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悼念爱国者童增

　　悼念童增：从不曾料想，这样一条鲜活生动多姿多彩的生命，竟然在69岁上戛然而止。在10月份离我们而去的人物中，童增是最应该受到我们悼念的之一，但他却走得那样寂寞。就连我也因为那几天忙于出行，而连朋友发来他在10月23日去世的讣告都没有及时看到，而错过了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回到北京，找出21年前对他采访后写的一篇专稿，来纪念这位堪称中华民族英雄的人。

　　大学念经济、研究生读法律的童增，本可以走“仕途”或者“钱途”，安安稳稳地挣钱养家;也可以在“象牙塔”里，平平静静地做学问。

　　但是，他选择的道路，却使他总处在争议的旋涡，一个接着一个。即使在他被迫下海，当了一家投资公司的老总，挣了些钱之后，他也没有消消停停地养家——事实上他的家也散了。他挣的钱，还是用来支持他理想的事业。

　　“可能是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读书读多了，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就去做了，”47岁的童增淡淡地说。

　　童增刚刚在2003年底被推选为中国民间保(卫)钓(鱼岛)联合会筹备会会长，是公认的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96年9月1日，他和250多位民间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日本政府默许某团体在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并单方面宣布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钓鱼岛列岛包括在内，还派出海上自卫队舰艇巡逻。他们指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随后，童增等17位民间人士又在北京声明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这些行动，结束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陆民间在全球华人保钓浪潮中一直寂然无声的历史。

　　童增不仅积极推动了2003年6月中国大陆民间保钓首航行动，支持他的两名雇员参与并拿出两万元奖励20名出海保钓勇士，而且他对钓鱼岛的开发也有长远的具体打算。他说，保钓联筹备会成立以后，除了依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请注册之外，根据国家新出台的允许个人租用无人岛屿的政策，他们还准备以民营公司的名义租下钓鱼岛进行开发和经营。

　　“一旦承租下来，我们就申请一条从浙江到钓鱼岛的航线，真正开发钓鱼岛，”童增说。为此，成立还不到20天的筹备会就与京穗两家投资企业联合发起，在2004年1月13日实施了大陆民间第三次出海保钓活动，一方面“继续让世界了解钓鱼岛是中国的”，一方面对开辟钓鱼岛的旅游航线做实地考察。

　　童增做的另一件颇有影响的事，是打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早在1991年3月，他就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论文，由此开始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对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要求赔偿的司法诉求。这篇后来被称为“万言书”的论文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证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的区别，提出，虽然抗战胜利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1949年以后领导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国际法中所说的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政府按和约规定支付的那一笔“战争赔偿”，并不包括战败国应向战胜国民间受害者个体支付的“受害赔偿”。童增等人根据国际惯例计算，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损失赔偿费大约应合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而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1200亿那部分。

　　童增认为，“客观地说，日本国的任何赔偿都弥补不了1931年至1945年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即使日本国履行了受害赔偿义务，我们也算给日本国赠了厚礼，给他们反思战争罪行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上书人大的同时，童增也把论文散发给参加人代会的代表，并投书报社。他的建议，获得了一些人大代表和媒体的支持。1991年5月，《法治日报》发表了他的论文，经十多家媒体转载，童增收到全国各地读者来信一万多件，读者对他的建议表示响应，并向他提供受害者线索。1992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五次上，两位人大代表以童增万言书的理念为基础，分别提出两个主张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据悉，迄今中国被害人以日本政府或企业为被告，向日本法院起诉的个案共有24件，涉及的战争罪行有从军性奴隶(慰安妇)、强制劳工、南京大屠杀、人体试验与细菌战、遗弃毒气弹等。

　　为了帮助民间受害者对日索赔，童增离开了在化工部干部管理学院执教的岗位，放弃了到当时待遇比较优厚的一家报社工作的机会，选择调入被视为“清水衙门”的国家老龄委下属的科研中心工作。他以为，受害者都是年事已高的老人，到这里工作，可以为帮助他们对日索赔提供方便。这期间，日本有关团体在1992年、1995年两次邀请童增去日本讲演并代理受害人向日本政府索赔，却一次又一次被日本驻华使馆拒绝签证而未能成行。

　　保钓、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都是童增觉得应该做的事，在今天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童增说，政府对此也是认可的，因为早在1992年3月11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说，“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也在访日前对记者表示，“中国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的权利，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尽管如此，童增在当时还是被一些国人看成“异类”。虽然这些事情本身并不错，但童增这个“平头老百姓”管这些“国家大事”，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而且童增管这些事的方式，也让有些人不踏实。因为他“不是按组织程序来，而是一家伙就捅到了媒体上，”一位曾经和童增共过事的人说。慕名找上门来要求童增帮助索赔的战争受害者，甚至使有些人担心他会“聚众闹事”。

　　其实，童增说，他是主张理性解决问题的，并不赞成大轰大嗡的做法。即使他一时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受了些冤屈，他也没有灰心。“我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有那样的轰动效应，就是写文章把自己的想法发表出来。但是看到‘慰安妇’们的生存状态，感到有一种责任感，不做不行，”童增说。至于一些人的误解，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入党时就宣誓要把生命献给党，我不可能推翻自己的党。我相信自己做得是正确的，不理解是暂时的。”

　　出于同样的信念和责任感，童增对他所在单位参与的一项国际合作项目质疑，终于导致他丢了“铁饭碗”。那是1998年3月，他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一个名为中国长寿老人健康调查的培训。其间，一个欧洲专家指导他们如何采集老人的血样，教他们把那些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的手，先在热水中浸泡，再搓热，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用针管从老人手指取血。第一滴血不能用，要求从第二滴血开始，从每位老人手指上取的血，要能充满直径为12毫米，或一枚一分硬币大小的5个圆圈。这个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出资、杜克大学和欧洲一些研究机构参与，中国一些机构协助的项目，引起了童增的怀疑。起初他担心这样采血，对高龄老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利。后来他发现，培训的中文资料和说明，都有意识地回避英文资料中的基因字样。

　　“这是在猎取中国的基因资源!”童增一方面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方面通过媒体，呼吁警惕中国基因资源的流失。结果，已经采到的4000份血样被中国政府主管部门下令封存，不许出境，但童增也因为得罪了负责这个项目的他的顶头上司，受到严厉处分，并被辞退。

　　为谋生计，童增这才下了海，一步步做到公司总裁。虽然在做生意，他自幼培养起来的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仍然没有泯灭。因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日本战犯的靖国神社而在日本吃过官司的旅日中国青年冯锦华，回国后，有半年时间没有找到工作。童增得知此事后，找到学法律出身的小冯，录用了他。曾经当过海军航空兵的退伍军人张立昆，因为常年参与保钓活动，丢了工作，家也散了。童增听说后，把40岁的张也录用到他仅有11个雇员的公司。冯和张都参加了2003年的出海保钓活动。“我和他们有类似的经历，知道做这种公益活动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有了条件，能支持一把就支持一把，”童增说。“他们都是很淳朴的人，没有功利心。”

　　童增说，参加保钓活动和帮助战争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人，“离婚率都确实比较高”，因为能往家挣的钱少，却要付出很多，甚至包括自己的积蓄，往往还不为人理解，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但是，他还是那句话，“认为是对民族对社会有利的大事，就要去做。”

　　2003年那场突如其来席卷了中国大地的非典，再次引起童增对基因问题的思考。思考的结果，便是他2003年10月出版的一本小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书中以美国一些科研机构90年代以来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大量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大胆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这使童增再次卷入争议的旋涡，赞成、支持、批评、反对乃至谩骂，都铺天盖地。

　　对那些辱骂，童增还是淡然一笑：“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澳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一位教授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她说。“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如果美国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炸中国的大使馆，童增为什么不可以对非典的来源提出怀疑?”

　　童增过去的很多同事也一直在关注他的活动。老龄委科研中心的郭平认为，应该肯定童增的民族责任感。“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如果事事都靠政府，有时会没有缓冲的余地，”他说。“其实中日关系正常化，就是从民间的交往和改善关系开始的。有些事情由非政府组织、民间来做，可能更有利。”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自幼刻在童增心里的话。尽管尽匹夫之责的过程中备受争议，充满艰辛，童增却没有后悔。“我们的坚持甚至牺牲，都是值得的，”他说。

　　本文写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