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董振堂诞辰130周年】路遥知马力！他是毛泽东眼中“坚决革命的同志”

　　2025年12月21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董振堂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从宁都起义高举红旗、奔向光明，到中央苏区纵横驰骋、百战犹酣；从长征路上铁流后卫、勇担重任，到西路军血沃祁连、慷慨悲歌，董振堂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

　　宁都起义 投奔红军

　　董振堂

　　董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1921年9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接受军事教育。1923年8月，参加冯玉祥领导的第十一师。1926年9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绥远省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出师北伐。中共中央选派邓小平、刘伯坚等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冯玉祥部从事政治工作。此时，董振堂担任第十二旅旅长，他邀请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以北伐的形势和国民革命的任务为主题，给十二旅官兵作报告，使全体官兵深受教育和启发。此后，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与刘伯坚并肩作战，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被蒋介石击败，其残部被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担任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路军南下“围剿”江西红军。董振堂对此非常抵触，当第七十三旅乘火车行至山东济宁一车站时，他和部队下车破坏了铁路，拒绝前进。被迫到达江西后，董振堂在同红军作战中或按兵不动，或迂回不战，多次受到上级斥责。中央苏区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蒋介石嫡系部队全部撤出休整，第二十六路军则被继续留在四面都是红军和游击队的宁都孤城，加之疟疾流行，士兵病死的很多，使得该部官兵极为不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地抗日救亡呼声不断高涨，第二十六路军将士强烈要求返回北方抗日。蒋介石却命令第二十六路军死守宁都，并来电威胁说“侈谈抗日者杀勿赦”，更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对抗情绪。

　　赵博生

　　第二十六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党员刘振亚、袁汉澄（袁血卒）、罗亚平等积极开展政治教育，加紧起义的联络筹备工作。10月，在党组织的影响下，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博生争取了董振堂参加领导起义，两人共同争取了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第八十旅参谋长边章五、第二二二团团长黄中岳对起义的支持，从而掌握了第二十六路军的绝大部分指挥权。与此同时，袁汉澄和第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一营营长卢寿椿分别代表董振堂、季振同前往瑞金，向苏区中央局报告起义计划。

　　中革军委和苏区中央局高度重视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工作。12月7日，在大革命时期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建立良好关系并赢得他们尊重的刘伯坚致信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加入红军，为劳苦工农谋解放。毛泽东、朱德多次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处置方案，并派刘伯坚、王稼祥等到固村指导起义行动。

　　12月14日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等以及中共特别支部的领导下，迅速控制了指挥机构、通讯电台，解决了部分顽抗之敌，起义取得胜利。15日清晨，以董振堂第七十三旅为前锋，起义官兵1.7万余人携带8部电台和2万多件轻重武器，开至宁都东南的固厚地区与红军会合。第二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

　　宁都起义的成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有力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宁都起义代表，并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保卫苏区 屡建功勋

　　宁都起义后，苏区中央局安排红五军团官兵轮流到红军院校、党政机关以及其他红军部队驻地观摩学习。参观期间，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中央领导亲自接待，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经过党的思想教育和政治改造，红五军团的面貌焕然一新，驰骋在创建和保卫苏区的战场上。

　　1937年毛泽东（左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

　　1932年3月，红三军团作为主力部队久攻赣州不克。面对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局面，处境十分危险。董振堂奉命率红十三军直插赣州，顶住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的攻击，掩护攻城部队顺利撤离。赣州战役失利后，中革军委决定对红一方面军进行重新编组。红五军团由第三军、第十三军合编组成。不久，董振堂接任红五军团总指挥。

　　4月1日，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攻打龙岩、漳州的作战计划。10日，林彪率红一军团攻占龙岩。14日，董振堂率部赶到龙岩布防，有力地保障了通往前线的战勤补给线畅通无阻，配合红一军团顺利攻克漳州。4月底，苏区中央局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将3000多块银元的积蓄全部交给党组织。毛泽东劝他不要全交，给自己留些钱用，给家里也寄点。董振堂却坚持全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7月初，广东军阀陈济棠纠集20个团向赣南苏区进犯。奉中革军委命令，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南雄、水口一带与敌军交战，共毙伤敌近3000人，挫败了其对赣南苏区的“进剿”行动。

　　8月12日至23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参加宜黄、乐安战斗，攻克宜黄、南丰、乐安3座县城，歼敌约3个旅，俘敌5000余人。10月，红五军团进军赣东、闽西，参加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取得了辉煌战绩。因屡立战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授予董振堂“红旗勋章”，并称赞他是“常胜将军”“卓越的指挥员”。

　　1933年二三月间，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参加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一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俘敌1万余人，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月25日，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50万人，兵分多路“围剿”中央苏区。红三、红五军团在黎川东北阻击敌人，歼敌3个团，俘敌1100余人。此后，红五军团与红一、红九军团互相配合，依托建宁地区险峻的地形，顽强阻击国民党军长达6个月。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红一方面军陷入不利的作战态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

　　长征路上 铁流后卫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

　　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掩护军委两个纵队转移。11月25日，中央红军从广西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因携带过多笨重的机器、辎重，造成队伍庞杂累赘、行动迟缓，部队尚未渡江便遭到国民党军拦击。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通往湘江东岸的永安关、蒋家岭、雷口关等地顽强阻击敌人数昼夜，部队遭受很大损失。所属第三十四师在掩护大部队渡过湘江后，被国民党军包围在湘江东岸，5000余名红军战士阵亡。师长陈树湘身中数弹，重伤被俘。在押送的路上，陈树湘用手撕开腹部伤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湘江战役后，“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的赞誉在红军战士中广为流传。

　　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董振堂正率领部队在遵义城东南方向布防，阻击国民党军追兵。2月，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期间，红军女战士陈慧清突然临产，本已撤出阻击阵地的董振堂，亲率第三十九团返回阵地继续阻击敌人。有士兵对此不解，觉得为了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牺牲红军不值得。董振堂严肃地对战士们说：“我们打仗，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下一代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甭管牺牲几多人，也要顶住。”就这样，第三十九团的战士们在枪弹炮火中顽强阻击敌人两个小时，硬是“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

　　4月29日，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由嵩明、寻甸地区向金沙江畔疾进，准备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按照中革军委部署，左纵队红一军团夺取龙街渡，右纵队红三军团夺取洪门渡，中纵队红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直取皎平渡，从这3个渡口抢渡金沙江。因红一、红三军团所在渡口江宽水急，敌机不断袭扰不能架桥，又缺乏渡船，最后全部改由皎平渡过江。5月3日，中央红军2万多人开始渡江，凭借仅有的6只木船，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国民党军以两个纵队的优势兵力步步紧逼，红五军团则抢占通往皎平渡的各个制高点，依托高山峡谷顽强阻击敌人。9日傍晚，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顺利渡过金沙江，董振堂才指挥阻击部队连夜渡江。

　　1935年6月21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7月21日，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统一改为军，董振堂任红五军军长。

　　8月3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协同北上。红五军编入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并作为先锋进入松潘草地为大部队探路。当红五军即将走出草地时，张国焘命令部队返回，南下川康地区创建根据地。在滞留川康边区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董振堂和红五军的将士配合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

　　1935年11月，由于张国焘决策失误，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1936年7月2日，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中共中央命令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两军共同北上陕甘地区与中央会合。董振堂率红五军第三次跨越雪山草地。

　　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其间，为阻止红军会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制订“通渭会战”计划，企图把红军消灭在西（安）兰（州）公路以南。红五军奉命阻击敌人，保卫会师。10月22日，董振堂指挥红五军第三十七团、三十九团、四十三团、四十五团轮番上阵，与敌三十七军9个团在通往会宁县的华家岭激战两昼夜，打退了敌军5次冲锋。战斗中，副军长罗南辉及880多名指战员牺牲。最终，红五军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为会师部队北上西进赢得了宝贵时间。

　　浴血河西 壮烈牺牲

　　1936年10月25日，奉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包括第五、第九、第三十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约2.18万人，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宁夏与苏联之间“国际交通线”的任务。

　　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改向新疆方向前进。蒋介石电令西北军阀马步芳部围追“兜剿”西路军。西路军广大将士不怕牺牲、英勇奋战，于12月占领兰州以西的永昌、山丹。此后，红五军作为西路军的开路部队，边打边进，连续击溃阻击的敌军。董振堂还主持建立了骑兵部队，潜心研究骑兵战术战法，以对抗马步芳部骑兵的袭扰。

　　12月31日，红五军攻克甘肃西部的临泽县城。次日凌晨，董振堂留下两个团的兵力驻守临泽，亲率主力部队一举攻占高台县城，守城国民党军1400余人全部投降。此时，中革军委电令西路军主力在沙和堡（今临泽县城）、高台一带集结，准备创建新的根据地。董振堂立即安排部队机关人员发动群众，逮捕地主恶霸，惩治反动县长，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各界人士出钱出力，筹集军需物资。

　　1937年1月12日，马步芳集中5个旅约2.4万人，开始猛攻高台县城，并派出部队钳制临泽地区的西路军主力，切断了高台城与临泽的联系。高台城只有一圈不到两丈高的土城墙，顶部狭窄，无法固守。董振堂动员全体军民填土打垒、泼水结冰，加固城防。在天寒地冻、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董振堂指挥红五军浴血奋战，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连续激战7天7夜，予敌以重大杀伤。

　　20日凌晨，大量敌人冲上城头。因寡不敌众，加之收编的民团叛变，高台县城最终失陷。董振堂在城墙上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余名将士战死，少数重伤被俘。暴虐的敌人将董振堂的头颅割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数天。

　　董振堂牺牲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宝塔山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参加，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为了缅怀董振堂，在甘肃高台县烈士陵园和河北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中建立了董振堂纪念碑亭，徐向前和朱德分别题写了挽词。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代将星，董振堂的精神不朽，其英名将永垂后世！

　　（来源：原文载《百年潮》2025年12期。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执笔：刘帅，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二级主任科员。）