后富裕了

　　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依然保持节俭度日、廉洁自律的作风。“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这句话，周恩来说了一次，坚持了一辈子。

　　1958年1月，周恩来到杭州视察，随身带着自己的枕巾、棉褥子、床单和旧被子，旧被子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也是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

　　浙江省警卫处王长索实在看不下去，就趁周恩来去开会的机会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周恩来开会回来发现后语重心长地对王长索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周恩来的饭菜常年是一荤一素一汤，为了节省时间工作，周恩来吃饭常常“狼吞虎咽”。

　　周恩来的浴巾用了20多年，正反两面都打了14块补丁，在他住院期间，还要当做枕巾。周恩来的睡衣睡裤，颜色穿得都褪掉了，他依旧不舍得扔，一直穿到他去世。

　　周恩来住了26年的西花厅，因为破损墙壁修整得不足，每当北京的冬天来临，凛冽的寒风就会从破损处灌进来，他始终不许人装修。有人曾趁他出差时为他添置了家具，他回京后却发了脾气，让人把新家具都搬出去，还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

　　在全中国人民的印象中，周恩来总是衣着得当，风度翩翩。殊不知，他里面穿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

　　磨破的衬衣领子

　　周恩来在世时节衣缩食，以至于在他逝世后，为他下葬的工作人员甚至在他工作过的西花厅里找不到一件没有打任何补丁的完整的新衣服。

　　在场的医生们都不忍心看着周恩来总理竟要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下葬，大家一合计决定为他买一件新的衣服用作寿衣，但这个想法却被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严词拒绝了。

　　“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抚养过很多烈士遗孤和自己的亲属子女。对这些孩子，他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他曾告诫亲属：“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这十条家规是：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1946年6月，周恩来与阔别30年的堂兄周恩夔见面。寒暄中，周恩夔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弟弟出面，帮他安排一份工作。

　　周恩夔读书不多，又患有腿疾，一直没能找到称心的职位。周恩来提笔写下了一封信作为答复，他用短短8个字婉拒了亲人的请托：惟人生赖奋斗而存。

　　他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际，嘱咐邓颖超说：“……希望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到北京来，这才是真正的悼念。如果一定要来北京，应该自己花路费，一分钱也不要政府开支……”

　　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八互”

　　周恩来和邓颖超从“五四运动”相识，大革命期间结合，从互相勉励的革命友谊，发展到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他们携手并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经过20多年的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他们总结出夫妻之间应做到“八互”，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他们不仅自己做到，而且还在青年同志中提倡，在党内传为佳话。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合影（中央档案馆藏）

　　“我都快七十岁了，多给我点时间

　　多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吗？”

　　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让世界认识中国而奔走。“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邓小平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曾这样说：“三更将眠五更起”，这是周恩来操劳的日常。

　　1966年5月，周恩来第三次到大庆视察工作时，忙碌了一整天后又听汇报、看油田模型和技术革新展品。直至凌晨两点十分，大家劝他早点休息，他却说：“我都快七十岁了，多给我点时间，多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吗？”这一夜，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三点多。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后来发展到每天便血，但仍继续超负荷工作。生命的最后时刻，由于癌症的折磨，他的体重只剩30公斤，可他依然起草和批阅文件，顽强地工作……

　　周恩来总理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